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非我

话说1990年前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办“儒学与现代化”研讨会，请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谭其骧先生去发言。

谭先生环顾四周，当场就说，搞不清为什么要办这个研讨会，儒学可是和现代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呀，现在有些人之所以倡导儒学，无非就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比较听话。接着他说，还要迎接儒学回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统治阶层都希望利用儒学来治民，但是从没有成功的例子。

（图：国家博物馆前的孔子像。作为政府态度和国家立场的某种彰显，是否该立曾引起讨论）

他还继续说，有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侵略性的，是要危害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对抗衡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但是这是说不通的呀，因为比如义和团之类呀，几乎所有惑乱都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呀，是我们自己“借尸还魂”的呀，中国人都被这些“文化骸骨”拖累数千年了，为什么还要回去瞎折腾呢？讲完，全场热烈鼓掌。

这个发言，记录在名学者戴燕先生的《陟彼景山》一书中。这些话，很浅白地表明儒学不该重入中国现代政治场域的态度。以我浅薄的阅读理解，我以为这是他们那一代人集体理念。

我们曾经历过全盘否定儒学的时代。儒学几乎沦为“原罪之学”。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整整两三代人寻找病因，结果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作了“文化归因”：认为是儒学的专制主义基因和桎梏国民精神独立的力量，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人民麻木不仁，最后一受外来冲击，即面临崩溃。

这基本是过去中国人的集体认知。因此，那些生在晚晴尾巴、成长在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不会完全赞成、更不会想着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儒学的东西，即便是对儒学抱有最深沉“温情”之意的钱穆、吴宓那些保守主义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对于传统与儒学所带来的危害力量有亲历之感，有切身之痛。他们对儒学的态度，不是完全敌视，也是极端审慎的。

（图：社会上沉渣泛起的“女德班”教学场景）

这样因警惕亡国所带来的情绪，当然是可能偏激的，也因此为后来的“反转”埋下伏笔：一旦国力好转，民族自信心增强，对这种不免矫枉过正、“倒洗脚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的观念，必会出现反思和批判的声音。事实正是如此演进：1980年代以后，以海外学者林毓生为先声，开始张扬儒学、批判五四，认为五四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由于“救亡图存”这个最现实、最紧迫的需要，过度夸大了传统及儒学所带来的危机，将儒学作为完全同质化的整体加以摈弃，不仅是浮泛的，浅薄的，也是不客观的，而且将儒学彻底踏倒在地，是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本。

平心而论，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试图重新评价五四、传统及儒学的得失，并力求为儒学被过度“污名化”平反昭雪，当然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只是这种极端的“反五四”思潮又何尝不是“五四式”的偏激独断思维的再演绎呢？

但是，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打倒五四、重尊儒学还远远不是终点，“其志不在小”。

1990年以后，随着海外新儒家学说的陆续引进、新加坡模式的广为人知、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感的猛火升温，一股所谓“政治儒学”或说“制度儒学”的势力，在奇怪的“国学热”买一送二的营销捎带下，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图：江西豫章书院因复古而扭曲的“国学”教学引起社会非议）

这个声势越来越大的群体认为，西式民主已经走入死胡同、而来自德国的乌托邦主义更是日迫西山，这两种制度方案都不适用于中国，我们应该重新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不是任其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只争得一个学术上的合法地位而已。继而，他们提出核心宗旨：不仅应该让儒学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主导和支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而且理应让儒学重新回到政治领域中去，恢复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让儒术再次“统一中国”，实现《周礼》、《公羊传》下的政治制度。

以此为中心点，以蒋庆先生为首的“政治儒学”专家学者们，周密地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力图全面、彻底地遵照古代儒家理想，重现安排当下中国的生活风俗、文物典章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开出“新外王”： 比如，政治形式上回到等级与阶层体制，让“贤人君子”治国，体现“圣贤政治”；比如，让儒家的礼乐机制代替法律解决社会问题；比如，重归“贤人君子”制度，给历史名人的后代专设一院参政议政；比如，让所有的中小学厉行“读经传统”，学校考试与人才的选拔依据就是“四书五经”；比如，当代社会家庭不稳定，要求男人“忠”“义”，要求女人“节”“烈”，维护家庭稳定不能离婚等等。

（图：大陆“政治儒学”的领军人物蒋庆先生）

要说要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其实这些“儒生”们早已蠢蠢欲动制定好了完备方案，就等着皇恩浩荡、“致君尧舜上”了，而且在知识圈越来越赢得同情和支持。只是，对于稍有现代文明常识的现代中国人而言，难道分不清，这些主张或者是政治实践，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福还是害？

所以，在我看来，政治儒家作为原教旨主义儒家、也是最顽固的复古主义势力，实是与现代文明价值观相违背的，也是对中国政治的良序发展抱有敌意的。

儒学的主要功能和核心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内圣”。即它本质上是“心性儒学”，是探究生活规则的一门学问，是讲求日常道德伦理的一套践履功夫。儒家思想从来都不是政治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实践经过数千年的反复操演，可以被证明是不适合主导政治构建工程的，更是不可能成功引导现代中国人“出埃及”，乘风破浪在重重迷雾和两岸猿啼中闯出“历史三峡”的。

很多所谓的“国学家”与儒家信仰主义者，经常无端狂妄自大，自以为我们的”老家底”，比任何西方理论高级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只是武器赶不上西方，现在国家富强了，原子弹也有了，儒家会无往而不胜。这种自信，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种精神自负与民族主义两厢汇合，就聚合成了一波新的社会高潮，让人惊诧莫名。

（图：人类文明的秩序一直都是在迎来送往之中重组）

如今大声疾呼恢复儒学地位的人，大都是和平时代养尊处优起来的学者，或者就是一些未经世事特别年轻的朋友。他们成天嚷嚷背《三字经》、念经书、穿汉服什么的，本身就是要么出于隔膜，要么就是新鲜感驱动，作为个人爱好与个人信仰，无可厚非，可是某种“恋尸癖”一旦蔓延有强制性公共化趋向，我们也该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藏污纳垢和荒谬绝伦之处。

也就是说，儒学作为文化传统，自然确实应该研究；儒家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其实也不烦参考。但是大声疾呼要以儒学治中国，为专制主义传统招魂，难道不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么？这些大清遗民，应该告诉他们，爱新觉罗s王朝灰飞烟灭已经一百年啦，中国人自汉武帝以来，实在折腾够了！

但愿，风声、雨声、读书声、KTV声中，谭其骧先生那一代人的心声和鼓掌声，不会被淹没。

2018，9，7，晚后胡扯

感谢大佬们赐阅。会勉力每天都写三两篇随感。欢迎关注、点赞、留言批评——虽然我是不会改的

刘愚愚

自古以来，从未有王朝真的用儒学治国、平天下，自然也就无所谓祸福。

用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逻辑来解释这个事实就是：

就如辩证唯物主义要分为认识论和实践论，先秦儒家也是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存在的，儒家世界观有非常强的经验主义特征，即以观察的个体自我为中心，形成多层次的差序世界，比如父子天伦到朋友之义的人伦，最后达到不知礼义的蛮夷，则近乎于人与非人的区别，重要性次第降低。

此时的儒家世界观，毋宁说是“人间观”，着眼点一直在“人间”，对于客观世界的关注反倒非常有限。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分精神世界的空白是由中国本土宗教来填补的，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互相碰撞、影响，形成了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物质部分的想象，而就儒家理论本身，则

这时，我们所理解和熟悉的“中华传统文化”才基本成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方法论，在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大变革中，逐步形成，却从未被真正使用，比如井田制、复周礼、复封建，等等，实际上一直被置于一种“三代理想”的想象中。

在汉武帝“推明孔氏、表彰六经”之后，孔子被各种“纬书”、“传”神化为“代刘氏传天命”的素王，可以说是儒家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中国政治、社会实践中最贴近的时代，最终演化而成为“王莽改制”，以兴儒复古为名，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王莽改制，是“托古改制”，而不是真的“复古”，其具体的政策措施其实是恢复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旧制，而不是真的古制。

可以说，借助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儒家，或者说孔子，唯一一次接近了“宗教”的层次，也唯一一次，有了托古之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尝试。

自此之后，长达2000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规划一直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而不再作为一个可操作执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背离，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都不应该感到陌生，简言之即“共产主义世界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法论”的关系。

只不过对于古代的儒家信徒而言，理想曾经在“以前存在过”，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那个历史循环无限接近和努力，而对于当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理想属于未来“必然会实现”，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目标的无限接近。

当然，进步主义和循环主义本身是两种世界观，尤其是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这一部分是软弱无力的，很容易被西方的进步主义、物质主义所征服，也就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无缝切换。

在此大背景之下，说什么用儒家之国有害有益，根本毫无意义，一个从未真正实践的“治国理论”，从来都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从来都束于高阁之上。

2000年来的“治国术”，自始至终是通过“编户齐民”，将国民编制成为资源并加以使用的“秦制”。

而整个中国的底层社会文化，则在2000年的秦制统治下，顽固地保留着“墨家”曾经细心总结过的一条条的先秦社会文化的“理想”状态，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都是表皮，真正的内核在于墨子最喜欢谈的“利”，所谓“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

在儒家化的“家族内”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中，以上的思维方式是顽固地保持着，形成与儒家理想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状态。

可以说，2000年来，儒家的“治”，从来没有突破过“家庭内”或“家族内”的范畴，而在这之外的广义社会管理层面，儒家一直是边缘化的，秦政，也就是权力主导一切为主，墨家的理想观念为辅。

比喻一下，即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大“气泡”，其中包裹着家族、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无数个小“气泡”，小“气泡”与“小气泡”之前的空隙，就是各种墨家逻辑主导下的“人生经验”、民间信仰、外来宗教的空间和温床。

问题是，近10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原本的所谓的“儒家化”的“家族内”、“家庭内”信条，与其说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如说是从《汉律》到《大清律例》2000年变迁中对于家庭伦理的强硬干预，与其说是教化之功，不如说是从汉朝的忤逆处腰斩，到清朝的忤逆处凌迟之刑的严酷恐吓。

当近现代法律脱离了上述“伦理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被儒家思想反复浸润了2000年的“养老”问题在新时代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无耻”和“残忍”。

综上所述，儒家，从来就没有真正“治国”、“平天下”，又何来“害”呢？

刘三解

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对中华民族来说，肯定是一大幸事呀，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从未断绝，这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儒学的功劳，可以说是儒学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儒学让我们成为中国人，让我们拥有如此灿烂光辉的文明。

有人反感儒家可能是基于一些片面的事实，比如说儒家的不平等，但那是在古代社会呀，古代社会又有哪种文明形态是完全平等的，儒家这一套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制度了，尊尊亲亲的制度可以说非常符合人性。

至于说伪君子之类，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形态都避免不了的，当我们提倡善的时候，肯定有伪善充斥其中，这两害相权取其轻，难道还让我们大力提倡恶不成么。

至于说儒家重文轻武，让汉族失去了血腥，这个锅儒家不被，在工业革命之前，野蛮征服文明是世界历史的常态，文明必定孕育出灿烂的文化和复杂的制度，而野蛮只发展军事，被野蛮打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且儒家也只是让历史的某些阶段让汉族军事不行，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做到保家卫国国泰民安的。

昭烈名臣

儒家治国就是祸，在世界互通前表现还不太突出，在十八世纪后就完全是灾难。

灾难就出在天地君亲师上，儒家当初就是站在帝王既得利益角度出世的，所以各代帝王大加推崇，甚至扭曲，且的就是家天下，家天下就是最严重的专制。

专制的危害明白人都知道，世界互通前导致三两百年就得改朝换代，根本原因来自一实权派争帝位打内战，二因为专制导致皇帝胡作非为再导致农民起义引发劫难。

一切的根源就在天地君，君 字上，导致几千来所有人根深蒂固的忠那一个人，一个姓，造成不敢不想走民主之路。任由专制持续，在十八世纪后，这种劫难更突出。清末的专制导致农民起义，再导致列强趁虚而入。如果像美国很早就走民主，清末元首一切在别裆，人民的监督下运行，何来农民吃不饱饭农民起义，何来别强趁虚而入。

这一切都是专制造成，专制又来自儒家的天地君，九五之尊，自高无上，导致胡作非为。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劫难何不是专制造成，清垮台，袁又是一个十足的儒家思想，居然要复僻当皇帝，如果他没有君的渴望何来复僻，这一复僻导致北洋大内战，同时都是在用武力争君。蒋好不容易收拢他同样深受儒家之影响，又要当君，再次导致大打。我请问，如果这些人都没受这种深刻影响，竞选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有了竞选，避免武力继位，何来内战，有了监督，老大何来胡作非为。这一切都来自专制，专制的一切又来自儒家的天地君，儒家不破，灾难免不了，拭目以待。

轿夫含笑三农

对于这个问题，很明显是有害的。国家的管理是综合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民主意识浓厚的社会更是如此。就是用儒学于教育事业上，都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何况还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呢。

首先儒学的治国理论是基于家族式政权，而这种国家管理模式却是专制为手段的。由于它不能集思广益而被今天的民主治国方式所取代。封建时代总是出现国家管理上的大起大落，原因每出台一项政策都必须从统治者的利益为考虑。这种损大众肥个人的做法在家族政权中常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据《竹山纪书》中所记载的“论语”遗失篇，有关孔子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内容大概是这样地，上了年纪后的孔子还真后悔自己一生的奔波，是一种奉迎拍马的走上层路线。可见儒学后来者还真的继承了这位开山祖师的衣钵。只是手法变了，迎合的时间也变了，以及对象也不同吧。我想董仲舒应该更大融合了《鬼谷子》的智慧了吧。

其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是个人先做好道德修养，就能管理好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然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管理一个国家，最后才能管理好天下。事实上，做得到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们今天规模如此之小的家庭里都存在众口难调的情形，何况古代一个家族人口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又如何能够做到众人一心呢。这种例子以《红楼梦》就行了。而一个国家却又是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像当代的中国、印度一样达十来亿。美国人口仅2亿多，又是自称民主制度最发达，最健全的国家，由于轮流执政的两大党派的私利而造成的纷争，造成了今天的美国国力的衰退。而专制漫长的中国古代，也是应用了儒学这种治国理论进行的，也总是出现“三十年河水流东，三十年河水流西”的现象反复上演。更不要说儒学的“三纲五常”，以及大量的不合时代的沉积理论。从另一方面来看，当社会重新竖起“仁义礼智信”这面旗帜的时候，这种社会已经是人心混乱不堪，有待那些所谓的“圣人”来宣教，来收拾了。

再者自从董仲舒在汉武帝那里取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虽然几经波折，但还是不断地取得政治利益，但是国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强大，反而把各家学术排挤出了国家层面。更为甚者打击，扭曲各家学术层出不穷。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并不需要“一种（几种）学派服从一种学派”或者某一学派的振兴来代表的方式。江河的长流不竭，是众多湖泊，乃至山泉的这个源头的不竭或涌出做支撑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师”辈出的时代都是主流文化衰退之际:一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事众所周知地，“诸子百家”就出现在这个时代。二是民国初期。前一个时代，虽然现在一直称呼的儒学还未真正形成，但它的雏形已经得到周公等建立了。正是周公创建的“礼”制社会的衰败，才涌现出各种学术的纷现崛起。后一个时代是“帝制”的崩塌，引起了长期占据主流文化的儒学被广泛批评而搁置。

由此可见，无论从“兼听则明”的角度出发，还是中华民族的治国理论必须博取众长的方式，儒学这个理论都已经过时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应该采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管理社会的方式。只有让大众有思想自由，思维放松，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呈现一个“百花齐放”时代，唯有如此，民族信仰才能得以重建。否则，重新促使儒学一家独大的话，不要说他还会压制其他学派，还会继续压制民生所需要的百业的存在以及发展。届时，民族复兴大业必然水到渠成。

上坪农夫

对中华民族而言，儒家即功不可没，又是一个千年背锅侠。

儒家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儒家即可以巩固统治，稳定天下，也是祸乱天下，朝代更迭的幕后英雄。

因为，儒家即讲“道德”也讲因果，它从不对某一方提出“道德”要求，而是对矛盾的双方同时提出“道德”要求。比如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终弟及等等。儒家首先注重的是自己要立足于“道德”，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同时，还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很矛盾，但很儒家。只是比起讲“仁义道德”的儒家，统治者们更喜欢立竿见影的“法家”。但是，“法家”的手段过于残忍，不利于统治。于是，他们就给法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从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核心一直是法家，从没变过。儒家一直都是空壳，也从没变过。因为为君者，无论“明”与“不明”，为臣者都必须要“忠”，为臣而不忠的话，怎么办？一个字:“杀”!为父者，无论“慈”与“不慈”，为子者都要“孝”，为子者“不孝”怎么办？一个字:“罚”!这些都是法家的手段。跟儒家通过教化是他们成为“谦谦君子”的方式，差了十万八千里。

统治者们用这种套着儒家外壳的法家手段治国，在王朝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稳定天下的，因为那时候，“道德”对帝王有一定的约束力，百姓们也希望新王朝可以重“德”。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约束力越来越弱，而当儒家这个外壳被彻底抛弃的时候，一个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因为继任者可以高举着“仁义道德”的大旗，名正言顺的取代前朝。而“失德”是历代王朝对前朝的统一评价，是后朝取代前朝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而在“德”的主框架下，谁当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有“德”，因此，儒家并不排斥异族当皇帝，只要他有“德”。无“德”之人，即使是汉人，也一样无法立足。华夏文明可以延续至今的，儒家的宽容，顽强而坚韧功不可没。

至于，说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姑妄听之吧。因为，这样的情况只停留在幻想中。想实现，要先过“法家”那一关。而过了“法家”那一关的，早把儒家的核心丢了。从而成了一个外儒内法的“伪君子”。

而，锅，当然要儒家去背。因为“法”一直藏的很深。

陌上云白

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一开始是有其好处的，后来就是满满的坏处。

在汉朝的时候，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统治，独尊儒术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正是这样的举措才使我们国家能够在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一直处于上升期，直到唐朝初期，达到中华民族发展的顶峰。其中儒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更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各类问题的纲领。

但是，在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五代十国以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为了避免再重蹈他兵变的覆辙。竟然让文官节制武将，使得文官地位变得至高无上，儒学也正式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学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国防实力大幅度下降，北宋不仅向辽纳贡称臣，甚至向西夏等小国也俯首投降。最后，即使北宋灭亡，南宋复国以后，作为儒家文人代表的秦桧仍然在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算计、谋害主战派岳飞等将领。而朱熹的出现，全面曲解了儒学，使得儒学变得更保守，从而造成南宋持续孱弱。最终只能被元朝所灭。此后虽然明朝光复中华，但是儒学文人已经逐步进化成空谈道德，甚至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偏执狂。直到最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学文人，弃崇祯皇帝于不顾，先是投降李自成，继而又拜多尔衮为爹！到了清朝末年，现代化已经遍布全世界的情况下，儒学名仕翁同龢等人还是宣称儒家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不是不合时宜，而是傻到没边了！而满清最终的灭亡就是儒学的全面失败的特征。

总之，儒学在唐朝初期以前是促进中华民族进步的，但是此后就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

地震博士

夲人不做“国学”生意，是工科出身的，知道钉子、榫和铆各有其用的道理。所以大家放心往下读，最起码我不忽悠人。

儒学能治国、平天下吗?我严重怀疑。儒学再好，也不能包打天下

儒学是学问之总，能总揽如上各专业知识，或者说能培养各个专业人才吗?显然不可能！因此，儒学能“治国、平天下”，就是伪命题。那题主之问“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福是害”，不就答案自明了嘛。

事实上，自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兴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连风雨漂摇的大清政府，也废除科举制度，兴办中小学堂，公派留学生赴欧美接受西学。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寿终正寝，已被扫入了历史的尘埃里！

有人或许会反驳了，儒学的历史功绩被你否定了，它在中华文化传承、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俗话说，“死了张屠夫，哪能吃带毛猪”。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民族，其前身华夏族原夲就是个尚武，掌握了铜器制造、养殖牛羊等先进生产技术的群体，创造了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炎黄部落联盟、夏商周拥有“中国”)。对炎黄血缘高度认同(事实如此)，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占领着地理优越的土地，依靠强大的人口实力和宗法传统的汉民族，在数千年的民族争斗中，最终也必然会成为胜利者。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即巫师、术士，早期主要从事丧葬工作，因收入较低、仰人鼻息，故称之“柔”，通“懦”、“糯”。

到了孔子之时，搞出了“恢复先王礼乐”的复古主义逆流，因而一生是不得志的，“累累如丧家之犬”，只能靠开办乡村私立学校为生。春秋时期，“王霸”之道是显学，儒学在诸侯中是不受待见的，但孔孟编撰教材，儒家私学控制着广大的基础教育资源，影响日见扩大。即使在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主流思想仍是黄老之学。到战国中期，兼并加剧，法家、兵家、纵横家成为时代的宠儿。有这样一个笑话：商鞅三见秦孝公，一言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言王道，“益愈，然而未中旨”；三言霸道，后“不自知厀之前于席”，“数日不厌”。

儒学并非济世之术，至始皇帝“焚书坑儒”可见一斑。至汉武帝时，儒家死耗子撞上了瞎猫子，咸鱼开始翻身了。董仲舒发明了一套说辞，整出“君权神授”的理论。彼时历经春秋战国、秦末动荡，社会思潮极为复杂；内有诸侯国坐大，外有匈奴扰边；汉朝历数代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息，国力已经积蓄。欲有所作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就是应有之意了。至宋朝程朱理学泛滥，明朝将科举制度《四书五经》挂钩，限于《四书章句集注》，儒学自此成为祸国殃民的怪胎。康乾之时，英国已开始工业革命，而满清依然把儒家经典奉为治国之要。

很多人在意淫，儒家思想是中国数千年的统治思想。错，统治者向来阳儒阴法，法、兵方为治国之术，儒学不过帝王愚弄天下的表面文章。当儒学与人才选拔机制联姻后，其罪过因科举制度而放大。男儿不当兵，皓首穷经，一心科考功名，实则是投机取巧，和对中华武风的阉割；视科技为“奇巧淫技”，严重阻碍科学技术进步；重农抑工、商，僵化锁国、妄自尊大，先进生产方式受抑制；士绅阶层膨胀，土地兼并严重，国弱民穷。

中国足球不行，也可以从科举中找到根源：你舍得儿子不考大学，支持他去踢球吗?

儒学，原夲战国时一家思想，最后成为一种“宗教”，与“治国、平天下”学问，自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说是“愚民之术”也不为过！但它也非一无是处，数千年中，起码中国人识文断字还有教材；在朝野攻击中，官、民起码还有套说辞。

作为文史学者，可以作为研究文学、语言学、考证的典籍；作为哲学工作者，可以考察思想体系…其它，嘿嘿，思想政治课夲用不上它了，想谋生还不如学门技术实惠，非人文社科学者真没什么卵用。中国人几千年熏陶，孔孟之义已入骨髓，真地用不着寻章摘句了，敢想敢干敢打怕才是最重要的品质了。

至于有人从故纸堆里，刨出国学《四书五经》来说事，其用意，我不说，你懂的！

哈哈！

嘉会花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开始就已经宣告中国过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寿终正寝。奴学祸国殃民，奴学诋毁人的尊严，奴学是奴隶社会统治奴隶的逆天工具。奴学歧视女人，歧视女人就是歧视母亲，一个歧视母亲的民族随着经济大潮翻滚必然会导致道德沦丧。奴学撕裂公德，撕裂了人心，撕裂婚姻，撕裂了你我。奴道不灭，中国男人永远也找不回男气。中国富人多多，你又见过几个真正体面，胸怀坦诚，含笑豁达，正直无奸的男人，，，，奴学是最缺德，最龌龊，最下贱的“心术学”，全天下所以“诈术”防不甚防，全天下传销团伙一帮接一帮，都因为奴学主张好裕恶劳，，，奴学就是渣道。

都市星巴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认为用儒家学说来治国平天下是一种害，因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治国思想是不同的，不能单调的说儒家思想治国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害的。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其所采取的治国思想主要是神权思想和周礼，因此在三朝时代留下了很多神话传说；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所采取的主要治国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比如，在秦朝时期，所采取的治国思想是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对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控制比较严苛，百姓稍有越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从西汉武帝开始的，武帝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满足了汉武帝统一天下和建国之初的需要，因而被汉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就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此后的朝代中，虽然儒家思想的地位有所变化，但是却一直没有退出封建社会的舞台。比如说在唐朝时期，开国皇帝李渊将道家思想放在治国的首位，其次是儒家思想，再次是佛家思想；在女皇武则天时期，将佛教思想放在治国的首位；而在武则天之后，唐朝的皇帝又将儒家思想放在治国的首位。

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而中国的治国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比如引入西方思想治理国家，现在我国的治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随着国学近些年来火热，儒家思想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还有逐渐火爆的趋势，大家逐渐发现，其实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应该对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综上所述，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福而不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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