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滿足的豬
很多人都會關心這麼一個問題：在這個人人都在忙著刷微博、看脫口秀、追肥皂劇的時代，我們依然需要《哈姆雷特》嗎？
我認為，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我們反而更加需要莎士比亞、博物館、圖書館與詩歌。如果將所有時間用於娛樂，我們將會忘記發展自我，甚至於無法發展作為人類所應具備的、更為高級的能力。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認為：“一個出於習俗而做事的人，並沒有做出任何選擇。他也沒有鍛鍊自己的辨別能力，沒有追求最好。心智和道德與肌肉的力量一樣，只有通過使用才能得到提高。”脫口秀、肥皂劇當然會更容易讓我們享受愉悅、獲得滿足。但，如同密爾所說，容易滿足並不是什麼好品質：“做一個得不到滿足的人要好過做一頭滿足的豬。”
娛樂電影解構了我們曾經相信的諸多英雄與神話信仰，我也並不認為我們活在一個一切皆被解構的世界中。我們只是被分成了幾個部分，一部分生活在被解構的世界中，我們不相信任何事，我們丟失了信仰與意義；而另一部分的自我，卻並不願放棄信仰，以及對更高級意義的追尋。
因為我們感知到，如果缺失了對於意義的分享與追尋，以及對於信仰的確信，我們無法擁有一個好的社會，和一個好的生活。注：上文的“我”指的是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Sandel），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註冊人數最多的公開課“公正”主講，擅長將課堂變為蘇格拉底的辯論場。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Sandel）
21歲時，桑德爾報道了尼克松彈劾案的聽證過程，差點成為一名政治記者。22歲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拿著獎學金去牛津大學讀研後，對政治哲學的興趣一發不可收，一口氣讀到博士，並以批判羅爾斯和康德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論文《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炮而紅——這也成為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82年。
之後，他陸續出版了《正義讀本》、《公正：該如何做是好？》、《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等九本書——在思辨著作不太受歡迎的中國出版市場，他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也能賣成暢銷書。
這個時代，在我們體內，這兩股控制力量一直在搏鬥。而挑戰就在於，在跋涉於能夠將人淹沒的娛樂與信息之海的同時，你要找到一條道路，通向更高級的意義、價值與信仰，將你的生命變得豐富，並有能力建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一個惡性循環
一個更好的社會需要公正。而要看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們所看重的物品——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公共職務與榮譽，等等。一個公正的社會以正當的方式分配這些物品，它給予每個人以應得的東西。如果社會中存在腐敗，以及那些徒有大量特權卻不做貢獻的群體，他們的付出與得到不成比例，那麼這種社會體系將會被認為是對公正的不敬。
名氣、名人，這些由現代傳媒製造出的傳播式存在，也會成為社會不公正的一個方面。一個教師所做出的貢獻、工作的強度，並不遜於一個脫口秀主持人，甚至他對於社會所構成的價值還會高於許多名人，但他所獲得的酬勞卻與名人天差地別。我有時也喜歡看脫口秀，脫口秀是沒有錯的，是社會分配的比例出現了問題。
這種社會分配比例造就了這樣一個問題：有許多人不惜一切代價去獲取聲名，甚或於沒有底線。而有些時候，我們享受這樣沒底線的結果——我們喜歡在傳媒上看到這樣的人物與事件。這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我們接受了更多低俗的表演，而對於名氣的需求又讓我們更加浮躁。我們接受了名氣所帶來的不公，接受了追名逐利者的一切行為，因為名氣指向了某種意義上的成功。
為何我們會嚮往那些可能以出醜或愚蠢而獲得名利的“名人”？因為我們缺少對於意義的追尋。
我們對著電視上的淺薄娛樂節目傻笑，是因為我們想要獲得愉悅。密爾也承認，“有時候在誘惑的影響下，即使是我們當中最好的人，也會選擇低級快樂而推遲高級快樂。每個人偶爾都會抵擋不住成為電視迷的衝動。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知道倫勃朗和那些重複播放的節目之間的區別。我們之所以將《哈姆雷特》看做是偉大的藝術，因為它運用了我們的最高級的能力，並使我們成為一個更加完備的人。”
一個功利社會
一個更加完備的人，遵循的是源自內心的法則。康德曾這樣推理：當我們像動物一樣追求快樂或避免痛苦時，我們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地行動，而是作為慾望和渴求的奴隸而行動。 根據康德的思想，自由地行動就是自律地行動，自律地行動就是根據我給自己所立的法則而行動——而不是聽從於本性或社會傳統的指令。
我並不認為康德的這種推理全部正確。我並不認為完全自由的行動，就是要擯棄一切來自於社會的規則與傳統。要全面地認識自己，我們需要把自己放在社會關係中，我們的家庭、故鄉，以及過去。儘管我們也會對父母，對故鄉產生不認同感，但這也正是獨立道德體系形成的一個挑戰：我們不能夠完全無視社會關係，但也不能成為它的囚徒。
在一個功利主義社會中，當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按照社會規則，而非自我法則行事時，人們會深陷於消費主義與實用主義之中。
如同肯尼迪在1968年3月18日發表的演講：“目前我們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8000億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氣汙染和香菸廣告，包括對紅木的毀壞和在動亂中損失的那些自然奇蹟……它還包括那些為了向我們的孩子銷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電視節目。”
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並沒有考慮到孩子的健康，以及他們的教育質量或他們玩耍的樂趣；它也不包含詩歌之美和我們婚姻的力量、公共爭論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員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們的敏銳，也不衡量我們的勇氣；既不衡量我們的智慧，也不衡量我們的學識；既不衡量我們的憐憫之情，也不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忠誠。簡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義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
我們不能將人當做物來對待，而應更珍惜人之所以為人所具備的那些能力——如康德所認為的，“自尊和尊重他人源自於一個相同的原則。公正要求我們支持所有人的人權，無論他們生活在哪裡以及我們與他們有多熟悉；僅僅因為他們是人類，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 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對於人類尊嚴的定義也會有所不同。但我認為，人類尊嚴的重點在於，人被當做人對待。
一個問題
父母更應該去了解的並不僅僅是他們身處的社會需要什麼人才，而應是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要怎樣才能夠獲得最為適合他自身的幸福。
在一個具備人類尊嚴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發現自己所擁有的天賦與才能。這就要求教育不能僅僅只是機械教育，填鴨式的教學不能使學習者找到更完備的自我。教育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知識，知識的目的也在於使人能夠感知，並使用到人之所以為人所具備的能力，使自己成為更加完備的人。教育應將學生完全置於文學、詩歌、歷史、科學之中，讓他們在其中思考，在思考中發現自己，並教給他們探索更高目標的能力。對於更高級藝術形式的理解與欣賞，是機械式教育所不能教會的。
不同的社會時期，所看重的人的才能各有不同。如同我在《公正》中所寫：在中世紀時期的塔斯卡尼，人們對壁畫師極為看重，而在21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人們對電腦程序設計師極為看重，如此等等。人的各種技能的收穫好壞，取決於這個社會恰好想要什麼。什麼算作貢獻，這取決於一個特定社會所恰好看重的各種才能。這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根據社會需要，來選擇自己通過教育所能夠具有的才能？我聽到在中國，有很多父母會為子女選擇專業，以確保他們會有一個好的未來。但我認為，父母更應該去了解的並不僅僅是他們身處的社會，而應是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要怎樣才能夠獲得最為適合他自身的幸福。
現在這個時代，或許比起文學、哲學，科技更能夠主導社會的走向，社會更需要人們具有科技方面的才能。有一種觀點認為，科技的本意是將人類從勞作中解放出來，但現在看來，科技並沒有帶給我們自由。我並不會將解放人類的重任放在科技身上——科技本身並不會帶給我們自由，它們只是工具，為了讓我們有能力追尋更高級的目標。科技並不具備引領你的作用，真正能夠映照出自由以及生存的更高意義的，依然是人類自身。
而這個社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是正好擁有了他所在社會所需要擁有的才能。“成功者”所需要知道的是，他所獲得的財富、聲名、好生活，除了源自於他的貢獻與付出，“運氣”與“時勢”也是成功的助手。而對於在同一個社會中，同樣做出了貢獻與付出，但卻並沒有那麼幸運的群體，這些成功者需要對那些落後者負起他們應有的責任——如同羅爾斯所說：“沒有人應得更好的天賦，在社會中佔據一個更優勢的位置。”
一個現實
民主依然是件好事。中產階級的擴大不僅僅意味著財富的均衡，他們也獲得了通向更高級藝術形式的途徑——而這也曾經是隻屬於特權階級的東西。
雖然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現今的民主造就了消費社會，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想要的東西。但在我看來，民主依然是件好事。中產階級的擴大不僅僅意味著財富的均衡，他們也獲得了通向更高級藝術形式的途徑——而這也曾經是隻屬於特權階級的東西。民主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它並不意味著一切：在獲得更加公正的社會分配的同時，我們還要當心，不被無處不在的消費主義所分心。
然而，在這個平等意識日益崛起、市場化無所不在的時代，我們卻發現這樣一個現實：富足階層與普通階層的生活被完完全全地分開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去看棒球比賽，最貴的座位是3.5美元，最便宜的是1美元。CEO們跟郵遞員們坐在一塊，所有人都要在一塊排隊上廁所，所有人拿的都是一樣的熱狗和啤酒。如果下雨，所有人都成了落湯雞。而現在的球場裡，CEO們集中在擁有多種特權的“空中包廂”，俯視“芸芸眾生”——在現在這個民主時代裡，你發現，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排隊上廁所。當雨滴降落，不是所有人都會變成落湯雞。
我們生活、工作、購物、娛樂在完全不同的場合。我們的孩子也在完全不同的學校。你可以把它叫做“空中包廂”式的美國生活——它並不適於民主，也並不是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民主並不需要無限度的平等，但民主需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能有讓所有公民共享的地方。來自於不同背景、擁有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遇到彼此、討論話題、碰撞觀點——這讓我們看到彼此的不同，相互探討、互相妥協與容忍，這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並有意識地去關心公眾利益——只為讓我們共同擁有的社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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