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升遷不能靠“上頭有人”
——從古代官場政治生態說開去①
清雍乾年間，有個曾提督湖南學政的官員阮學浩，寫過一首形容當時官場新年拜客的詩：
爭門投刺亂如煙，轣轆衝風亦可憐。
觸眼但逢騎馬客，縱懷須待聽鶯天。
久知扃戶饒清福，頗愛燒香作靜緣。
硯席塵封爐火冷，誰教疲絕短檠邊。
說的是逢年過節，北京城裡官員競相奔走、投帖拜客的情狀。很多人為了節約時間多拜客，只在門房簿子上登個名字就走了，也即詩稱的“爭門投刺”；更有甚者“帖到人不到”，派個隨從坐在轎子裡代替自己到處投帖。
這種拉關係、搞攀附的官場生態，在中國古代可以說是屢見不鮮。由於封建官場，升遷快慢、官位高低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一般讀書人經由科舉等途徑進入官場後，削尖腦袋想的就是如何升遷的“終南捷徑”。於是乎，拉關係、攀大樹，以尋求“上頭有人”就應運而生了。
照理來說，在拉關係的問題上，文人官員因自命不凡，應該是不屑、不願為的事，但事實上很多有識之人不僅坦然接受，而且欣然為之。有唐宋八大家之首美譽的韓愈就曾說，“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在他看來，寒士“跑官要官”與達官“聚才揚名”是一拍即合、互利雙贏的事情。歷史上，不少功成業就的官員，升遷辦事往往也離不開“上頭有人”。比如，明代戚繼光與俞大猷，都是抗倭名將，但一個圓融會打點，一個耿直不入俗，結果戚繼光先後得到了胡宗憲、張居正的支持，而俞大猷則屢次被罷官乃至下獄，兩人事功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可見，拉關係、“架天線”乃封建官場的慣例，有志之士若不諳於此，也難以一展胸中抱負。此中，深刻折射出了封建官場政治生態的庸俗與惡劣。
那麼，古人又是如何拉關係、搞攀附、“架天線”的呢？有雅的、不顯山露水的，主要是憑才學，拿辭賦文章或政策建議上門“拉關係”。像唐代士子在參加進士考試前，就時興“行卷”，把自己的詩篇呈給達官貴客，以希求其宣揚或推介於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詩人朱慶餘這類事就沒少做，平日裡經常向達官張籍行卷，因此也得到他的賞識，但臨到要考試了，又擔心自己落選，再而呈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北宋宰相張士遜曾經仕途不順，年近50還在低級官職上徘徊。後來，他拿著自己的文章去拜謁翰林學士楊億，最開始一連3天登門都沒有碰到，門房也不通報，但他站在門口就是不走。有次，楊億偶然從窗戶的縫隙裡看到氣度非凡的張士遜，就接見了他，相談後大為賞識，不久就舉薦張士遜為監察御史。
這是拉關係比較含蓄、文雅的。當然，也有很直接、大張旗鼓“拉關係”的。這就是千方百計鑽營“人際關係”，同鄉、同門、同宗、同年等都可利用，“拜門”“拜把子”“拜乾親”“結姻親”等都可運用，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據記載，清朝乾隆時，有一位姓汪的翰林為得到肥缺，讓夫人先拜相國於敏中的小老婆做乾孃，每天到其府第請安問好；于敏中勢衰後，又讓夫人拜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梁詩正做乾爹，並令其殷勤侍奉，冬天梁相國上早朝前，乾女兒都要把相國上朝佩戴的朝珠放在胸前焐熱，再親自給他掛上。為此，紀曉嵐專門寫了一首諷詩：
昔曾相府拜乾孃，新拜乾爹又姓梁。
赫奕門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
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
百八牟尼親手掛，朝歸猶帶乳花香。
不獨有偶。湖南人胡林翼擔任湖北巡撫期間，為和湖廣總督官文搞好關係，特意讓母親將正受官文寵幸、但出身不好的小妾認作乾女兒，既解決了這名寵妾的身份問題，又名正言順和官文當起了姻兄弟，更重要的是消減了工作上的鉗制。
由是觀之，在封建官場中，“關係”不僅事關個人升遷，某種意義上還是衙門運作的潤滑劑。上頭沒人、關係不硬，辦起事情來難免磕磕碰碰，要想升官更是難上加難了。浸染於這種環境之下，其官場文化、官場生態只能是庸俗功利的，最終導致的結果無異於“劣幣驅逐良幣”、無異於吏治敗壞。
有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態。古代幹部升遷熱衷於拉關係、架“天線”，是封建官場政治文化發酵出來的一顆“毒瘤”，給當時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態帶來致命性影響。回到現實，構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仍需要從政治文化上正本清源，讓諸如關係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沒有用武之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
幹部升遷靠“上頭有人”，是一種可怕的負能量。打破這種“關係學”，既需要每一個幹部講官德、修私德，也需要組織部門從制度機制上作出回答。
▼
浮浮沉沉 淡然處之
▼
觀
潮
的螃蟹
閱讀更多 紅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