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電視劇中載灃的這句話，幾乎成了諷刺所有不願進步，固步自封的常用表情包。客觀來講，攝政王載灃主持的清末新政是有一定成績的，法制、財政、教育、軍事、實業各方各面都有所推進，現在網上許多人也認識到了這點，但大概是以前被黑的過頭了，現今又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竟出現了大清活下去中國會更好的言論，本文就說說載灃是怎麼把大清玩兒完，大清的死更是應當的。
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
清末立憲的熱潮和日俄戰爭有直接關係，當時的世界充斥著種族主義，白種人相對於黃種人擁有人種優勢的言論甚囂塵上。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立憲維新成功的日本竟然打敗了老牌帝國沙俄，這無疑給了整個清朝的立憲派打了一劑強心劑，而清廷對此也是相當重視。
說起清末的立憲，其實很有中國特色，各國實行立憲均為自下而上，而大清則是自上而下，由清廷主動實施的立憲運動。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主要是為了救亡，只是救的是什麼，在清廷權貴心目中並不一樣，一些受西方思想薰陶較深的人心中已經有了中國的之強弱地位，其重要性遠大於大清一家一姓之天下。
但這只是代表了一部分聲音，像載灃這類親貴對立憲的看法可就沒這麼積極，他們眼中立憲的目的更多是在於讓百姓明義務，這個義務是什麼？是"知有當兵納稅之義務""肯犧牲財產以供租稅，犧牲身命以為兵役"，簡單來說是希望通過立憲新政達到更進一步剝削壓迫人民的目的。
載灃
當時的清廷有一個普遍的看法，相對於西方，中國的稅賦是絕對不算是重的，只是由於中國的民信不足，朝廷才做不到像外國那樣徵收大量賦稅，還不會出現民憤。這種看法有一半道理卻又有一半天真，以後來軍閥混戰時四川軍閥的橫徵暴斂竟能賦稅徵收到了五十多年後來看，清末的民間確實是有一定藏富，但是清廷認為外國實行高稅收人民卻不抱怨這種想法卻又相當的天真了，就是生產力極為發達的今日外國人民，時不因為高稅收抱怨了？
但是以載灃為首的親貴，真就信了這個邪，進入近代之初即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的年收入約為4000萬兩白銀，到了甲午年間由於洋務運動引進大量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生產力有了相當發展此時收入為8000萬兩，庚子之後清廷實施新政，在改革之下歲入本是逐步增加，1903年達到了1億兩出頭，之後幾年大致維持在這個水平。但到了載灃主政的初期也就是1909年，本年的收入竟然激增到了3億之巨，隨後1910年和1911年根據清廷度支部的預算，收入亦要在3億兩左右。這樣的收入增長已經不是單純的生產力發展可以解釋的了，無疑是橫徵暴斂所得。
晚清新政
舉幾項對比一下載灃主政下各項稅收的增加：
田賦：庚子之便前田賦未超過3000萬兩，新政之處的1903年為3700萬兩，1909年載灃主政第一年達到4396萬兩，1911年預計徵收近5000萬。
雜稅：雜稅雖是種類繁多，但在載灃之前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太大負擔，庚子之前以全國四億人口，雜稅不過區區一二百萬兩，然而到了載灃主政的時代，1911年度支部預計徵收的雜稅竟漲到2616萬之多，比之昔日擴大了一二十倍。
契稅：仍以庚子前作對比，庚子前契稅為每兩徵稅3-4分，1909年竟然加了3倍漲至每兩9分之多。
前文提到雖然提到中國的民間有一定餘財的，但試想短期內各項賦稅猛增數倍，在人的心理上無疑是極難以接受的，庚子事變後清廷已然揹負了失道的名聲，孫文的回憶裡提到就有庚子之前國民對他們的起義視作亂黨，無不痛罵，庚子之後各地卻對他們大起同情之心。可以說新政已經是大清最後的機會，載灃等皇親國戚無不希望立憲達成可遏制住孫文等輩，結果這"天真"的加稅，鬧出了多起民變，只讓孫文等人更得民心。
在今日，已有了不少對載灃改革持肯定的看法，認為他主政的最後三年，改革的步驟和成效都是極大的，所謂興一利必生一弊，大步的改革需要的是什麼？是錢！這也是三年間清廷橫徵暴斂的原因，載灃此人單論改革成效來看可以說有一定能力，然而在清末這般嚴峻的局勢複雜的環境之下，他統籌全局的能力就遠遠不夠了。到後來也不得不承認大增賦稅以行新政的做法搞得"民生已極凋敝""剜肉補瘡""生計日蹙"。
而縱然是大步走的改革，在清末的也已經不夠用了，被列強欺壓多年的國人急於看見立竿見影的效果，再怎麼快的改革都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達成國人的心願，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的打破重來，以此角度，大清該亡。
作為一個領導改革的人物，載灃的政治手腕同樣遠遠不夠，溥儀繼位之後，載灃成為攝政王，急於恢復"滿主漢從"的清朝舊政治格局的他，第一時間就要拿袁世凱開刀，最終在張之洞的力保下，袁世凱以足疾為理由開缺回籍，保全了一條性命。隨後載灃迅速向整個北洋一系開刀，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被調回北京，換做滿族親貴，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告休，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楊士驤病故後職位立刻由端方接任。此外載灃還嘗試以留日學習過軍事的非北洋系取代原北洋人馬。對付北洋一系載灃可謂用了雷霆手段，只是如此激進的手段雖然一時得勢，能否長久保住就很看載灃這批滿洲親貴的政治手腕了，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在辛亥年反被北洋一系徹底反撲。
袁世凱
載灃除了北洋一系開刀外，對不利於自己集中權力的其他滿族親貴同樣打壓排斥，原任訓練禁衛軍大臣和陸軍部長的鐵良被外放，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端方則以在慈禧太后出殯時犯錯為理由被革職。如是載灃主政的最後一年即1911年，竟出現了朝中無人的景象，這一年載灃裁撤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然而內閣十三席大臣算上兩協理大臣和十部大臣，滿洲籍大臣佔了九席，其中有六席是皇室宗親，漢系大臣僅徐世昌一人有實權。時人譏諷這內閣為"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成立後，可謂進一步擴大了滿漢大臣的矛盾，昔年由於太平天國清廷不得不放權給各地督撫，導致清朝建立以來一直奉行的滿主漢從的政治生態的被徹底打破，如今在立憲大潮湧動，大清時刻面臨革命的節骨眼上載灃也是想著滿洲親貴的權益，如此一來立憲派徹底失望，選擇了和孫文等人合流，而載灃原本期以厚望，希望能抓到手裡的新軍，反倒打響了起義的頭一槍。而載灃由於把北洋一系得罪了徹底，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一系沒有學曾國藩那樣鎮壓起義，反而是和南方談判敲響了大清國的喪鐘。
皇族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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