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到2011年，我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担任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选片人。相较其它的民间影展，南京的这个影展更注重网罗和选拨独立剧情片。这些剧情片一大半出自青年导演之手，而年轻导演大多自筹资金开始自己的电影创作，拍摄第一、二部影片，参加国内外的大小电影节，如果外界反响良好，他们会坚定地将“导演”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大多数青年导演开始拍摄第三、第四部时，很少能以个人身份来完成一部剧情长片，因为创作的格局、成本的规模都会水涨船高，更何况这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用完了积蓄、借了所有亲友的钱。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影视公司看中这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投资和运作他们的电影项目。
有一个数据称目前的民营影视公司，在北京就已经达到了近1500家，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奔着快钱去的，但大浪淘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做小成本文艺片的公司，业界比较著名的有“天画画天”、“西河星汇”（后者由贾樟柯创办）。这些公司会投拍那些年轻人，多数是为了品牌与声誉。同时为了投资者尽可能地回收成本，导演会努力让他们的作品通过审查，获得“龙标”（因国内的公映许可证上有龙形图案而得此绰号），这样才可能进入市场交易。近十年来，我目睹了这些“龙标文艺片”逐步成长，令人欣喜的作品越来越多。
出品方如果咬一咬牙，大规模发行这类小众文艺片，以目前国内的最低宣发成本是两三百万——包括拷贝制作、硬广告、宣传费、各类物料，是根本无法回收票房的。因为目前国内院线的排片非常现实，对于没有卖点的电影他们一般会象征性地排在观众稀少的早场，连续一两天上座不佳即刻下片。这些电影被媒体称为“半日游”、“一日游”、“三日游”。
所以，这些文艺片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完成之后去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去几十、上百个国家都有可能，运气好的可以卖掉海外版权，或者被“电影频道”收购电视版权，但大部分默默等待被盗版和下载。当然，现在多了一种去路是卖网络版权给视频网站。这种命运发生在年轻导演作品身上，也发生在成熟的、甚至国际知名导演的作品身上。我坐在家里看到这些作品的碟片或是在线视频，就会感到非常惋惜。难道这类电影不应该在电影院里被更多的观众看见吗？这种困惑，随着这类电影越来越多的出现，也越来越强烈。
“在电影院被电视掏空之前，我们是从每周一次的电影中学会了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电影教你如何增加个人魅力，如……即使不下雨，穿雨衣也会更帅气。……最强烈的体验则是完全被银幕征服和感染。你情愿做电影的俘虏。”
——这是苏珊·桑塔格，写于1995年的文字。此后一年，“Internet”（互联网）这个词才广泛流传，从此人们的生活被改变了，电影也被改变了。为了避免进一步被视频网站掏空，电影不得不变成IMAX，变成3D。在银幕数量急剧增长的中国，情形更为严重，电影逐渐成为纯粹消费性的视觉商品。那个“从电影中学会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情愿成了票房的俘虏。这本身并不奇怪，电影作为“文化商品”，自然有其商业属性，但是这个极速成长起来的商业化发行放映体系，自觉地将文化属性较强的“文艺片”隔离在外了。
前面我所说的小众“文艺片”是一个泛泛之称，不算是科学的定义。在发行放映体系成熟合理的欧美国家，这类电影会被在“艺术院线”中放映。在最文艺的法国，“艺术院线联合协会下属成员就超过千家，拥有近2000个放映厅。分布遍及整个法国，不仅在大城市中心，郊区或者乡镇也为数不少”（《艺术院线在法国》，刘敏）。他们的标准叫法是“艺术与实验影院”，法国导演的处女作70％的票房是在这类影院里实现。这是一个适于电影种类多样性的生态，只有在这种生态下，才可能诞生思想和风格独立的杰作和大师，而且也会向商业电影领域输送具有探索性和创造力的导演。
一直以来，一些创作文艺片的导演和影迷，都感叹我们缺乏一条“艺术院线”。而少数在商业院线里上映的艺术电影，由于场次少、时段差，又必然导致票房惨。这实际上导致了商业院线与文艺片出品公司双方的失望。
2013年初，我邀请年轻有为的独立策展人水怪，一起为杭州一家媒体的小影展做策划。他在一年前，曾经联合导演范立欣一同发起过“一城一映”的活动，把纪录片《归途列车》带到各地巡回放映。那次和水怪交流之后，我决心开始做一个“文艺电影推广平台”，把它视为西方“艺术院线”的替代品。方式是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谈影院，与那些有眼光的经营者合作，在每周的某几个场次放映我们看中的、因为发行成本无法面市的优质影片。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去试，这个现况才能被改变。
这个推广项目名为“后窗放映”，名字来源于我在BBS时代的1998年、在“西祠胡同”社区创建的电影论坛“后窗看电影”。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除了我和水怪之外，还有80后的制片人、天画画天的总经理杨城，以及为“后窗看电影”服务15年的现任版主高达。
2013年5月17日，“后窗放映”的首个活动“文艺之春”在南京的最高建筑紫峰大厦六楼的卢米埃影城正式开始，当天放映了三部小成本国产艺术片，而后这些电影得以被小规模持续排映。经过不到半年时间，“后窗放映”的运营团队已经将这个放映项目推进到全国二十余座城市（其中大部分是省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找到一到两家影院，让他们每周排出一个时段来放映这些“文艺片”。也许“后窗放映”出现在此时，不算是一个偶然。2013年，全国电影院平均上座率仅15%，也就是说影院的闲置率很高。这样也让“后窗放映”的运营团队能说服一些有差异营销意识的院线和影院，让放映文艺电影的活动持续展开，实现自己影院品牌向特定人群的推广。
就“后窗放映”2013年放过的15部电影来看，它们多数入围过国际电影节、获得过大小各种奖项。比如：宋方导演的《记忆望着我》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豹奖；李睿珺导演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张侨勇的《千锤百炼》是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它们都无疑具有公认的艺术品质。而在“后窗放映”这个平台启动之前，只有在北京去当代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才能看到。另外，这些片子也只能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等大型活动被排映一两场。中国大陆其它地区的观众几乎不可能在影院的银幕上目睹这些作品。
“后窗放映”在2013年下半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推广活动，除了常规放映、也有导演见面活动、以及小规模影展。我把这半年称为“播种期”，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做文艺电影市场的“基础建设”：与终端影院沟通、通过媒体发声、发掘潜在观众、寻找优质片源。每一项都非常艰难，当然团队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讲南京方言的《记忆望着我》，是宋方导演极具个人艺术气质的电影，这类电影俗称“闷片”，场景是自己家、演员是自己与家人，可以说是一部“频谱很窄”的电影。“后窗放映”的团队在南京本土做了小型的推广，邀请南京地面上的著名作家，以及在文化企业的朋友来看，让大家感受一下文艺又不煽情、克制却极为感人的生活场景。透过逐步扩散口碑，这部电影在南京以每周两场的小规模，连续放映了14周之久。
2013年底，“后窗放映”团队尝试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千锤百炼》推上大银幕，以近乎零成本的宣传费用，进行了小规模的发行推广，最终使影片抵达了70座城市、300家影院。在年末贺岁档中，一部体育题材的纪录片想获得排片量是极其困难的，按照某种惯例，大部分影院毫不犹豫地将它排到一些“无效场次”——早上和深夜。面对同一个市场，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影院的策略。我们不能永远期待别人做出改变，如果改变从自己做起，事情就变得很简单。面对《千锤百炼》的排片，有一位“后窗放映”的观众在微博上说：“好的东西有被分享的权利，用心的东西有被敬畏的权利，明天就去电影院看，不就是起个早床的事么。”
“不就是起个早床的事么”，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后窗放映”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做了起来。前提是，我们对此有足够的真诚。那么通过我们这类观众的分享与接力，就能逐渐构建一个“文艺电影的新生态”。
这半年多，我个人接受了许多媒体采访，他们第一句就都会问我：从15年前“后窗看电影”，到现在“后窗放电影”，这其中有什么想法。15年前，我的想法是基于互联网精神的“分享”：分享资讯、评论、观点，也确实影响过一批影迷；现在做线下活动的精神仍然是“分享”，分享集体观影的经验、分享文艺电影的趣味。我想，总有一类人是渴望在看电影时，期待思想的锐利一角被激荡到、期待内心的柔软之处被触动到的。
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人，属于有“更多情感和品味需求”的观众，并且我相信自己有更多同类，他们应该比我认识的人多、看到的人多，说不定比我想象的人还要多。那么现在“后窗放映”所做的是，筛选出这一群在内心深处对生活和艺术保有温度的人士，并且让他们把电影的“文艺情怀”传播给更多人。
我想重提下面这个老故事：是纪录片导演黄文海说他去日本参加某影展的事。说一天由翻译陪同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貌似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日语也听不懂，就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总会让我感动，在集体的黑暗中，电影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所以让电影回归电影院，是“文艺片”传播中的一个契约。
在卡尔维诺的观众回忆录里有一段美好的描述：“我大白天入场，出场时外面一片漆黑，点上灯的街道延续了银幕上的黑白。黑暗或多或少遮掩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反之也彰显它，因为它突显出我没有活过的那两个小时的流逝：停滞的时间、一段想象的人生，或为了回到几世纪前的奋力一跃中的忘我。”进入电影院，再走出电影院，会让我们发现电影的更多美好。
閱讀更多 三聯新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