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絕望的並非吏治,也非民變,而是無可救藥的愛新覺羅氏家族

乾隆晚年,吏治腐敗民變迭起,他留給兒子嘉慶的江山雖不能說是千瘡百孔,可也是江河日下空有盛世之名了。與此同時,經過數十年乾隆盛世的腐蝕,愛新覺羅氏的皇室宗親已經徹底墮落,整體素質急劇下滑,在嘉慶一朝,這些王公們大多已無可救藥了。

嘉慶絕望的並非吏治,也非民變,而是無可救藥的愛新覺羅氏家族

嘉慶的原配皇后喜塔拉氏,死於嘉慶二年。按照慣例,皇后應於皇上合葬一處。當皇上還健在之時,先將皇后安放地宮,陵寢自然不能封門,需待皇上萬年以後葬進去,才能封陵。孝淑皇后死時,嘉慶帝陵尚未建成,其遺體一直停放於靜安莊。嘉慶八年七月,陵寢告成,可就在舉行移葬儀式之前,由於撰寫奏事折的官吏糊塗,卻鬧出一則大笑話。

清代每逢皇帝登基、大婚以及大喪時,按例都要上這種事儀折,也有固定的撰寫詞句。這次負責撰寫之人不動腦子,竟把前代皇上葬儀中的慣用詞句“掩閉石門、大葬禮成”八個字抄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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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帝看到了這八個字,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奏事大臣叫來責問:石門怎麼可以掩閉?閉上了就不能再開,這塊吉地,是當年皇考賜給朕的,又不是賜給皇后的,你們把石門關了,讓朕再另擇吉地嗎?還有什麼“大葬禮成”,更不像話,朕還沒死呢你們就“大葬禮成”了,你們可真忍心說出口。於是嘉慶帝下令把所有辦事王公大臣和禮部官員一概拿到吏部,嚴加議處。

經過仔細查問,結果是書寫者負責典禮的王公大臣敷衍了事,以致如此一個重要典禮,又經過如此眾多王公之手的奏摺出現這樣的大錯,竟無人察覺。嘉慶帝心中惱火萬分,說朝廷之上沒有實心辦事的人,對一切事物都只是因循將就,這正是他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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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嘉慶帝將一大批王公大臣提來,新賬老賬一塊算,予以嚴懲。首當其衝的是親王綿億,嘉慶罵他最滑頭,又最無能,遇事只會推諉,什麼事都辦不好,這回又出現這麼大的紕漏,被革去了正紅旗蒙古都統,罰俸六年。

此外,領侍衛內大臣保寧、禮部尚書永慶、兵部尚書紀昀、軍機大臣德瑛、禮部左侍郎扎郎阿以及承寫奏章的禮部主事宋其沅等,都或被革職,或被革職留任。在此案被懲戒之人中,以宗室王公居多。事實上嘉慶一朝很多王公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但昏庸拙劣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當時朝野中就多以此為笑柄。

如宗室祿康,論輩分屬長,嘉慶即位之初曾是輔政大臣,以清廉著稱。可是他才能庸劣,大字不識幾個。一次禮親王昭槤在宮中遇見他,因為是長輩,昭槤便上前請安,恭維他祖上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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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祿康連自己的祖宗也給弄混淆了,他竟紅著臉說,我祖上是身遭刑戮之人,還敢談什麼功德?昭槤驚愕不已,後來才明白,祿康祖上是努爾哈赤的幼弟穆爾哈齊,曾為太祖開創大業立下過汗馬功勞,後因病而死,努爾哈赤親去哭祭,被封為“多羅誠毅勇壯貝勒”。

而所謂的身遭刑戮,指的是努爾哈赤的長子貝勒褚英,他是被努爾哈赤賜死的。祿康竟將這兩人給弄錯了,這可真是數典忘祖,無怪乎禮親王昭槤會愕然。

宗室中像這樣的多不勝數。有位王爺擔任內務府總管大臣,有一年正俸祭祀之日,他問祭的是誰,下人回答說是孔夫子。他又問孔夫子誰,下人回答是聖人。可是這位王爺仍不明白,回到府中問管家,孔子當過什麼官,管教說當過魯司寇,還兼任過相,就這麼簡單的問題,他還是雲裡霧裡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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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無奈,向他解釋說,孔子的官職就好比是現在的刑部尚書兼大學士。這下他才終於弄明白了,把人都召來一頓責罵,說:“什麼夫子,什麼聖人,直接說孔中堂不就行了嗎。”以上幾個例子可見,嘉慶時期的宗室已經愚昧到了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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