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我的外祖父陶希圣

沈宁:我的外祖父陶希圣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早就开始了。1927年1月,外祖父从上海偷渡到武汉,参加北伐军,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中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庭长,他的委任状是蒋介石签名。虽然那时蒋介石不在武汉,但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武汉分校的教官任命自然由他亲自签署。

北伐失败,外祖父的革命热情大受挫折,之后三四年间,独居上海,远离政治,既不从蒋介石,也未随汪精卫,置身学术,著书立说,掀起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又先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教授和系主任。我想外祖父那一时期所建立的文名,一定很受蒋介石器重,乃至一以终生。自古存帝王之心者,惯通文武之道,亦须网尽天下人材。

芦沟桥一声炮响,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牯岭召开茶话会,约集全中国学者名流,共商抗战救国之战略,外祖父也在应邀赴会之列。我估计,牯岭会议对于外祖父与蒋介石个人之间关系的增进,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牯岭会议之后,蒋介石曾专门找外祖父,两个人私下谈了许久的话。那次会面,外祖父提到了,但从来没有具体透露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想蒋介石肯定是很想将外祖父笼络进他自己的核心圈子。

但是他显然没有成功,外祖父没有成为蒋介石的人。牯岭会议之后,与会的学者名流都聚集到南京,组成国防参议会。随即,上海沦陷,继而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被迫内迁武汉。蒋介石指挥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外祖父在武汉负责艺文研究会,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汪精卫是直接上司。那几年,外祖父跟汪精卫来往密切,却与蒋介石接触不多。

听母亲讲,外祖父对于蒋介石,一直并不完全信任,就算后来在重庆,做了蒋介石的所谓“文胆”,仍对蒋介石存有相当戒心。在重庆,母亲曾问过外祖父,他认为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外祖父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却大讲一通《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很不满其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哲学。说曹操生性奸诈,脑子灵活,计谋很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欢杀人。他要用人,但又对手下人不完全信任,口头上会捧,私下里老有猜疑。

另外一次,外祖父因为一直想找个出国考察机会而不得,心里烦恼,私下对母亲抱怨:你见过中药铺吗?中药铺里总有一个大柜子,安装很多小抽屉。最上面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做官的机会,中间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发财的机会,下面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出国任职的机会。最底层的抽屉,装的全是打杂卖力的工作。我呢,上面几层抽屉都轮不到,只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

母亲曾劝外祖父,干脆辞了重庆政府职务,到昆明西南联大去做教授。外祖父摇头叹气说:我何尝不想,可是几年前,我背离重庆,去了一趟上海,对中国对政府都欠了大债,人家不杀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人家现在要用我,我怎能不尽心尽力做。人家可以不仁,我却不能不义。我只有一辈子做牛做马,以报不杀之恩才是。再说我也没那个本事走脱,如果走得脱,我早走脱了,也去了美国,人家把我抓得死死的。这里是重庆,是中国,不是上海。

外祖父说的那一趟出走上海,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本书已有专文详述。1939年底,汪精卫私自脱离重庆政府,走昆明绕河内转抵上海,与日军秘密谈判,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籍,却没有开除外祖父。很多年间,许多人一直猜疑这个问题,据我想,蒋介石把外祖父与汪组织里的其他人区分开,分别对待,表现出他对外祖父相当了解,也很信任。外祖父后来决然脱离汪组织,冒死潜逃香港,公布日、汪密约,将功折罪,也证明了蒋介石的知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外祖父几经辗转,重返重庆。蒋介石没有因他曾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谈而问罪,反将他安置在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五组中将组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进入蒋介石的政治权力核心。随后外祖母领着一家大小,也从香港逃回重庆,我的母亲又自昆明西南联大转学重庆中央大学。全家经历生死离别之后,终于团聚。可逃难多时,身无分文,刚到重庆,何来粮油下锅。正在愁处,蒋介石派人专程送来一袋白米,暂解一时之需。记得在北京母亲给我讲这段往事时,感叹万分。

外祖父在重庆那段时间,租住的是南岸南方印书馆的房子。清朝两百多年间,湖北黄冈、黄安和麻城三县商家,一直从汉口贩棉花到重庆,又从重庆贩生铁回汉口。往返都以长江运输,用帆船,连年不断,数量很大。因而湖北三县商会上百年来,在重庆长江南岸置下一望几十里的山谷土地。抗战军兴,湖北三县人士,纷纷来此,聚集居住,躲避战乱,经商之外,还开办了储材小学和英才中学。南方印书馆,亦即湖北人产业之一。厂房设在山腰上,大门在山脚下,出入都须步行沿山坡拾级上下。母亲一家住的房子是几间新盖的砖瓦房,房前靠山坡边有个院子,正是夏时8月,外祖母在院子里晒面酱,用瓦罐装了,整整齐齐。下雨天要把瓦罐一个个搬进屋,雨过了又要一个个搬出去。母亲和几个舅舅,只要在家,经常帮外祖母把这些面酱瓦罐搬进搬出。晚上闷热,几个舅舅在院里的水泥地上铺个凉席睡觉。

房子后面,再上一层坡,是两湖同乡的公共墓地,二百多年下来,坟墓很多,难以数清,有的坟墓已经倒塌,无法辨认,有的墓碑已经拆下来铺了路面。刚住到这地方,几个舅舅跑到后面玩耍,见到那片墓地很有些害怕。母亲来到重庆后,第二天去后院看见了,也有些不舒服,觉得外祖父在墓地附近租房子住,不大吉利。外祖父笑笑说:那都是两湖同乡,他们和我们有乡谊,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个照应。怕什么?母亲想想,也笑了。可不是吗?中国人讲究风水,特别注重墓地的风水,总选风水最好的地方修墓地。既然墓地风水最好,为什么不可以住人。

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都觉得墓地没有什么可怕,几个舅舅也便心安理得起来。过了一个月,我的五舅忽然发现,在房后墓地里可以捉到蟋蟀,非常兴奋,每天跑到墓地去找。有一天三舅陪五舅捉蟋蟀,不小心踩塌一处坟坑,掉了进去,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三舅赶紧在墓坑里爬起身,却看到身边土里埋了一枝钢笔,竟然干干净净,亮光闪闪。三舅拾起,跑回家蘸墨水写写,还很好用,便放进自己书包。看来果然是祖辈同乡关照他们,从此舅舅们真的便不再害怕到墓地去玩了。

外祖母是个闲不住的人,到湖北商会去请求,在房子周围借几块地种。商会理事长徐先生见是黄冈陶、万两大世家的人,自然一口答应。于是外祖母在门前左手边圈起一块地种菜养猪,右手一块地圈起来养鸡。打猪草、煮猪食、拌鸡食,都是外祖母一个人忙碌。忙不过来的时候,临时雇个当地钟点工,挖地担水。外祖母也在山坡上一层一层开出菜地,准备第二年春天种下西红柿、辣椒、白菜、萝卜、豆子各种菜蔬。

学校开学了,母亲和舅舅们大大小小都去上学。外祖父照旧每天过江,到委员长侍从室和《中央日报》两地上班,有时晚上来不及过江回家,便住在上清寺。家里白天只有外祖母一人,种菜、养猪、喂鸡、筛米、晒酱,从早忙到晚。家庭终于团聚,生活终于安定,不必躲藏,没有恐惧,人人心满意足。每天下午,舅舅们放学回家,做完功课之后,五舅到后面墓地捉蟋蟀,四舅趴床上抱一本书看,三舅安装他的收音机。星期六晚上,外祖父和母亲都回家来。一家人于是热热闹闹吃晚饭,各人讲学校里的笑话。

三舅说:今天有一个老师念《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是哪个打屁?快点开窗。我们都笑了,有人还以为孟子文章里写了打屁。四舅问:德国,意国和志国在哪儿?地理老师讲,德意志共和国,就是德国,意国和志国。五舅说:好多天,我每天上学找不到我的板凳。昨天跑去找校长说明。校长调查了,是隔壁的屠夫每天早上杀猪,到学校来拿我坐的那条板凳去用,因为我的板凳比别人的宽些,好用。

四舅又问:音乐老师教唱歌,有一句是:希圣一道最好罐头,什么意思?原来那是《抗敌歌》里的一句:同胞们向前走,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四舅把牺牲听成外祖父的名字希圣,又不晓得关头是什么,只知罐头可以吃,便自己拼了一句没人懂的歌词。

在重庆的时候,外祖父工作极忙,除侍从室本职,每星期还要给《中央日报》写三到四篇社论和几篇署名短评。所以他失眠得厉害,每天早上回到家里,必须吃两三粒安眠药才能睡觉。而且左右两肩疼痛,数月不退,终日脸色苍白,感觉身体疲软无力。找侍从室的周纶医生看了好几次,开了药,还需每天注射维他命B1和肝精。周医生连连警告外祖父,如果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患上脑贫血,就有致命危险。

但外祖父无法休息,他实在没有办法,便请假回家,花两三个钟头,从重庆过江回到南岸,还没睡下,就又有电话来,或招去《中央日报》,或招去侍从室,最无法推托的是招去委员长官邸。有一天外祖父实在头疼得没有办法,晋见蒋介石的时候,只好当面直陈自己恶性失眠,轻度脑贫血,请求委员长允许休息一段时间。蒋介石自己从来没有得过什么病,完全体会不到失眠的痛苦,只随便地对外祖父说:你睡不着觉,休息几天就好了,我叫他们给你买药。那个时间重庆有药厂,可以造维他命B1,可肝精却只有进口货,不好买。

讲过几句之后,两人继续谈公务,及至外祖父临走,两个人都没有再提失眠和买药的事。外祖父想,当时抗战紧急,蒋介石日理万机,一个部下失眠买药那等琐事,不过顺嘴讲讲而已,过后自然忘记。外祖父从委座官邸出门下坡,刚到大门口,碰上总统府医务室主任进门上山。他急匆匆地对外祖父说:刚接委座电话,立刻晋见,不知什么事。外祖父朝他笑笑,猜想可能蒋介石真记得讲过的话,他一走就打电话找医务室主任,吩咐给自己买药吧。果然不过隔日,便有总统府医务室的护士,每天过江到家里来给外祖父送药、打针。

蒋介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并且做到国家元首的位置,自然是贯通权谋,心狠手毒,反复无常,大多关于蒋介石的著作,也都翻来覆去地讲述那些方面。可很少有人知道如上述的这些跟外祖父有关的琐碎事情。

外祖父自幼研习儒学,一介书生,虽不懂得如何拍蒋介石马屁,借机升官发财,但对于蒋介石的不杀之恩,心里还是感激涕零的,再得到蒋介石许多细微关怀,更加受宠若惊,自要披肝沥胆,尽忠以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其后数十年,外祖父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勤勤恳恳,为蒋介石书撰讲话文告,兢兢业业,除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理念之外,对蒋介石知恩图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2年,二战发生重大转折,英美俄中的盟国战线开始赢得胜利。英美等国宣布,放弃所有对华特权,并与中国政府签定平等条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50年的革命流血,5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写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战斗的力量,尤其是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

那情况下,蒋介石看到中国抗战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乃决定写一本书,分析战争形式和前途,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国必胜的决心和意志。蒋介石最初希望陈布雷能够代为执笔,但陈先生长年失眠,身心不支,便将写作此书的任务,转到外祖父的肩上。那本书就是后来蒋介石亲自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据外祖父说,书名是取自国父孙中山的话:“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决。”

听母亲说,从1941年10月份开始,整整40多天,外祖父每日早出晚归,经常彻夜不眠,或在桌前默默枯坐,或在院内背手踱步。做事走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外祖父一生写过许多书,何以写那么一本书,会难成如此模样?因为那书是替蒋介石写的,只怕一句话讲不对,丢了全家人性命,古所谓伴君如伴虎,蒋介石对外祖父再好,他也仍然是个狮虎帝王,外祖父这一点理智还是十分清楚的。

那些日子,外祖父每天上午到委员长官邸,晋见蒋介石,先修改前一日所写文字,然后听他讲述下一段文章的意旨。回上清寺侍从室后,外祖父便伏案写作,按蒋介石当日命意,书成文字,同时为照应前后文章,连贯一气,不出矛盾,自然还需再改写前面段落。草毕,交助手用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抄好,第二天上午送蒋介石过目圈改。如此这番,每章每节,字字句句,都修来改去七八次乃至十余次之多,方才定稿。外祖父后来几次说,他自己用黑墨书写,蒋介石以红墨修改,文稿修改到最后,已经见不到一个黑字,全篇红墨。他把那些蒋介石亲自增删修改的红墨稿页,全数保存以备查。

然后校订,排印样书200册,精装烫金面,分送党政要员读阅,签注意见。过了元旦,外祖父和侍从室收到百余份意见书,集中整理,上报蒋介石,大多建议均被采纳。

在那段时间里,也闹出过一个小乱子。本来发样书时,外祖父专门通知,读阅样书乃属党政要员之间的内部事情,一律不得外泄。不料张治中作演讲,一时兴起,便提到蒋介石这本书,还讲了其中一些内容。蒋介石晓得了,大为光火,下令道:快把张治中那本书要回,不给他看。萧秘书连忙召了外祖父去查对,有没有通知到张治中不准对外讲这本书,外祖父自然是有案可查的,所以怪罪不到外祖父头上。

3月份,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式付印,纸张印刷都求全国最好,价钱也最便宜,以便中国人人都能买一本。外祖父的估计是国内赔,国外赚。那本书在写作时,已同期翻译出英文,中文出版时,也送美国出版英文版,可以收外文版税,以补国内的亏损。

蒋介石行武出身,众所周知,忽然有著述出版,自然许多人生疑,认为书是陶希圣写的,蒋介石署名而已,重庆城里沸沸扬扬,到处都在责骂外祖父。过了一个月,蒋介石找外祖父一道吃午饭,听外祖父汇报外界对书的评论。听完以后,付之一笑,说:我写了一本书,若没有强烈反响,那是失败。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外祖父才算完全放心,从那以后随人怎么说,反正蒋介石不在意,此事终于可以正式完结。

此书从1943年3月出版之后,仅普及本1个月内便印刷了300版次,以每版5000册计算,30天内发行15万册之多,再加精装本,可谓奇迹。战争期间,这样一本书,能有如此之巨的销量,足见其当时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三年后,1945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据说曾当众举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显然并没有因为《中国之命运》里坚决反共的内容,而全盘否认蒋当时的核心作用。

抗战胜利,我的父母亲先回上海结婚,外祖父专门从重庆飞到上海参加婚礼。自然是因为外祖父的关系,婚礼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十分隆重。由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证婚,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悆做女方介绍人,文化名人刘尊棋做男方介绍人。外祖父特别记得,蒋介石平素不大为喜庆场合题字,那次居然也专门派人给我父母的婚礼送来亲笔条幅一件。我问过父亲此事,他始终不记得看到过那幅字。当时婚礼盛大,送礼极多,两人也被折腾得昏头胀脑,记不得多少细节了。我想,外祖父是个从政者,并且是蒋介石的亲信文胆,对于蒋介石送来的字幅,必定极为注意,不会记错,或许为防丢失损坏,当时收到之后,外祖父便立刻暗自收藏起来,也未可知,此事现在是无法查证的了。

但蒋介石因为外祖父的关系,对母亲有过特殊的关怀,却是千真万确。母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所以至今记得清清楚楚。1949年初夏,解放军攻克南京,兵临上海城下。蒋介石决定撤退,带了一班亲信,登江静轮出海,外祖父也在其中。母亲那时还留在上海,外祖父无法放心。军舰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外祖父终于忍不住,向蒋介石讲出了自己的心事。蒋介石听完,立刻下令在吴淞口抛锚停舰,叫外祖父拍发一封电报给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命他们立刻派员到狄斯威路我家,接母亲赶往十六铺码头,并即刻由警备区快艇送到吴淞口,登江静轮会合,跟外祖父一道出海避险。

母亲说,上海警备区的军警确实到了,她也亲手接到外祖父从江静轮拍发的电报,但因为她已经下决心陪伴父亲留在上海,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所以坚持没有跟随军警赶去十六铺码头。上海警备区一定发了电报到江静轮,向蒋介石和外祖父报告这个结果。外祖父无奈,只好自己随同国民党离开大陆。

我和弟妹都到了美国之后,1988年外祖父曾以90高龄,专门坐飞机到美国了一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拜见他老人家。外祖父离开上海时,我才一岁多,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弟弟和妹妹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从来没见过外祖父,却因海外关系而受了十几年罪。

那几天里,我们日日同外祖父一起生活,听他讲了许多往事,亲情让我明白,为什么母亲与他分别30年,会日夜地思念着他。而外祖父谈过的许多话中,有一次非常令我震动,清晰地记在我脑海里。他说:国民党固守台湾几十年,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中国的完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不能让外国人拿了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几十年间,只要大陆和台湾真的发生殊死战争,那么谁都赢不了,获利的是美国,或者日本,他们会把台湾拿走,做他们的殖民地。日本人对中国领土总是虎视眈眈,毫不足奇,他们曾经霸占过台湾50年。

外祖父这么解说国民党守台数十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也是蒋介石的思想。蒋介石执政时期,当然有许多失误,但蒋介石是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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