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配图 | 《饮食男女》
问：最近有一部叫《人生一串》的纪录片，讲中国各地的烧烤，特别火。纪录片里提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食物，比如烤猪眼睛，烤活蚕、烤蛾子，引起很多网友讨论。这样的食物，有些人觉得很好吃，但另外一些人可能就觉得难以接受。您吃过最不能接受、或者说觉得特别奇怪的食物是什么？
冯叔：老鼠。我到南美的时候，去马丘比丘，游览完了以后，来到那个地方的一个餐厅。导游说今天吃大餐。结果菜上来以后，一人半扇老鼠。那老鼠特别大。就像吃龙虾一般，剖了一半，半扇，从老鼠脑袋一直劈下来。这么大个老鼠，放到盘子里，这是主菜。
我觉得这是特别摧毁人食欲的一个吃法。当地人吃得很高兴，我们一起去的朋友也有吃得很好的，但是我接受不了。在中国文化里，老鼠是特别脏的东西，形象又坏。南美那儿的可能是粮仓里的鼠，变成肉鼠。但我是绝对不吃的。这是让我觉得难以接受的一个经历。
《人生一串》 | 烧烤摊，是中国人的深夜食堂
问：您怎么看这种不同地域或者国度的人在吃上面的差异性？
冯叔：我觉得，人作为一种动物，归大类是哺乳类。从哺乳类动物这个角度来说，人目前吃的东西是一个进化和不断尝试、筛选的结果。一种食物，人们都吃了以后，没死，然后再吃；吃了以后，有人吃死了，大家就不吃了。这样沉淀下来，人就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各个民族大体上都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一些吃了不死，还适合当地文化的东西，就成了日常食物。所谓当地文化，就是气候、环境、身体的基因、遗传能接受的程度、体制，都形成了一个适应过程。食物是维系一个生命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东西跟人的成长、维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个具体环境内才表现出差异性，否则没法差异。
差异性太大了以后，不同的民族互相看就觉得对方很奇葩。比如吃老鼠这个事，当地人长期吃，又吃不死，身体还挺好，还便宜，到处可以抓到，那就变成了他的风俗。包括很多草药，很多植物，我们也是不断地尝试，不断在吃。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我特能理解「吃啥都行」。
只要吃不死，吃了开心，每个民族吃什么都可以，而且都值得尊重。而且我看到这么多奇葩的吃法，就觉得人活下来挺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去非洲马赛马拉。去了以后发现，当地人拿个皮囊，里边挤点牛奶，然后在牛的脖子上拉一刀，血喷出来，再拿点泥把那伤口糊上。然后拿个匕首把奶和血和一和就开始喝。这很适合他们，那个地方哪有水？这么大一头牛，有奶，有血，都是液体，而且还挺有营养。但是我们看上去，茹毛饮血。可能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么吃的，所以我是特别理解，吃什么我都不觉得怪。
《苹果》 | 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共同影响着人们吃什么
人吃啥都能活。有些吃法有美好联想，有幸福的回忆。但有些是历史故事，伤痛记忆。我去柬埔寨时，他们说晚上带我去吃昆虫。说这虫子，屎壳郎什么的都特好吃。我不吃，我去看。油炸的，什么都有。
我就想，这帮人怎么就变成这样？后来我看了一本书，介绍这是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把 1/3 的所谓有钱人、有技能的人都赶到乡下去，把城市人口也赶到乡去。到乡下去以后再把他们摧残死，把他们财产房子都剥夺了。一些文明人、一些有专业技能的人在乡下不断地饿死，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开始吃虫子，吃屎壳郎。然后强颜欢笑、勉为其难地吃。吃着吃着，最后吃成一个习惯。
把最烂的东西往好里做，就跟咱把臭豆腐当成美食一样，实在是没办法，穷了，又不舍得扔掉，就把这臭豆腐拿来吃，实际上不卫生，不健康，又不好吃，但是因为穷，悲惨，不得不吃。柬埔寨就是这样，吃昆虫成了一个习惯。到了他们的后人，第二代、第三代，家里边都吃虫子，就像我们打小就吃臭豆腐，就吃习惯了。
后代人忘了前面这个历史，只是把它当成好吃的。所以味觉是可以改变的，味觉也是有记忆的。味觉可以改变，是因为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只不过我们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柬埔寨人今天吃昆虫，就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屠杀，当年的流放，当年对文明进步的摧残和波尔布特时期的暴政留下的痛苦。
我们其实一样。我们对很多食物的烹调方法都跟苦难记忆有关，只不过我们不去研究。我们对食物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历史文化的密码不太注意。所以说，食物和人的适应关系，既有我们讲的自然的一面，确实也有很多社会、历史的原因。
编辑｜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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