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非我

話說1990年前後，復旦大學歷史系辦“儒學與現代化”研討會，請德高望重的學術泰斗譚其驤先生去發言。

譚先生環顧四周，當場就說，搞不清為什麼要辦這個研討會，儒學可是和現代化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呀，現在有些人之所以倡導儒學，無非就是覺得有了儒學以後老百姓比較聽話。接著他說，還要迎接儒學回來維護統治，大概是很難的。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歷代的統治階層都希望利用儒學來治民，但是從沒有成功的例子。

（圖：國家博物館前的孔子像。作為政府態度和國家立場的某種彰顯，是否該立曾引起討論）

他還繼續說，有觀點認為西方文化是侵略性的，是要危害中國人民的，所以我們要復興傳統文化對抗衡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但是這是說不通的呀，因為比如義和團之類呀，幾乎所有惑亂都不是西方叫我們搞的呀，是我們自己“借屍還魂”的呀，中國人都被這些“文化骸骨”拖累數千年了，為什麼還要回去瞎折騰呢？講完，全場熱烈鼓掌。

這個發言，記錄在名學者戴燕先生的《陟彼景山》一書中。這些話，很淺白地表明儒學不該重入中國現代政治場域的態度。以我淺薄的閱讀理解，我以為這是他們那一代人集體理念。

我們曾經歷過全盤否定儒學的時代。儒學幾乎淪為“原罪之學”。

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捱打，整整兩三代人尋找病因，結果幾乎都不約而同地作了“文化歸因”：認為是儒學的專制主義基因和桎梏國民精神獨立的力量，導致中國社會停滯不前，人民麻木不仁，最後一受外來衝擊，即面臨崩潰。

這基本是過去中國人的集體認知。因此，那些生在晚晴尾巴、成長在五四時代的中國人，基本上都不會完全贊成、更不會想著原封不動地恢復傳統儒學的東西，即便是對儒學抱有最深沉“溫情”之意的錢穆、吳宓那些保守主義者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對於傳統與儒學所帶來的危害力量有親歷之感，有切身之痛。他們對儒學的態度，不是完全敵視，也是極端審慎的。

（圖：社會上沉渣泛起的“女德班”教學場景）

這樣因警惕亡國所帶來的情緒，當然是可能偏激的，也因此為後來的“反轉”埋下伏筆：一旦國力好轉，民族自信心增強，對這種不免矯枉過正、“倒洗腳水連同孩子一起倒掉”的觀念，必會出現反思和批判的聲音。事實正是如此演進：1980年代以後，以海外學者林毓生為先聲，開始張揚儒學、批判五四，認為五四是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由於“救亡圖存”這個最現實、最緊迫的需要，過度誇大了傳統及儒學所帶來的危機，將儒學作為完全同質化的整體加以擯棄，不僅是浮泛的，淺薄的，也是不客觀的，而且將儒學徹底踏倒在地，是丟棄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本。

平心而論，出現這樣一種聲音，試圖重新評價五四、傳統及儒學的得失，併力求為儒學被過度“汙名化”平反昭雪，當然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於情於理都無可厚非——只是這種極端的“反五四”思潮又何嘗不是“五四式”的偏激獨斷思維的再演繹呢？

但是，對於保守主義者而言，打倒五四、重尊儒學還遠遠不是終點，“其志不在小”。

1990年以後，隨著海外新儒家學說的陸續引進、新加坡模式的廣為人知、中國經濟的日新月異、中國民間民族主義情感的猛火升溫，一股所謂“政治儒學”或說“制度儒學”的勢力，在奇怪的“國學熱”買一送二的營銷捎帶下，異軍突起，蔚為大觀。

（圖：江西豫章書院因復古而扭曲的“國學”教學引起社會非議）

這個聲勢越來越大的群體認為，西式民主已經走入死衚衕、而來自德國的烏托邦主義更是日迫西山，這兩種制度方案都不適用於中國，我們應該重新發掘儒學的現代價值與現實意義，而不是任其淪落為一個哲學上的小流派,偏安於學院之中,只爭得一個學術上的合法地位而已。繼而，他們提出核心宗旨：不僅應該讓儒學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識,主導和支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而且理應讓儒學重新回到政治領域中去，恢復儒者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讓儒術再次“統一中國”，實現《周禮》、《公羊傳》下的政治制度。

以此為中心點，以蔣慶先生為首的“政治儒學”專家學者們，周密地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力圖全面、徹底地遵照古代儒家理想，重現安排當下中國的生活風俗、文物典章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從而開出“新外王”： 比如，政治形式上回到等級與階層體制，讓“賢人君子”治國，體現“聖賢政治”；比如，讓儒家的禮樂機制代替法律解決社會問題；比如，重歸“賢人君子”制度，給歷史名人的後代專設一院參政議政；比如，讓所有的中小學厲行“讀經傳統”，學校考試與人才的選拔依據就是“四書五經”；比如，當代社會家庭不穩定，要求男人“忠”“義”，要求女人“節”“烈”，維護家庭穩定不能離婚等等。

（圖：大陸“政治儒學”的領軍人物蔣慶先生）

要說要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其實這些“儒生”們早已蠢蠢欲動制定好了完備方案，就等著皇恩浩蕩、“致君堯舜上”了，而且在知識圈越來越贏得同情和支持。只是，對於稍有現代文明常識的現代中國人而言，難道分不清，這些主張或者是政治實踐，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福還是害？

所以，在我看來，政治儒家作為原教旨主義儒家、也是最頑固的復古主義勢力，實是與現代文明價值觀相違背的，也是對中國政治的良序發展抱有敵意的。

儒學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價值，我以為，還在於“內聖”。即它本質上是“心性儒學”，是探究生活規則的一門學問，是講求日常道德倫理的一套踐履功夫。儒家思想從來都不是政治革命式的意識形態,它在政治上的實踐經過數千年的反覆操演，可以被證明是不適合主導政治構建工程的，更是不可能成功引導現代中國人“出埃及”，乘風破浪在重重迷霧和兩岸猿啼中闖出“歷史三峽”的。

很多所謂的“國學家”與儒家信仰主義者，經常無端狂妄自大，自以為我們的”老家底”，比任何西方理論高級不知道多少倍，我們只是武器趕不上西方，現在國家富強了，原子彈也有了，儒家會無往而不勝。這種自信，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但是這種精神自負與民族主義兩廂匯合，就聚合成了一波新的社會高潮，讓人驚詫莫名。

（圖：人類文明的秩序一直都是在迎來送往之中重組）

如今大聲疾呼恢復儒學地位的人，大都是和平時代養尊處優起來的學者，或者就是一些未經世事特別年輕的朋友。他們成天嚷嚷背《三字經》、唸經書、穿漢服什麼的，本身就是要麼出於隔膜，要麼就是新鮮感驅動，作為個人愛好與個人信仰，無可厚非，可是某種“戀屍癖”一旦蔓延有強制性公共化趨向，我們也該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藏汙納垢和荒謬絕倫之處。

也就是說，儒學作為文化傳統，自然確實應該研究；儒家在政治實踐上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其實也不煩參考。但是大聲疾呼要以儒學治中國，為專制主義傳統招魂，難道不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麼？這些大清遺民，應該告訴他們，愛新覺羅s王朝灰飛煙滅已經一百年啦，中國人自漢武帝以來，實在折騰夠了！

但願，風聲、雨聲、讀書聲、KTV聲中，譚其驤先生那一代人的心聲和鼓掌聲，不會被淹沒。

2018，9，7，晚後胡扯

感謝大佬們賜閱。會勉力每天都寫三兩篇隨感。歡迎關注、點贊、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劉愚愚

自古以來，從未有王朝真的用儒學治國、平天下，自然也就無所謂禍福。

用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邏輯來解釋這個事實就是：

就如辯證唯物主義要分為認識論和實踐論，先秦儒家也是有世界觀和方法論兩個層面存在的，儒家世界觀有非常強的經驗主義特徵，即以觀察的個體自我為中心，形成多層次的差序世界，比如父子天倫到朋友之義的人倫，最後達到不知禮義的蠻夷，則近乎於人與非人的區別，重要性次第降低。

此時的儒家世界觀，毋寧說是“人間觀”，著眼點一直在“人間”，對於客觀世界的關注反倒非常有限。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部分精神世界的空白是由中國本土宗教來填補的，並隨著佛教的傳入而互相碰撞、影響，形成了對整個宇宙和世界的物質部分的想象，而就儒家理論本身，則

這時，我們所理解和熟悉的“中華傳統文化”才基本成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方法論，在春秋戰國時代到秦漢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大變革中，逐步形成，卻從未被真正使用，比如井田制、復周禮、復封建，等等，實際上一直被置於一種“三代理想”的想象中。

在漢武帝“推明孔氏、表彰六經”之後，孔子被各種“緯書”、“傳”神化為“代劉氏傳天命”的素王，可以說是儒家世界觀與方法論在中國政治、社會實踐中最貼近的時代，最終演化而成為“王莽改制”，以興儒復古為名，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造。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王莽改制，是“託古改制”，而不是真的“復古”，其具體的政策措施其實是恢復漢武帝之前的西漢舊制，而不是真的古制。

可以說，藉助戰國時代“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儒家，或者說孔子，唯一一次接近了“宗教”的層次，也唯一一次，有了託古之名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嘗試。

自此之後，長達2000年的中國歷史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規劃一直作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目標”，而不再作為一個可操作執行的政治解決方案。

這種“世界觀”與“方法論”的背離，對於任何一個當代中國人來說，都不應該感到陌生，簡言之即“共產主義世界觀”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方法論”的關係。

只不過對於古代的儒家信徒而言，理想曾經在“以前存在過”，現在的努力是為了向那個歷史循環無限接近和努力，而對於當代的共產主義者來說，理想屬於未來“必然會實現”，現在的努力是為了向目標的無限接近。

當然，進步主義和循環主義本身是兩種世界觀，尤其是對物質世界的理解，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恰恰這一部分是軟弱無力的，很容易被西方的進步主義、物質主義所征服，也就實現了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理想的無縫切換。

在此大背景之下，說什麼用儒家之國有害有益，根本毫無意義，一個從未真正實踐的“治國理論”，從來都只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理想，從來都束於高閣之上。

2000年來的“治國術”，自始至終是通過“編戶齊民”，將國民編製成為資源並加以使用的“秦制”。

而整個中國的底層社會文化，則在2000年的秦制統治下，頑固地保留著“墨家”曾經細心總結過的一條條的先秦社會文化的“理想”狀態，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都是表皮，真正的內核在於墨子最喜歡談的“利”，所謂“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

在儒家化的“家族內”關係以外的社會關係中，以上的思維方式是頑固地保持著，形成與儒家理想完全不同的社會存在狀態。

可以說，2000年來，儒家的“治”，從來沒有突破過“家庭內”或“家族內”的範疇，而在這之外的廣義社會管理層面，儒家一直是邊緣化的，秦政，也就是權力主導一切為主，墨家的理想觀念為輔。

比喻一下，即古代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大“氣泡”，其中包裹著家族、家庭為單位構成了無數個小“氣泡”，小“氣泡”與“小氣泡”之前的空隙，就是各種墨家邏輯主導下的“人生經驗”、民間信仰、外來宗教的空間和溫床。

問題是，近100年來的歷史經驗表明，原本的所謂的“儒家化”的“家族內”、“家庭內”信條，與其說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如說是從《漢律》到《大清律例》2000年變遷中對於家庭倫理的強硬幹預，與其說是教化之功，不如說是從漢朝的忤逆處腰斬，到清朝的忤逆處凌遲之刑的嚴酷恐嚇。

當近現代法律脫離了上述“倫理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曾經被儒家思想反覆浸潤了2000年的“養老”問題在新時代呈現出了多姿多彩的“無恥”和“殘忍”。

綜上所述，儒家，從來就沒有真正“治國”、“平天下”，又何來“害”呢？

劉三解

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對中華民族來說，肯定是一大幸事呀，中華民族綿延幾千年從未斷絕，這裡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儒學的功勞，可以說是儒學塑造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儒學讓我們成為中國人，讓我們擁有如此燦爛光輝的文明。

有人反感儒家可能是基於一些片面的事實，比如說儒家的不平等，但那是在古代社會呀，古代社會又有哪種文明形態是完全平等的，儒家這一套可以說已經是非常先進的制度了，尊尊親親的制度可以說非常符合人性。

至於說偽君子之類，這是任何一個文明形態都避免不了的，當我們提倡善的時候，肯定有偽善充斥其中，這兩害相權取其輕，難道還讓我們大力提倡惡不成麼。

至於說儒家重文輕武，讓漢族失去了血腥，這個鍋儒家不被，在工業革命之前，野蠻征服文明是世界歷史的常態，文明必定孕育出燦爛的文化和複雜的制度，而野蠻只發展軍事，被野蠻打敗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而且儒家也只是讓歷史的某些階段讓漢族軍事不行，大部分時間還是能做到保家衛國國泰民安的。

昭烈名臣

儒家治國就是禍，在世界互通前表現還不太突出，在十八世紀後就完全是災難。

災難就出在天地君親師上，儒家當初就是站在帝王既得利益角度出世的，所以各代帝王大加推崇，甚至扭曲，且的就是家天下，家天下就是最嚴重的專制。

專制的危害明白人都知道，世界互通前導致三兩百年就得改朝換代，根本原因來自一實權派爭帝位打內戰，二因為專制導致皇帝胡作非為再導致農民起義引發劫難。

一切的根源就在天地君，君 字上，導致幾千來所有人根深蒂固的忠那一個人，一個姓，造成不敢不想走民主之路。任由專制持續，在十八世紀後，這種劫難更突出。清末的專制導致農民起義，再導致列強趁虛而入。如果像美國很早就走民主，清末元首一切在別襠，人民的監督下運行，何來農民吃不飽飯農民起義，何來彆強趁虛而入。

這一切都是專制造成，專制又來自儒家的天地君，九五之尊，自高無上，導致胡作非為。

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劫難何不是專制造成，清垮臺，袁又是一個十足的儒家思想，居然要復僻當皇帝，如果他沒有君的渴望何來複僻，這一復僻導致北洋大內戰，同時都是在用武力爭君。蔣好不容易收攏他同樣深受儒家之影響，又要當君，再次導致大打。我請問，如果這些人都沒受這種深刻影響，競選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有了競選，避免武力繼位，何來內戰，有了監督，老大何來胡作非為。這一切都來自專制，專制的一切又來自儒家的天地君，儒家不破，災難免不了，拭目以待。

轎伕含笑三農

對於這個問題，很明顯是有害的。國家的管理是綜合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民主意識濃厚的社會更是如此。就是用儒學於教育事業上，都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何況還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呢。

首先儒學的治國理論是基於家族式政權，而這種國家管理模式卻是專制為手段的。由於它不能集思廣益而被今天的民主治國方式所取代。封建時代總是出現國家管理上的大起大落，原因每出臺一項政策都必須從統治者的利益為考慮。這種損大眾肥個人的做法在家族政權中常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據《竹山紀書》中所記載的“論語”遺失篇，有關孔子自己的回憶文章中內容大概是這樣地，上了年紀後的孔子還真後悔自己一生的奔波，是一種奉迎拍馬的走上層路線。可見儒學後來者還真的繼承了這位開山祖師的衣缽。只是手法變了，迎合的時間也變了，以及對象也不同吧。我想董仲舒應該更大融合了《鬼谷子》的智慧了吧。

其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基礎是個人先做好道德修養，就能管理好一個家庭，或一個家族，然後也就順理成章地管理一個國家，最後才能管理好天下。事實上，做得到嗎?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們今天規模如此之小的家庭裡都存在眾口難調的情形，何況古代一個家族人口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又如何能夠做到眾人一心呢。這種例子以《紅樓夢》就行了。而一個國家卻又是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像當代的中國、印度一樣達十來億。美國人口僅2億多，又是自稱民主制度最發達，最健全的國家，由於輪流執政的兩大黨派的私利而造成的紛爭，造成了今天的美國國力的衰退。而專制漫長的中國古代，也是應用了儒學這種治國理論進行的，也總是出現“三十年河水流東，三十年河水流西”的現象反覆上演。更不要說儒學的“三綱五常”，以及大量的不合時代的沉積理論。從另一方面來看，當社會重新豎起“仁義禮智信”這面旗幟的時候，這種社會已經是人心混亂不堪，有待那些所謂的“聖人”來宣教，來收拾了。

再者自從董仲舒在漢武帝那裡取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雖然幾經波折，但還是不斷地取得政治利益，但是國家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強大，反而把各家學術排擠出了國家層面。更為甚者打擊，扭曲各家學術層出不窮。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並不需要“一種（幾種）學派服從一種學派”或者某一學派的振興來代表的方式。江河的長流不竭，是眾多湖泊，乃至山泉的這個源頭的不竭或湧出做支撐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的“文化大師”輩出的時代都是主流文化衰退之際:一是春秋戰國時代。這事眾所周知地，“諸子百家”就出現在這個時代。二是民國初期。前一個時代，雖然現在一直稱呼的儒學還未真正形成，但它的雛形已經得到周公等建立了。正是周公創建的“禮”制社會的衰敗，才湧現出各種學術的紛現崛起。後一個時代是“帝制”的崩塌，引起了長期佔據主流文化的儒學被廣泛批評而擱置。

由此可見，無論從“兼聽則明”的角度出發，還是中華民族的治國理論必須博取眾長的方式，儒學這個理論都已經過時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應該採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管理社會的方式。只有讓大眾有思想自由，思維放鬆，我們民族的文化才能呈現一個“百花齊放”時代，唯有如此，民族信仰才能得以重建。否則，重新促使儒學一家獨大的話，不要說他還會壓制其他學派，還會繼續壓制民生所需要的百業的存在以及發展。屆時，民族復興大業必然水到渠成。

上坪農夫

對中華民族而言，儒家即功不可沒，又是一個千年背鍋俠。

儒家對於統治者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儒家即可以鞏固統治，穩定天下，也是禍亂天下，朝代更迭的幕後英雄。

因為，儒家即講“道德”也講因果，它從不對某一方提出“道德”要求，而是對矛盾的雙方同時提出“道德”要求。比如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終弟及等等。儒家首先注重的是自己要立足於“道德”，然後才能要求別人。同時，還講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很矛盾，但很儒家。只是比起講“仁義道德”的儒家，統治者們更喜歡立竿見影的“法家”。但是，“法家”的手段過於殘忍，不利於統治。於是，他們就給法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從而，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核心一直是法家，從沒變過。儒家一直都是空殼，也從沒變過。因為為君者，無論“明”與“不明”，為臣者都必須要“忠”，為臣而不忠的話，怎麼辦？一個字:“殺”!為父者，無論“慈”與“不慈”，為子者都要“孝”，為子者“不孝”怎麼辦？一個字:“罰”!這些都是法家的手段。跟儒家通過教化是他們成為“謙謙君子”的方式，差了十萬八千里。

統治者們用這種套著儒家外殼的法家手段治國，在王朝開始的時候，是可以穩定天下的，因為那時候，“道德”對帝王有一定的約束力，百姓們也希望新王朝可以重“德”。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約束力越來越弱，而當儒家這個外殼被徹底拋棄的時候，一個王朝也就走到了盡頭。因為繼任者可以高舉著“仁義道德”的大旗，名正言順的取代前朝。而“失德”是歷代王朝對前朝的統一評價，是後朝取代前朝最冠冕堂皇的藉口。

而在“德”的主框架下，誰當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有“德”，因此，儒家並不排斥異族當皇帝，只要他有“德”。無“德”之人，即使是漢人，也一樣無法立足。華夏文明可以延續至今的，儒家的寬容，頑強而堅韌功不可沒。

至於，說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姑妄聽之吧。因為，這樣的情況只停留在幻想中。想實現，要先過“法家”那一關。而過了“法家”那一關的，早把儒家的核心丟了。從而成了一個外儒內法的“偽君子”。

而，鍋，當然要儒家去背。因為“法”一直藏的很深。

陌上雲白

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對於中華民族而言，一開始是有其好處的，後來就是滿滿的壞處。

在漢朝的時候，為了國家的統一和統治，獨尊儒術是有其進步意義的。正是這樣的舉措才使我們國家能夠在漢朝、三國、兩晉、南北朝、隋朝一直處於上升期，直到唐朝初期，達到中華民族發展的頂峰。其中儒學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統一思想，更成為中華民族處理各類問題的綱領。

但是，在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開始走下坡路，直到五代十國以後，趙匡胤建立宋朝以後，為了避免再重蹈他兵變的覆轍。竟然讓文官節制武將，使得文官地位變得至高無上，儒學也正式成為無所不能的全能學說。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使得國防實力大幅度下降，北宋不僅向遼納貢稱臣，甚至向西夏等小國也俯首投降。最後，即使北宋滅亡，南宋復國以後，作為儒家文人代表的秦檜仍然在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算計、謀害主戰派岳飛等將領。而朱熹的出現，全面曲解了儒學，使得儒學變得更保守，從而造成南宋持續孱弱。最終只能被元朝所滅。此後雖然明朝光復中華，但是儒學文人已經逐步進化成空談道德，甚至認為道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偏執狂。直到最後，滿口仁義道德的儒學文人，棄崇禎皇帝於不顧，先是投降李自成，繼而又拜多爾袞為爹！到了清朝末年，現代化已經遍佈全世界的情況下，儒學名仕翁同龢等人還是宣稱儒家道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就不是不合時宜，而是傻到沒邊了！而滿清最終的滅亡就是儒學的全面失敗的特徵。

總之，儒學在唐朝初期以前是促進中華民族進步的，但是此後就是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

地震博士

夲人不做“國學”生意，是工科出身的，知道釘子、榫和鉚各有其用的道理。所以大家放心往下讀，最起碼我不忽悠人。

儒學能治國、平天下嗎?我嚴重懷疑。儒學再好，也不能包打天下

儒學是學問之總，能總攬如上各專業知識，或者說能培養各個專業人才嗎?顯然不可能！因此，儒學能“治國、平天下”，就是偽命題。那題主之問“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福是害”，不就答案自明瞭嘛。

事實上，自清末啟蒙思想家嚴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後，西學東漸，洋務運動興起，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連風雨漂搖的大清政府，也廢除科舉制度，興辦中小學堂，公派留學生赴歐美接受西學。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學，壽終正寢，已被掃入了歷史的塵埃裡！

有人或許會反駁了，儒學的歷史功績被你否定了，它在中華文化傳承、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俗話說，“死了張屠夫，哪能吃帶毛豬”。中華民族的主體是漢民族，其前身華夏族原夲就是個尚武，掌握了銅器製造、養殖牛羊等先進生產技術的群體，創造了天下一統的政治格局(炎黃部落聯盟、夏商周擁有“中國”)。對炎黃血緣高度認同(事實如此)，掌握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佔領著地理優越的土地，依靠強大的人口實力和宗法傳統的漢民族，在數千年的民族爭鬥中，最終也必然會成為勝利者。

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儒，即巫師、術士，早期主要從事喪葬工作，因收入較低、仰人鼻息，故稱之“柔”，通“懦”、“糯”。

到了孔子之時，搞出了“恢復先王禮樂”的復古主義逆流，因而一生是不得志的，“累累如喪家之犬”，只能靠開辦鄉村私立學校為生。春秋時期，“王霸”之道是顯學，儒學在諸侯中是不受待見的，但孔孟編撰教材，儒傢俬學控制著廣大的基礎教育資源，影響日見擴大。即使在最高學府稷下學宮，主流思想仍是黃老之學。到戰國中期，兼併加劇，法家、兵家、縱橫家成為時代的寵兒。有這樣一個笑話：商鞅三見秦孝公，一言帝道，“孝公時時睡，弗聽”；二言王道，“益愈，然而未中旨”；三言霸道，後“不自知厀之前於席”，“數日不厭”。

儒學並非濟世之術，至始皇帝“焚書坑儒”可見一斑。至漢武帝時，儒家死耗子撞上了瞎貓子，鹹魚開始翻身了。董仲舒發明瞭一套說辭，整出“君權神授”的理論。彼時歷經春秋戰國、秦末動盪，社會思潮極為複雜；內有諸侯國坐大，外有匈奴擾邊；漢朝歷數代黃老無為之治、與民休息，國力已經積蓄。欲有所作為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加強中央集權，就是應有之意了。至宋朝程朱理學氾濫，明朝將科舉制度《四書五經》掛鉤，限於《四書章句集註》，儒學自此成為禍國殃民的怪胎。康乾之時，英國已開始工業革命，而滿清依然把儒家經典奉為治國之要。

很多人在意淫，儒家思想是中國數千年的統治思想。錯，統治者向來陽儒陰法，法、兵方為治國之術，儒學不過帝王愚弄天下的表面文章。當儒學與人才選拔機制聯姻後，其罪過因科舉制度而放大。男兒不當兵，皓首窮經，一心科考功名，實則是投機取巧，和對中華武風的閹割；視科技為“奇巧淫技”，嚴重阻礙科學技術進步；重農抑工、商，僵化鎖國、妄自尊大，先進生產方式受抑制；士紳階層膨脹，土地兼併嚴重，國弱民窮。

中國足球不行，也可以從科舉中找到根源：你捨得兒子不考大學，支持他去踢球嗎?

儒學，原夲戰國時一家思想，最後成為一種“宗教”，與“治國、平天下”學問，自然是風牛馬不相及的，說是“愚民之術”也不為過！但它也非一無是處，數千年中，起碼中國人識文斷字還有教材；在朝野攻擊中，官、民起碼還有套說辭。

作為文史學者，可以作為研究文學、語言學、考證的典籍；作為哲學工作者，可以考察思想體系…其它，嘿嘿，思想政治課夲用不上它了，想謀生還不如學門技術實惠，非人文社科學者真沒什麼卵用。中國人幾千年薰陶，孔孟之義已入骨髓，真地用不著尋章摘句了，敢想敢幹敢打怕才是最重要的品質了。

至於有人從故紙堆裡，刨出國學《四書五經》來說事，其用意，我不說，你懂的！

哈哈！

嘉會花藝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天開始就已經宣告中國過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壽終正寢。奴學禍國殃民，奴學詆譭人的尊嚴，奴學是奴隸社會統治奴隸的逆天工具。奴學歧視女人，歧視女人就是歧視母親，一個歧視母親的民族隨著經濟大潮翻滾必然會導致道德淪喪。奴學撕裂公德，撕裂了人心，撕裂婚姻，撕裂了你我。奴道不滅，中國男人永遠也找不回男氣。中國富人多多，你又見過幾個真正體面，胸懷坦誠，含笑豁達，正直無奸的男人，，，，奴學是最缺德，最齷齪，最下賤的“心術學”，全天下所以“詐術”防不甚防，全天下傳銷團伙一幫接一幫，都因為奴學主張好裕惡勞，，，奴學就是渣道。

都市星巴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認為用儒家學說來治國平天下是一種害，因為每個時代所需要的治國思想是不同的，不能單調的說儒家思想治國對於中華民族是有害的。

在中國的夏商周時期，其所採取的治國思想主要是神權思想和周禮，因此在三朝時代留下了很多神話傳說；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所採取的主要治國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但是也存在例外情況。比如，在秦朝時期，所採取的治國思想是法家思想，嚴刑峻法，對百姓的思想和行為控制比較嚴苛，百姓稍有越矩，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是從西漢武帝開始的，武帝時期的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滿足了漢武帝統一天下和建國之初的需要，因而被漢武帝採納。至此儒家思想就正式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在此後的朝代中，雖然儒家思想的地位有所變化，但是卻一直沒有退出封建社會的舞臺。比如說在唐朝時期，開國皇帝李淵將道家思想放在治國的首位，其次是儒家思想，再次是佛家思想；在女皇武則天時期，將佛教思想放在治國的首位；而在武則天之後，唐朝的皇帝又將儒家思想放在治國的首位。

隨著時代的變化，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進入近代社會之後，逐漸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因而中國的治國思想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比如引入西方思想治理國家，現在我國的治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但是，隨著國學近些年來火熱，儒家思想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臺，還有逐漸火爆的趨勢，大家逐漸發現，其實幾千年的儒家思想並不是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我們應該對儒家思想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綜上所述，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福而不是害。

關鍵字: 文化 讀書 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