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歷史上，中國在大陸秩序方面太成功了，反倒帶來自己在海洋秩序方面的失敗。所以明清以後，中國必須加入世界秩序，才能擁有新的發展動力。
因為明清以後中國在大陸方面的超級大一統，反倒讓中國歷史走上一種自我鎖死的狀態；自我鎖死狀態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過度膨脹，它使得中國經濟只能在一種低水平均衡上掙扎。
到了此時，中國歷史就走到了又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上。
“一條鞭法”與人口膨脹
先來看看中國人口為何會過度膨脹吧。
這和底層百姓所面臨的財政壓力的變化有著直接關聯，也就是說，底層老百姓交的稅少了。
老百姓財政壓力的變化源自兩個事情，一是明朝後期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改革，再一個是大清入關。
先說“一條鞭法”改革。
明朝初年，中國貨幣短缺，朝廷收稅的時候想收銀子很費勁，市場經濟也不大容易運轉。所以，明太祖規定把老百姓給分成四種戶籍來進行管理：既然收稅費勁，索性就少收點錢，這些錢不夠帝國治理所用，那麼不足的部分就讓老百姓服徭役，以此來解決問題。
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套戶籍制度以及配套的徭役制度，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地方上早就有官員開始改革，讓老百姓交錢把徭役免了，再用這錢去僱人幹活。
到了萬曆九年，也就是1581年，終於由明朝最有名的宰相之一張居正把地方經驗推廣到全國，形成一套全新的財政制度，叫做“一條鞭法”。
張居正
新的制度規定： 各種農業賦稅、雜稅、徭役等等，計算起來太複雜了，徵收成本也太高，把它們給合併起來成為一條，按田畝來折算，統一徵收銀兩。
之所以到了這個時候能夠進行這樣一種財政改革了，很重要的一點是，此時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湧入了中國，大明的貨幣不再短缺，就可以把所有的賦稅全都貨幣化處理。
對於帝國來說，賦稅貨幣化，可以提高徵收效率，也提高帝國的行政效率。
對於老百姓來說，有另外一個好處，“一條鞭法”把徵稅的基礎從“人”改成了“地”；過去甭管你有沒有地，只要是個人就得交稅，現在好了，只要你名下沒有土地，有很多稅就不用交了。
這使得底層百姓的財政壓力大幅下降，老百姓就有能力生養眾多的孩子了。
要知道，底層百姓佔全部人口的比例是最大的，他們能夠生養眾多，這就意味著會大大提高中國人口的規模上限。一個直接的例證就是，以往的朝代，人口極少超過一億，超過一個億就會流民四起天下大亂，王朝崩潰。但是明末的人口達到了將近兩億，才發生流民內亂，而且還是因為這會兒趕上了小冰期的到來。
到了大清，繼承了明朝的這種稅制，並繼續向前推進。
看過電視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皇帝推行一個政策叫做“攤丁入畝”，這就是把張居正的財政政策推向更加深入。所以大清的人口膨脹得更加厲害。
但是，大清人口的膨脹，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滿清入關所帶來的“和平紅利”。
“和平紅利”與“自我鎖死”
“和平紅利”在這是啥意思呢？
明朝的中原百姓要負擔兩支高強度動員的軍隊。大明的軍隊肯定是中原百姓養活的，關外的遊牧者依靠從中原搶來的戰利品維繫統一，事實上也是靠中原百姓養活的。老百姓被迫交各種五花八門的稅，苦不堪言。
到了清朝入關之後，中原百姓只要負擔一支中低強度動員的軍隊就行了，因為關內關外一統了，打的仗也少了。老百姓要交的稅一下子少多了，財政壓力再次大幅下降。
康熙說過“永不加賦”，就是永遠不增稅。他是有資本說這話的，明朝皇上就沒這資本。
這種情況下老百姓更有能力生養眾多了，這就是滿清入關的和平紅利。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大清的人口接連突破了兩億、三億、四億，之後才出現問題，天下大亂。
過去有人解釋說，清朝的人口規模能夠如此大爆炸式地增長，是因為引入了來自美洲的農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等等，能養活的人更多了。
但是一些新的農業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表明，並不是因為大清引入了美洲作物於是人口變多了，相反，是因為人口變多了，官員們不得不想辦法，於是引入了美洲作物，過去把這個因果關係給說反了。
即便是這樣，統計數據表明，到了民國初年，美洲作物的產量還不足中國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十。所以人口爆炸是不能用美洲作物來解釋的，而應該去看到底層百姓面對的財政壓力與人口規模上限之間的關聯。
中國的歷史走到古代末期，是一定會走上類似於大清這樣一種多元帝國的狀態的。即使不是在1644年，不是大清入關，也會是在一個別的什麼年份，由別的什麼遊牧者主導建立的朝代。
因為只有在多元帝國中，作為體系的中國，其中的歷史潛能才充分釋放出來。就是說，它可以把草原、中原、綠洲、高原等等各種自然地理環境中的人群都納入到統一而又多元的帝國當中，帝國的疆界一直擴展到它的有效治理半徑的極限。
所謂有效治理半徑的極限，就是說，帝國統治到那裡，花的錢跟得到的各種收益，達到了均衡，往更遠走就該虧本了。
到了這樣一種階段，帝國會獲得一種和平紅利，中國也會進入人口的大爆炸式增長。
從中原百姓多子多福的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正是人口大爆炸，卻讓中國的經濟陷入了一種自我鎖死的狀態。
美國加州大學有一批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他們給這種狀態起了個名字，翻譯成漢語叫做“內卷化”，咱們來具體解釋下這種狀態。
中國人口增長
中國人口在清朝過度膨脹，導致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啥樣算過剩人口呢？就是說他們沒啥活兒可幹，或者是勞動所得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就算過剩了。
對這些人來說，本來就沒錢賺，任何活兒，你給他一點錢他就肯幹，勞動力成本極為便宜。這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可能內生性地出現了。
因為我這最不缺的就是人，你發明出來一個技術還要幫我省人，這技術對我來說沒用啊。這意味著中國不可能內生性地出現工業革命了，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正是以技術變遷為前提。
古代中國是可以出現依靠工資生活的僱傭勞動的，但是沒有工業革命，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就沒法真地發展起來，那些僱傭勞動仍然是農業經濟汪洋大海當中的點綴。
加入世界秩序，跳出困境
這個情況有些麻煩，因為這些過剩人口，靠農業經濟是吸收不掉的，只有靠工業經濟才能吸收掉。但是，正因為人口的過剩，導致中國無法內生性地進入工業經濟。 超大規模的人口，自己把自己給鎖死在一種低技術水平的狀態上，於是掉到一個陷阱裡出不來了。
這就是“內卷化”。
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很大的問題，既然無法通過工業經濟吸收這些過剩人口，最終會導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亂，就只能通過大規模的內亂，自我屠殺來解決過剩人口問題。
那樣的話，歷史就太悲慘了，我們偉大的文明將因此而黯淡下去。必須跳出這個陷阱，但是依憑自己的舊有資源是做不到了，因為舊有資源只能讓中國困在內卷化的陷阱裡出不來。那該怎麼辦呢？
有個辦法， 既然靠中國自身沒法出現技術變遷，出現不了內生的工業革命，那就從外部傳入新技術唄，這樣就能刺激中國發展起工業，然後就能吸收掉過剩人口了。
這外部世界是誰呢？就是西方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相遇，或者說，通過與西方相遇，而加入到世界秩序當中，已經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內在需求了。
西方的到來當然給中國帶來了戰爭與屈辱。西方征服了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和地區，讓它們淪為殖民地；但是西方卻沒法完全征服中國。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 這樣一種超大規模，使得沒有任何一國能夠完全征服它。
而列強們都是這心理，我吃不著，你也別想吃著，中國就利用了列強的這種矛盾，尋找到夾縫，不僅沒被徹底征服，反倒挺過了屈辱，還發展出解決自己困境的手段。
隨著西方的到來，中國的超大規模又呈現出另外一個效果。
在中國作為一個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過剩人口一定會導致內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加入到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過剩人口反倒有可能會成為中國的巨大競爭優勢，因為比拼勞動力價格誰也比不過中國。
而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在它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無論它是否主動想要做，都會深刻地改變世界秩序。
總結一下，今天講的主要內容是， 明朝末年的稅收改革，以及清朝入關所帶來了的和平紅利，讓中國的人口獲得了大規模成長的機會。
但是，如此超大規模的人口，反倒讓中國沒法內生性地發展出新技術和工業經濟，陷入一種內卷化的困境，只有通過加入世界秩序，才能夠克服這種困境。
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界，就是中國開始努力融入世界秩序的開始。雖然加入世界秩序不僅會讓中國跳出內卷化陷阱，還會讓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獲得競爭優勢，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必須從政治意義上先對自己完成一種現代式的整合。
如果不能完成這種政治整合，加入世界秩序反倒有可能讓中國陷入更大的麻煩；只有完成這種政治整合，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競爭優勢才真地能夠釋放出來。
加入世界秩序的初期，中國陷入更大麻煩。如何克服這種麻煩，如何實現現代式的政治整合，以及在此之後如何把中國的競爭優勢釋放出來，這是中國近代歷史與現代歷史上最核心的問題。下一講，咱們先從加入世界秩序後中國的第一個大事件講起，通過太平天國起義，來看看近代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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