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71歲的萬愛花是鮮為人知的普通老人；在日本和不少國家及地區，她是名聲赫赫的奇女子：她第一個站出來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二戰”時期在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千千萬萬遭受日本軍人性暴力迫害的中國婦女的代言人。這位忍辱負重半個世紀的中國老人，作為證人曾到日本出席國際聽證會，向聯合國人權聽證委員會及2000多名與會者控訴當年日本軍人慘無人道地實施性摧殘的暴行，引起日本國民的極大震撼。
1999年元旦過後，在一條普通街巷裡。因家中沒暖氣縮在被窩裡禦寒的萬愛花，向記者講述了她悲慘的一生一一
在侵略者蹂躪下呻吟
我4歲那年被人販子從內蒙古賣到山西盂縣羊泉村。買我的那家人姓李，老人的兒子名叫李五小。我成了這家人的童養媳。李五小大我20歲，總愛用一雙兇巴巴的眼睛瞪著我。我很怕他，只要遠遠聽見他進屋的腳步聲就縮在屋角發抖。
我在苦日子裡慢慢長大。我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穿梭於幾個村子之間時常常能感覺到背後那些火辣辣的目光。那時我已經是村裡的婦救會主任、副村長和區委委員，並已有兩年黨齡。我整天帶領姐妹們忙上忙下，在村子裡很有威信。最讓我高興的是，李五小再不提和我結婚一事了。
正想好好過日子，災難突然降臨了。1940年左右，日本鬼子佔領了盂縣，在此後的三年間，他們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在西煙慘案、南社慘案中，兩個小小的村莊竟有74人被殺，許多年輕婦女則被押到炮臺附近的民宅裡遭姦汙。我親眼看見他們把老人和孩子扔進枯井裡，用刺刀扎著嬰兒舉向高高的空中。
1943年6月7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那年我剛滿15歲。
那天黃昏，村裡的狗突然狂吠亂叫，接著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有人在高聲喊：“鬼子掃蕩了，鬼子掃蕩了。”村民們慌忙四處逃散。幾個村民掩護我跑進附近的桃莊村。我躲在一條長滿茅草的地溝裡，不幸被鬼子發現了。他們像拎小雞一樣把我從地溝裡拎上來。我落入了魔掌。
那星斗滿天的夜晚。我被鬼子單獨關進一個窯洞。當晚，幾個鬼子就衝進來對我實施獸行。之後，他們每天都成群結隊地來作踐我。一開始，我還瞪大眼睛盯住他們，心想總有一天要報這個仇。然而幾天後，我已噁心得再也不願看他們了。在我眼裡，他們是一群豬狗不如的畜生。好幾次．我一聽到門響就哇哇嘔吐。我見不到與我同時被抓的幾個姐妹，但常常聽到她們不堪忍受的嚎叫聲。
6月28日，關押我們的維持會突然安靜下來，隔著窗子看去，炮樓上的鬼子兵不見了。我決定趁機逃跑。門從外面上了鎖，窗臺卻有些鬆動，我用力掏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將窗臺弄出一個洞來，逃出了虎口。
夜幕掩蓋了日本鬼子的罪惡，也掩住了我的恥辱。回到李五小家，我一頭栽倒在地，昏迷過去。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睜開眼睛，看見李五小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旱菸。他腳上穿著一雙白孝鞋。“爹呢?”我跳下炕撲到他面前，使勁地搖著他的胳膊。他一把將我推倒在地：“滾!你還有臉回來，你還有臉問爹!”原來養父在我被抓走時受了傷，又聽說我被鬼子糟蹋了，連病帶氣死了。
回到村裡的第二天．一個叫李寄貴的男人來領我一一李五小覺得我是不乾淨的女人，把我賣給了他。
寄貴比我大十幾歲，能理解我。在我最痛苦、最無助的時候，給了我家的感覺。在寄貴的照顧下，我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
8月的一天，剛剛康復的我正在河邊為寄貴洗衣服，西煙據點的日本人和進圭社炮臺的鬼子兩面夾擊包圍了羊泉村。我又一次落人了虎口，又被關押在那個窯洞裡。
鬼子的皮鞭像一把把鋼鋸拉碎了我的衣服，隨後他們蜂擁而上輪姦了我。15歲的我精神幾乎崩潰了。
一個月後，我終於又有了逃跑的機會。那天鬼子全部出動去掃蕩棗園村，偌大的院子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發現鎖著的門可以移動，於是使出全身力氣將門扛起、移開，又一次逃出了日本鬼子的魔爪。
我連夜摸索著跑回寄貴家。寄貴已病倒在炕上，他吃什麼吐什麼，整個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
“你終於逃出來了!是我沒用，保護不了你。”看著下身潰爛、遍體鱗傷、面目全非的我，寄貴幹澀的眼裡滾出兩行清淚。這是世界上惟一與我親近的人了。在我被抓的日子裡，只有他前妻的女兒一一剛滿週歲的孩子在身邊爬來爬去。他前妻也是被鬼子殺害的。我們三人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家庭。我對寄貴說：“你會好起來的，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我們還沒有真正在一起生活呢!”
轉眼到了嚴冬，奇貴已病得虛弱不堪。臘月初八早晨，我起來給他喂藥。突然，院門被幾個日本人踹開，原來村子又一次被包圍了。我第三次成了鬼子的“俘虜”。他們用繩子把我綁起來扔到騾子背上。我掙扎著，哭喊著，踢打著，但沒有一個人能救我。寄貴不顧病體翻身下炕。鬼子一腳踢開他，舉起槍托向他身上砸去。他頓時暈倒在地。騾子馱著我在孩子的哭聲中越走越遠。
還是那個窯洞，還是那群禽獸，我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他們在我身上發洩完獸慾後，又開始對我施刑一一打耳光、壓槓子、坐老虎凳……凡是能想到的刑法都一一在我身上試驗，要我交出共產黨的名單。在這群日本鬼子的殘酷迫害下，我的身體垮了：大腿和肋骨有好幾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原來1.65的身高只剩下1.47米；右耳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嚴重潰爛，喪失了生育能力。
這一次我被關了整整50天。第二年正月二十八，我突然停止了呼吸。日本兵以為我死了，脫光我的衣服，把我赤條條地扔到村邊的河裡。
也許是蒼天要我活過來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作證，一位掃院老人救了我並在我身邊守了一天一夜，我又一次奇蹟般活了下來。我被抬回寄貴的炕上。看著我活著回來，病入膏肓的寄貴吐出一口鮮血，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之後，我開始流浪，與我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女兒和我浪跡天涯。
我告別乾孃離開盂縣，來到太原。那時女兒才4歲。我們在太原租了一所破舊的小房子，我做針線活賺錢維持生計，女兒在旁邊幫我。我們娘倆相依為命。
女兒很懂事，從來不提及關於父親的話題，也從來不問我身體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幾十年來，我封存了所有關於盂縣的記憶，也謝絕了一些願意照顧我生活的男人的好意。我不是不想建立幸福的家，只是我喪失了生育能力，已不可能像正常女人一樣生活了。
出庭作證付出的代價
1992年9月，我收到盂縣張雙兵老師的來信。蒼天有眼，我終於熬到了可以清算血債的這一天。但我萬萬沒有想到，含辛茹苦撫養成人、相依為命幾十年的女兒卻因此離我而去。
1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在日本組織召開一次國際聽證會，日本國會參議院委託盂縣的張雙兵老師尋找在戰爭中受到迫害的婦女到會作證。
收到張雙兵老師來信那天，我一夜沒有閤眼。該不該去呢？半個世紀過去了，很少有人再記得以前的歷史了，烙在我心頭的屈辱也已被時間磨蝕、沖淡了，如果前去作證，無疑是把已經結痂多年的傷疤揭開給人看，就是告訴人們我曾經被日本鬼子……
睡在我身邊的女兒也輾轉反側，直到天快亮的時候，她終於坐起來開口說話了：“媽，你是不是真想到日本去作證?”
“我還沒有決定。”
“媽，那又不是什麼好事，丟人現眼的，別人都不說，你幹嗎要說呢？算了吧!”
“可如果每個人都不說，日本鬼子的惡行不就沒有證人了嗎?”
“媽．你就給我們留點面子吧，我們還年輕，人言可畏啊!”女兒說完，也不聽我解釋，矇頭又睡下了。
我開始猶豫起來一一是該為孩子想想呀!真的就這麼算了嗎?日本鬼子在我身上造的孽，留給我的恥辱常常令我夜不能眠。不，不能就這麼了結！血債一定要償還。日本政府不是隻欠了我一個人的，而是欠了我們整個民族的。他們不是不承認那段歷史嗎？我要讓更多的日本人聽一聽他們的政府曾經在中國犯下怎樣的滔天罪行。
過了兩天，我瞞著女兒回到盂縣，見到了張雙兵老師。在張雙兵老師的幫助下，我與日本國會參議院議員田英富取得了聯繫。
從盂縣回來，女兒把女婿和外孫女都接來了。我一進門，女兒就把小傢伙推到我身邊，怒氣衝衝地對我說：“你這麼老了，我們還得活呀！你看看這孩子，你也不想想，我小的時候是跟著你人不人鬼不鬼地過來的。難道你一定要走這條路嗎？”
女婿給我倒了一杯開水，接過女兒的話頭說：“媽，過去的都過去了，我們知道這些年來你活得很不容易，受了很多苦。現在我們的日子終於好了。幸虧你搬了幾次家，這裡的人們都不知道你的過去。你幹嗎非要自已搞得天翻地覆，讓人都瞧不起你呢?”
“誰瞧不起我？說穿了就是你們瞧不起我。嫌我這當孃的給你們丟人現眼。”
女兒眼圈紅了，撲上來抱著我放聲大哭：“媽，我不是不想讓你出氣，可你也得想想，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誰會理解你呢？”
外孫女已經懂事了，看著我們，她似乎隱隱約約知道點什麼，也一個勁地流淚。我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我知道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就再也不可能為自己伸冤了。我仍堅持去作證。
女兒見我已做出決定，怨恨地看了我一眼奪門而去，女婿拉著孩子也走了。那是我們一家最後一次見面。
幾天後，我去看女兒，她已搬家了，房東遞給我一封信一一女兒臨走時寫的：
媽媽，我不是不想讓您去日本作證，我只是無法承受人們異樣的目光。我知道，是您，在最艱難的日子撫養了我，我雖然不是您的親生女兒，但您把全部的愛給了我。我知道我不該在現在離開您，但是，我也是女人，您一定要把別人不知道的歷史抖出來，您知道人們背後會怎麼說您，怎麼說我們嗎？那就是日本人……我實在不能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我走了，您要自己保重身體啊！
12月，我終於踏上了飛往日本的飛機，沒有人為我送行。冬日的寒風像剪刀，我的思緒剪不斷理還亂。
女兒啊，你在哪兒?
國際聽證會上控訴日軍惡行
日本東京是美麗的城市，聯臺國國際聽證會的主會場就設在這裡。出席聽證會的，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大會組織者外，大部分人是來自荷蘭、菲律賓、韓國、朝鮮以及臺灣等國家與地區的受過日本人性暴力迫害的婦女。
大會召開那天，會場內外雲集了2000多人。
半個世紀前的經歷像電影一樣在我腦海中閃過，我控訴道：50多年前，我才15歲，高1.65米．我被日本侵略者毀了，現在只有1.47米，我的身體裡還有兩根骨頭斷著，當年他們像畜生一樣蹂躪我……
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哭了，一直到開完會，她還站在那裡等我。她握著我的雙手，哽咽著說：“我們過去只知道美國鬼子在日本廣島、長崎扔原子彈，我們恨美國人。聽了你的敘述，我才知道，我們日本人在中國做了那麼多壞事。日本教科書裡沒有那段歷史，我們只知道日本曾進駐支那地區幫助那裡的人民解放，根本沒想到那是侵略。你講的這些，應公開告訴日本國民，讓我們的下一代瞭解那段歷史事實。”旁邊還有很多人紛紛說：日本政府應為侵略其他國家犯下的罪行公開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否則，日本的普通國民在其他國家的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
一個曾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人杉田先生對我說：“實在對不起，雖然當時我只是電話兵，沒有拿屠刀對著你們，沒有殺人，但侵略戰爭我也參加了，我對中國人民有罪。“
這次聽證會開得非常成功。日本的一部分民眾終於聽到了關於歷史的真實的聲音。
在日本，我受到了熱情的款待，結交了很多日本朋友。他們帶我檢查身體，幫我尋醫問藥，讓我明白了，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壞人。
回國後，我得到一部分日本友人的長期資助，日本的民間組織自籌資金為我們聘請了一個律師團，幫助我們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
取證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日本律師團成員幾番來中國尋找當年侵略者的罪證。
侯冬娥和我一樣曾遭侵略者蹂躪。幾十年來，她一直忍辱負重生活在盂縣。1993年——律師團取證之前，她服藥自殺了。為什麼？難道就因為有過那段經歷嗎？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苦苦等待公正的判決
漫長的六年，我獨自一個人承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配合律師取證調查。我相信，總有一天會雨過天晴，離家出走的女兒會回到我的身邊。侯冬娥雖然死了，但還有其他遭受過日軍蹂躪的婦女，她們一定會勇敢地站出來和我一道控訴日軍的罪行。經過多次工作，盂縣的王改荷、楊時珍等九名婦女終於和我走到了一起。
1998年10月，律師團完成了長達350頁的訴狀。30日下午，我們走進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將訴狀呈交法官。訴狀中的被告是日本國政府。這是個人狀告他國政府的案件。我不知道這場官司能不能打贏。
與我同行的還有兩名婦女．一個叫趙潤梅，另一個叫楊秀蓮。1942年日軍掃蕩時，趙潤梅被抓到一個炮臺裡遭強姦、輪姦40多天，導致全身長時間浮腫、不孕。楊秀蓮的母親南二僕於1941年因被村裡維持會選中送給日本鬼子而被日軍長期霸佔，1967年上吊自殺。
走出東京法院，早就等在法院門口的50多名日本各界群眾、旅日華僑一起圍上來，為我們熱烈鼓掌．表示支持。
半個世紀以來，我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啊！作為女人，我渴望有愛人呵護，但日本鬼子把我連同我的夢想毀了。我因骨盆破裂喪失了生育能力，也不能享受男人的溫情。
從日本回來我就病倒了，好心的鄰居把我送進醫院。我知道自己老了，但日本法院說過了年就開庭，我不能死啊，我等著官司打贏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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