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蘇格蘭不可知論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被視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雖然現代學者對於休謨的著作研究僅聚焦於其哲學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蘭史》一書在當時成為英格蘭歷史學界的基礎著作長達60至70年。
歷史學家們一般將休謨的哲學歸類為徹底的懷疑主義，但一些人主張自然主義也是休謨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謨的學者經常將其分為那些強調懷疑成分的（例如邏輯實證主義），以及那些強調自然主義成分的人。
休謨的哲學受到經驗主義者約翰·洛克和喬治·貝克萊的深刻影響，也受到一些法國作家的影響，他也吸收了各種英格蘭知識分子如艾薩克·牛頓、法蘭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等人的理論。
以上關於休謨的大概介紹，下面咱們一起看看這位哲學家的人生經歷之一——困難波折的大學求職之路。
一七四四年夏天，時年三十三歲的大衛·休謨迎來了人生中第一個有穩定收入的就業機會——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和聖靈哲學教授席位可能空缺。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這個教席位置上的約翰·普林格爾教授因為個人的原因無法回到愛丁堡，當時負責這個職位的庫茨市長在看到普林格爾教授寫的信後就以為他辭職了。所以，市長決定另覓人選。而作為休謨的忘年交，休謨應該是最為適合的人選。
對於大學的教授職位，休謨自然是有興趣的。一方面因為，大學教授的地位和收入相對體面；另一方面，對於休謨的文學寫作來說，大學的圖書資源也是很吸引人的。此時的休謨小有文名。二十八歲時，他出版了《人性論》。這部著作“死在印刷機”上的命運對他打擊不小。好在他生性樂觀，且頭腦靈活，馬上從哲學轉到小品文的寫作上來。一七四一年，休謨出版了《道德和政治論文集》，其中，《論出版自由》等時政小品文為他贏得了“蘇格蘭的艾迪生”的美譽。不過，休謨決意不做“蘇格蘭的艾迪生”。他寫那些小品文，或是為了努力證明自己作為一個文人也能成功，也能贏得讀者，進而在心底為《人性論》的失敗找一點慰藉。所有這些寫作，在休謨《我的一生》中被視為不成功，但實際上還是為他攢下了不小的文名，也讓他結識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便是休謨心中一直仰慕的大學者——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
哈奇森的學養配得上休謨的仰慕。休謨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時，哈奇森就已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情感之反思》、《美與德兩種觀念的起源探究》、《論激情與感受的本質與表現，以及對道德感的闡明》，這些論文的發表，成為哈奇森贏得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職的有力助攻。在思想脈絡上，哈奇森繼承併發揚了沙夫茨伯裡的道德哲學，認為人具有一種本能的仁愛之心，對霍布斯和曼德維爾的“人性自私論”進行“炮轟”。雖然霍布斯、曼德維爾也注重人類的情感，但哈奇森對人類情感的分析更為系統，他強調人類的“情感”在道德評判和審美批評中的重要作用。在《論激情與感受的本質與表現，以及對道德感的闡明》一文中，哈奇森寫道：“如果不考察感受和激情，不考察感受和激情的變體，不考察隨著心靈對某一對象或事件的善惡的一般構想而產生的心靈行為，那麼，人類各種行為的本質將無法得到充分理解。”因此，當哈奇森讀到《人性論》中相似的論證時，他對這位作者的欣賞之情溢於言表，因為他感覺到這位年輕人似乎是和自己的理論思想是有共鳴的。
在《人性論》第三卷中，休謨指出，真偽由理性發現，善惡由激情感知，道德的判斷和分別源於道德感。休謨甚至直接採用了哈奇森的術語，批判地繼承了他對道德感的闡釋，在反對克拉克、沃勒斯頓等劍橋學派的理性主義時與後者站在了同一戰線。理性主義者將理性看成道德行為的“標準”，凡符合理性的，便是道德，應當贊成，反之則應當反對。
而哈奇森和休謨一樣，他們都認為理性主義者並沒有區分“激發性理性”與“判斷性理性”，恰是人們的激情、情感激發了人們的行為，這些情感在激發性理性之前成為動機。而最終的道德評判才是與判斷性理性有關的，這種理性指人們判斷道德善惡、贊同與否的能力。相比哈奇森，休謨在理性的限度這個問題上更為激進。他提出，“理性是，而且應該是激情的奴隸”。最終，休謨將所有的道德判分都歸因於人類的苦樂情感。“心靈的任何性質，在單純的觀察之下就能給人以快樂的，都被稱為是善的;而凡產生痛苦的每一種性質，也都被人稱為是惡的。”而產生苦樂的四種根源是：對他人有用；對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其中無一來自理性。理性在道德評判中無能為力。單獨的理性不足以產生任何行為，不能制止意志的作用，甚至不能與激情搶奪優先權。由此，休謨降低了理性的作用，抬高了“激情”的位置，在情感主義的道德哲學中走的越來越遠。
出於以上原因，休謨天真的以為哈奇森教授會幫他實現這個願望。有了這份情誼，他認為，哈奇森至少不會成為他職業生涯的反對者。現在，休謨有凱姆斯等老朋友的支持、有哈奇森教授的青睞，還有市長的舉薦，他盲目地認為自己謀求愛丁堡大學教職“根本沒有對手”。但實際上，休謨並不知道前方荊棘遍佈，他既不瞭解政治與學術，也不瞭解敵人與友誼，他更不清楚《人性論》以及他的懷疑主義在其求職生涯中究竟會帶來多少阻力。
隨後就是漫長的等待，這九個月的等待時間帶給休謨的不是高漲的呼聲，反而是眾多強勁的對手。此時，代替普林格爾上課達三年之久的威廉·克萊格霍恩是有權執教的人選。除此之外，哈奇森本人、格拉斯哥大學神學教授的李奇曼，以及威廉·魏肖特都成為候選人。面對如此勁敵，休謨苦惱萬分。他曾寄望於哈奇森的友誼和舉薦，然而庫茨市長透露給他的風聲卻是哈奇森實為敵人而非朋友，因為哈奇森可能認為，執掌該教席的人“有義務調和道德哲學和神學”，而且“每週一都要宣教基督教的真理”，休謨並不適合這一職位。這無異於宣稱休謨“不宜教育青年”。而愛丁堡的牧師會更是極力反對，將休謨當作“異端、自然神論者、懷疑論者”，甚至“無神論者”。愛丁堡大學的校長更是將《人性論》斥為“異端學說”，列出六條“罪證”，如“普遍的懷疑主義”“無神論”“否定上帝”“關於上帝創世的謬論”“否定靈魂的非物質性”“顛覆道德體系”等，而這些被愛丁堡牧師會拿來肆意發揮。為此，休謨匆匆草擬了一封答覆信，即《一封紳士的信》，首次為《人性論》第三篇的道德哲學體系辯護。
但遺憾的是，這次辯護並不成功。在休謨自己的時代以及後來的時代，他一直都被貼著“道德懷疑主義”的標籤。在沙夫茨伯裡和哈奇森那裡，道德懷疑主義的作者以霍布斯和曼德維爾為代表，因為他們都堅持自愛這種激情或者說對私利的關懷是道德學的出發點。這種對人性的主張相當於否認道德評判的“實在性”，因為如果只有一種動機，亦即“自愛”，那就沒有必要做出道德上的判斷和分別，也就沒有“實在的”道德區別了，這無疑是“道德懷疑主義”。
休謨雖然並不認為自己是道德懷疑主義者。在《人性論》第三篇中，他很少討論自愛或者自利。即便是在談論正義這種“人為之德”時，他也只是表示，自私或有限慷慨是社會行為的基礎。在後來改寫的《道德原理探究》中，休謨明確拋棄了這種道德懷疑主義，並突出《人性論》中對“利益”激情的論述：“我們發現個人利益獨立於公眾利益，甚至與之相反，即便有這些分裂，但道德情感仍然延續不斷。而且，凡是在這些截然不同的利益並存的情形下，我們總能發現道德情感明顯增強，發現一種對德的強烈熱愛，和對惡的強烈憎惡，或者，我們恰當地稱之為感激和報復。迫於這些原則，我們必須放棄以自愛秉性來解釋道德情感的理論。”
但問題是，如果道德評判的來源是人們的激情，那麼，道德學便不再是神學的附屬物了。善惡獎罰不再是上帝的權力，而是由人自己決定。這對於宗教神學尤其是由基督教統治的英國來說，無異於異端學說。數年之前，哈奇森和魏肖特校長都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前者在教課時說：“道德善的標準是促進其他人的幸福”，還說人類可以“不知道上帝，並且在知道上帝之前，就能夠知道善與惡”。幸運的是，他們都藉助各種力量成功地捍衛了他們的學說。但休謨就沒有這種好運氣了。他被打敗了。同時被打敗的還有他的舉薦者庫茨市長。實際上，庫茨並沒有自始至終支持休謨，他不斷扶持新的候選者，最後選擇了魏肖特。但後者也沒有勝出。愛丁堡大學的教席最終落到威廉·克萊格霍恩頭上。
休謨後來回憶說：“對於失之交臂的那個教職，我並不是特別感興趣，因為不難預見，這樣的一份教職勢必會讓我束手束腳。”“一種酸葡萄心理”，休謨的傳記作者歐內斯特·莫斯納如此揣度。此次競選教職風波對休謨的另一個重要的影響是促使他“下定決心，絕不答覆任何人”。因為，在十八世紀蘇格蘭的宗教氛圍中，休謨的辯護不僅無濟於事，如果盲目答覆或反駁，反而可能坐實“懷疑主義”“無神論”“否定上帝”等各項指控。
然而，休謨並沒有從愛丁堡大學求職事件中汲取更多的教訓。一七五一年，休謨全然忘了上一次大學求職的慘痛經歷，又去競選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席。對於休謨來說，這次的情形除了經濟狀況比一七四五年好很多之外，其他因素並不見得好。經濟上，一七四五年競選愛丁堡大學教職失敗之後，休謨被舉薦為安南戴爾侯爵的家庭教師，隨後作為軍法官隨軍征戰，後一份工作結束時讓休謨擁有了近一千英鎊的資產。
在文人圈中，應該說，一七五二年《政治論文集》的發表讓休謨在英法兩地聲名遠揚。但在格拉斯哥的競選中，休謨的支持者無法抵擋“公眾”的反對之聲。威廉·卡倫、吉爾伯特·埃利奧特、赫拉克勒斯·林德賽，都是休謨的鐵桿支持者。休謨的好友威廉·穆爾一七五二年還當選為格拉斯哥大學的校長。但一七四五年愛丁堡大學教職的競爭者、格拉斯哥大學的神學教授李奇曼自然是不願意與休謨成為同事的。“大學理事會”的其他成員對休謨態度冷淡。連斯密都表態說：“我當然希望與大衛·休謨而非其他的任何人一道共事，但恐怕公眾並不這麼想。為社會利益計，我不得不顧及公眾的意見。”斯密說的“公眾意見”很大一部分來自牧師群體。這個群體中，雖有極少數溫和派成了休謨的朋友，但大多數極力反對休謨去教導青年。另外，休謨還遭到政界的抵制。當時格拉斯哥大權在握的人物是阿蓋爾公爵，休謨曾贈書“求其好感”，但結果悽然，他遭到了公爵的拒絕和冷淡處置。阿蓋爾公爵曾向其他人表示，“不能將大衛·休謨推舉為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總之，蘇格蘭乃至整個歐洲最偉大的文人，休謨先生，再次無緣大學的教職。
在休謨的哲學生涯中，他註定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這個群體中的“異端”。在休謨有生之年，他發表了《宗教的自然史》《論神蹟》等“挑釁宗教神學”的論文。臨終之際，休謨念念不忘他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央求好友斯密在合適的機會發表。但謹慎的斯密拒絕了這個請求。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人們總是如此謹慎，儘管溫和派主張宗教寬容，但這並不表示像休謨這樣的“懷疑主義者”可以大放厥詞，更不用說讓他站在大學席位上“誤人子弟”了。終其一生，休謨在“教導青年”上都沒有進展，這可能是其懷疑主義的惡果之一。
對於成名之後的休謨來說，或許更適合他的城市不是愛丁堡和格拉斯哥，而是倫敦和巴黎。但休謨最終還是選擇在愛丁堡度過了自己的餘生，這是否說明了他在潛意識裡要與蘇格蘭的神學家們對抗到底？休謨從不承認他的懷疑主義，這或許是為了獲取大學教職而不得不立下的旗幟，但這絕迷惑不了稍有眼力的讀者。如今，如果要從博大精深的休謨思想遺產中選出最重要的一筆，今天的很多哲人們都會一致以為，啟蒙的懷疑主義當之無愧。
正是這位在大學求職路上歷經坎坷和無奈的蘇格蘭哲學家，讓我們真正認識到了什麼是人性和哲學上的懷疑主義。
閱讀更多 哲學詩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