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出身的政客陶希圣
1927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持续数年的论争。陶希圣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位要角，他的著作行销一时，甚至波及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
陶希圣名汇曾，湖北黄冈人。曾在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就读，1918年转北大法科。1922年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等职。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9～1935年主编《食货》半月刊。
在当时影响巨大的《食货》杂志
193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随汪出走河内。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算是及时转向，差一点当了千古罪人。同年在九龙创办国际通讯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侍从秘书 ，起草《中国之命运》 ，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1949年去台湾，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去世。著有《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论道集》、《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等。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之说。
陶一生复杂坎坷，他曾在《八十自序》中评价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及至九十高寿时，在给其三子陶恒生的一封信中又说：“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陶希圣的后人写的回忆著作
1928年春上，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见识，助长了他的文笔的毫芒”。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回上海卖文为生。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与此同时，陶希圣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讲述中国文化史，每星期二小时；又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兼课。这一时期，他的文稿大都收录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另有一些小册子，如《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均以每千字五元的稿费卖给其它书店。
陶希圣常穿一件古铜色长袍，烟瘾甚大，双袖龙钟，尽是烧痕。妻子万冰如也说：“希圣衣服陈旧，又不喜欢理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熟人，两眼看他一下，冲口而出，问他，你怎么搞得这样，陶希圣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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