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性問題一直是史家漠視口述歷史的主要因素。認為口述歷史是口述者的個人記憶，它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強。英國著名史學理論家阿瑟·馬威克就認為：“不以文字史料為依據的歷史雖然也是歷史，但不是嚴謹的和令人滿意的歷史。” （注：轉引自梁景和、王勝：《關於口述史的思考》，《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5期。）史學家對口述史學的漠視，主要是對口述歷史的可信度持懷疑態度。
影響口述歷史可信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口述者的信仰和人格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張學良口述歷史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上帝那有本賬”，說假話是對上帝的不敬。“我都九十多歲了，我沒有對人不能說的事。我要做這件事，我不能對人講，那我不做。假如說，你指著問哪一件事，那是怎麼回事，我都能說。無論對什麼事情我都可以說，無論是我的私事，男女的問題，什麼問題我都可以說。我自己考量這件事，我不能對人說，我不做，我這個人是這樣的，無事不可對人言。……我從不對人說假話，我頂多不說，我說的話，我自己負責。”他口述歷史“不是為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
當然，他的口述歷史是否真實不能以他自我評價為標尺。不過，是不是“辯冤白謗”，是可以驗證的。
歷史上的名人最重視名，涉及名聲問題是實事求是地說，還是刻意維護，確實是判斷名人口述歷史可信度的試金石。
涉及張學良名聲的問題主要有：“中東路事件”是誰挑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誰下的？西安事變後他被判刑是對是錯？一般學界都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挑釁所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蔣介石下的，“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判刑是蔣介石背信棄義。而張學良說：“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這件事我們做得很不好。”“沒什麼證據，叫人蒐集什麼呀？”
提到“九一八”不抵抗問題，他說：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關於西安事變後被判刑，他說：“那蔣先生也沒說假話，他後來真是不剿共了……所以自己請罪，那麼我應該受死刑，等於叛變了，劫持長官在我們軍隊裡是最厲害的罪，那就是叛變。”
採訪者對判刑不理解，說：“不過，過去歷史上，不是有將功折罪嗎？”
張學良說：“那也不能那麼講，我沒有功啊，沒有去打仗。”“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負責任，我不往這人身上推，也不往那人身上推。”
按學術界普遍的說法去說，顯然對他的名譽是有利的，也不會有人認為他說的是假話，心裡活動，有誰能做出否定的結論？
他的口述歷史已經超越了常人思維，一斑可窺全豹。不護己短，不隱己汙，常人所不能；揭世人不知之短，曬他人不知之汙，糾對己有利成說之誤，只有深具宗教情結者方可做到。他以“上帝那有本賬”自設威懾，使他在回望歷史的同時將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了人生彼岸，這或許是張學良口述歷史價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上他在中國政壇只執政八年，從西安事變直到1990年，大部分時光都是在痛苦的回望、被動的“檢討”中度過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段時光為他晚年的口述歷史做了準備。正因為如此，他的口述歷史比同時代的其他人，包括閻錫山、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更加客觀、真實而有價值。
本文摘自《孤獨百年：張學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1月
《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限量珍藏禮品盒全7卷）將張學良的口述細化了許多歷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豐滿，許多人物更加鮮活；他的口述也填補了一些歷史事件的空白、斷點，糾正了一些訛傳，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歷史真相；張學良的一些“即興點評”，使有些複雜的歷史敘述變得簡單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變得清晰；張學良對其親歷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的眾多歷史人物都有比較冷靜、客觀的認識評價，對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是非功過也都有坦誠的敘述。
張學良口述歷史除了因為張學良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價值之外，他本人敘事風格的個性化也是一大特點。訪談內容真切具體，語言風格率性獨特，方言口語生動自然，講述話題隨性而易，不囿常規。總體而言，個人色彩純粹，較少有其他因素摻雜。同時，也由於張學良的特殊經歷、鮮明的個性、90多歲高齡的記憶性失誤，以及訪談者對受訪者的遷就等原因，口述中也存在內容重複、敘述鬆散零碎等問題和缺憾。
整體上看，張學良口述歷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無論對學術研究，還是有文史愛好的普通讀者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是研究張學良和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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