“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松花江上》，勾起了多少沉重的過往，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正是寫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是為白山黑水燃起的抗日烽火而歌唱。歷史是現實的嚮導，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再思“九一八”，是對歷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對現實與未來的冷靜思考，是為了讓歷史照亮未來前行的路。
日寇鐵蹄踏瀋陽 山河破碎國土殤
1931年9月18日夜晚10時20分左右，關東軍所屬獨立守備隊駐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國軍營——瀋陽北大營外六七百米的柳條湖(瀋陽與文官屯之間)鐵路段，點燃了預先安放在鐵軌下的炸藥。隨著一聲爆炸巨響，一段31英寸的鐵軌和幾塊枕木，頓時變成碎片飛到空中。以爆炸聲為信號，各守備隊日軍按計劃分別向瀋陽城中國駐軍發起進攻。23時46分，日本特務花谷正少佐以其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名義，向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誣稱：中國軍隊在瀋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正在衝突中，云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長石原莞爾等人接到電報後，一致認為，此時是日本“訴諸武力，解決滿蒙”的“絕好機會”。當即決定，按預定計劃，迅速將主力集中到瀋陽，先發制人，“懲罰中國軍隊”，佔領東北三省。
由於張學良對日本發動軍事進攻的戰略意圖嚴重誤判，當事變發生後又缺乏有力的指揮，在日軍的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奮起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1931年9月19日晨，關東軍攻佔北大營，佔領瀋陽城，然後向瀋陽以北和東南兩個方向進攻。至9月25日，關東軍侵佔遼寧、吉林兩省大部，佔領了長春、吉林等30餘座城市和12條鐵路。10月3日，關東軍以遼、吉兩省為基地，開始向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方向進攻。黑龍江省代主席兼代軍事總指揮馬占山率當地駐軍頑強抵抗，展開江橋抗戰。激戰至11月18日傷亡慘重，被迫撤退。日軍隨即佔領齊齊哈爾，並攻佔黑龍江省大部。
12月下旬，日軍主力兩個師團、六個混成旅團兵分三路進犯錦州。1932年1月初，日軍奪取錦州。蔣介石下令東北軍一部撤至關內。2月初，哈爾濱失陷。吉林省和黑龍江省政府也不復存在。至此，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三省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淪陷，淪為日本的佔領地，3000萬同胞淪入敵手。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神州群英多義勇 披肝瀝膽譜春秋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推行其“大陸政策”，吞併“滿蒙”，征服“支那”、稱霸亞洲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嚴重侵略步驟。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和肆意挑釁，國民政府一味妥協退讓不抵抗；危難關頭，是中國共產黨率先發出抗日救亡的號召，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和中國人民一道進行殊死抗爭併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獨立自主，依靠民眾。“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蹂躪，不是奮起抗爭，而是訴諸國際聯盟，鼓吹“以公理對強權”，幻想“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國際聯盟儘管不願日本獨佔東北，要求限期撤兵，但它並非為了維護國際正義，而是企圖利益均沾、實行共管，這實際上縱容了日軍侵華行徑。
日本無視國際聯盟“裁決”，一意孤行，乃至退出國際聯盟，為所欲為肆意侵略。國民政府為避免與日本侵略者的衝突，不僅對愛國將士的抗日鬥爭不予支持，對波瀾壯闊的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也極力壓制。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則對愛國將士英勇鬥爭掀起的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等給予了各種形式直接間接的支持和援助，同時還號召支持各界組建了抗日救國聯合會、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團體，組織領導了“一二·九”運動等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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