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國均有自己的官方史書，《孟子·離婁》說：“《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這裡的《春秋》，《乘》、《乘》都是史書的名字，其中“春秋”這個名字運用最廣泛。可是在秦朝焚書坑儒之後，這些史書大部分都消亡了，只有魯國的《春秋》得到了保留，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破壞。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在汲郡的戰國時魏襄王墓發現了了一本史書，凡十二篇，皆漆書蝌蚪字，敘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為止。人們將之稱之為《竹書記年》或者《汲冢書》，這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對於研究先秦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和傳統的史料《史記》和《尚書》相比，《竹書記年》記載的上古歷史更加真實，並且有比較完整的時間紀年，如古本《竹書記年》為我們提供了夏商周三代的時間積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竹書記年》還能糾正《史記》中的錯誤之處。在夏後啟繼位問題上，史記記載為：“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帶有明顯的儒家支持的禪讓制色彩，然而《竹書記年》記載為：“益幹啟位，啟殺之”。簡單明瞭地說出了夏後啟和益之間的權力鬥爭。另外《史記》並沒有明確指出夏朝的首都在哪裡，而《竹書記年》卻記載很明確：“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關於夏朝的滅亡，《竹書記年》也提供了更多信息。夏商有矛盾，《竹書記年》記載了伊尹到夏朝當間諜的事情：“後桀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關於夏桀的暴政，竹書記年寫道：“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鳴條之戰後，夏朝滅亡，《尚書》和《史記》都認為夏桀被商湯流放，實際上古代的“放”是驅逐。《竹書記年》記載：“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
商朝部分，商湯死後，《史記》記載了太甲和伊尹之間的事情為：“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記》把一場政治鬥爭粉飾得十分和平。但是《竹書記年》卻把儒家的這種粉飾打得粉碎：“……仲壬崩，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竹書記年》記載為伊尹和太甲爭鬥王位而相互殘殺。
周朝方面，《史記》記載比較大的錯誤是“共和”。《史記》記載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竹書記年》則記載為：“共伯和幹王位”。也就是真實情況不是召公、周公執政，而是共伯干政，將厲王流放。這裡的共和不是共同治理，而是共伯執政的意思。另外，《竹書》記載的“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也就是發生了一次日食，成為推算周朝王表積年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關於東周部分，《竹書》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出現過“二王並立”。西周滅亡後，申侯、魯侯與許文公擁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為周平王，與此同時，虢公翰也在地擁立王子姬餘為王，稱攜王。周王室出現了“二王並立”的局面。公元前750年，晉文侯幫助周平王攻殺周攜王。這段歷史，《史記》沒有記載，而《竹書記年》記載了。
除了這些明顯的不同，《竹書紀年》在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記載，很多都有和《史記》有出入，根據地下文物的不斷出土，多次證明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史記》記載的十分詳細，但是《史記》也大規模摘抄於《尚書》《左傳》《戰國策》，因此其中的錯誤在所難免。
《竹書紀年》出現後，於是引發了轟動，晉朝的許多史地學著作都是大規模藉助《竹書》的資料才出現，例如馬貞的《史記索隱》、十三經裡的《左傳正義》、酈道元注《水經》、郭璞注《山海經》等等。特別是《水經注》，裡面記載的古代地名十分準確，例如清楚地記載了殷墟和夏墟的地點，後來的殷墟和夏墟的發現也證明了《水經注》的精確。
不過《竹書紀年》也有今本和古本的區別。古本《竹書紀年》在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亡佚。後來朱右曾把引用了《竹書紀年》的句子從茫茫書海中一句一句摘出來，寫成了《汲冢紀年存真》。王國維在此基礎之上，寫成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成為研究古本《竹書紀年》的基礎書籍。關於今本《竹書》，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是偽書。但是也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至少比《尚書》要真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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