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有四大米市聞名全國，幾乎掌管著全國各地百姓的“口糧”。它們分別是無錫、長沙、九江、蕪湖。
蕪湖歷史悠久，自唐宋時期即有興建糧倉、屯糧轉運的記載。明中葉以後，蕪湖逐漸成為長江下游地區的重要商埠，皖中皖南所產的稻米也多在此集散，成為“舟車輻輳,百貨興聚”的沿江重鎮。
而蕪湖能成為聞名海內的“四大米市”之一，離不開人為的因素，其中就與清朝末年的一個重要任務李鴻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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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後，蕪湖被闢為通商口岸。1877年，李鴻章奏請清政府，將鎮江七浩口的米市遷至蕪湖，這對蕪湖米市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李鴻章還授意當時駐蕪湖道員張蔭恆，去鎮江勸說米商遷蕪。
張蔭恆是廣東南海人，他利用同鄉關係與廣幫、潮幫米商會面，並許諾如若先行遷蕪，將享有各種優惠條件。在張蔭恆的勸說下，廣潮幫米商率先遷來蕪湖。煙（臺）、寧（波）兩幫米商也緊步後塵，接踵而至。
《江廣米行重建會所碑記》中曾記載：遜清光緒八年，李文忠公請准將米糧市場由鎮江七浩口移植於此。至清光緒八年（1882年），蕪湖米市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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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湖米市素有“南宣北合”之稱，源源不斷的稻米，由南北運河運至蕪湖，極大帶動了蕪湖的內河運輸業。與此同時，各行各業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1927年以後，蕪湖米市便江河日下，景象全非了。
1927年以後，安徽各處天災不斷，糧食收成銳減；外國米糧的大量進口、鐵路交通逐漸便利等多重原因，導致蕪湖米市快速萎縮。
1937年12月，蕪湖為日軍佔領，米市稻米全數為日軍沒收，隨之而來的汪偽漢奸又助紂為虐，充當日本洋行買辦，強行蒐購“限價”稻米，許多米商叫苦不迭，對原本就萎靡不振的蕪湖米市造成了又一次沉重的打擊。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員的腐敗使米市雪上加霜。他們和當地軍、政、財界人物沆瀣一氣，官商一體，在蕪湖開設米號、米行、礱坊、堆棧等，多達300多家，蒐購稻米，囤積居奇。
1948年的“八一九限價”，更給米業帶來深重的災難，米商限價售出的糧食嚴重蝕本，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壓的米市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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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至1949年間，蕪湖米市業務蕭條，市面冷清，米行凋敝，多數職工被解僱，不少米商改從他業，另謀生路。幾年間，稻米出口從未突破200萬石，遠不及鼎盛時期的四分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蕪湖米市曾起過積極的作用。1953年下半年，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後，米市也因之不復存在。
1984年7月20日，蕪湖米市重新開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蕪湖米市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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