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文
在近現代歷史上，廣東可謂人才輩出，群星閃耀，軍事、政治、科教、文化、體育……各界都不乏享譽世界的頂尖人物，而且尤以產出革命家和改革者而著稱，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是廣東人，或者廣東革命家的傑出代表。
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往往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那些小時候不大聽話，甚至有些調皮搗蛋的孩子，長大了往往會更有出息。如果把中國各地比喻為人的話，那麼廣東就是那些“調皮孩子”之一。
為啥說廣東小時候“調皮”，長大了有出息呢？和前兩期一樣，咱們還是從地理氣候開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個規律基本上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從地圖上看，廣東地勢北高南低，山地和平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500米以上的山地佔31.68％，丘陵佔28.54％，平原佔23.66％，臺地佔16.62％。除了珠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島以外，大多是山地和平原相夾雜的地貌，境內珠江為主要水系，南臨南海，海岸線外分佈著諸多小島。
按說這種地面造型還是有利於農耕的，但別忘了廣東可是位於中國大陸的最南端，除了海南島，就得數廣東緯度最低了，這使得廣東的年平均氣溫在20度以上，夏季長達六個月，在沒有現代科技的古代世界，這可不是什麼好條件——高溫加潮溼使得植被茂密，疾病容易流行，蛇鼠蟲蟻，飛禽走獸眾多，農作物的病害也不少，加上橫亙d 北部的五嶺山脈阻斷了交通，使古代的廣東並不是一個宜居的地方，所以，直到秦統一六國之前，廣東基本還處於原始部落狀態，各方面都很落後。
在秦朝以前，廣東是斷髮紋身的越族人聚居之地，也是完全不同於中原文明的蠻荒之地，據說最早還是楚國人來到這裡，設置了第一個管理機構“楚庭”（此說有爭議）。秦國統一六國後，派遣五十萬大軍征伐百越。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選址白雲山和珠江之間的高地修築番禺城，這是廣州建城之始。公元前204年，中原大亂，南海郡尉趙佗遂領軍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趙佗將北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帶到了這片空白之地，促進了人口的融合，這是廣東第一次感受到了文明的氣息。
南越國立國接近一百年，經歷五代國王后，才在公元前110年被新興的漢帝國所滅，漢朝設置了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加以管轄。雖然形式上被統一了，但地理環境決定了廣東仍然是一個很封閉的地方。唐代以前，中原人對嶺南知之甚少，廣東被視為“蠻荒”和“徼外”之地，原始森林茂密，多有毒蛇猛獸和“瘴癘病毒”。這樣的生態環境，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顯得十分惡劣。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曾上書勸諫漢武帝不要遠征嶺南，因為“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蜇生，疾癘多作，看作未刃血，而病死者十之二三……”
因為五嶺的阻隔，中原人難以到達廣東，廣東人也難以北上，因此保留了獨特的文化和習俗，比如“廣東人什麼都吃”，就是從古代流傳至今的飲食習慣——在農業技術不發達的時代，要是不把蛇蟲鼠蟻也作為食物來源的話，恐怕都被餓死了啊。為了克服老天爺帶來的種種困難，廣東人要與大自然進行頑強鬥爭，形成了敢於冒險、勇於開拓的特質，另一方面又得求助於超自然力的護佑，篤信鬼神，即使到了今天，求神拜佛的風氣仍然承襲不衰。
瘴癘多多，蛇鼠橫行的自然環境令人生畏，所以廣東通常都被當作發配罪人的理想去處。唐德宗時期的宰相楊炎因為黨爭被貶至海南島，途經天門關時作了一首詩《流崖州至鬼門關作》：
這位宰相之所以要發出“千知千不還”的感慨，是因為當時都知道，把中原人發配到廣東（包括海南島）去，說不定半路就死了，沒死的，過不了幾年也就差不多了，相當於“死緩”，一想到這個，哪能不心生悽切呢？
北部的大山和南面的大海，把廣東牢牢地圈了起來，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自然條件又惡劣的地區。不過封閉歸封閉，古代廣東也還是出了一些人才的。從西漢末年開始，為了躲避中原地區出現的戰亂，漢人逐漸南遷，在南宋末年和清初又有兩次南遷，基本上形成了廣東現在的人口組成和分佈——廣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北方的移民將先進文明和農業手工業技術帶到了廣東，出現一些牛逼人物，也很正常。
在唐代官致宰相，同時也是詩人的張九齡（韶關人），要算第一個“副國級”的廣東人，“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就是他的名句。佛教禪宗的六祖慧能，幼時隨父流放到廣東，雖不識一字，亦成為高僧，“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廣為人知，也是富有哲理的佛教偈子。著名的明代清官海瑞，也來自廣東（按今天的區劃，海瑞是海口人，按歷史區劃，算作廣東人）。最為軍迷們所熟悉的古代廣東人，就是在明末守衛遼東，一炮將努爾哈赤擊傷致死的遼東經略袁崇煥（東莞人）。
嶺南第一狀元莫宣卿享有專門的狀元祠，既反映了對學問的崇敬，也反映了古代廣東人要出人頭地的不易。但總的來講，相對封閉的地理條件還是形成了對外交流的巨大障礙，中原文明傳播到廣東，也已經是末梢了。因此，古代的廣東，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緩慢，從漢到隋的八百多年中，廣東被察舉的人才總共不過24人。科舉制度出現之後，北方的進士、文人多不勝數，而廣東在唐代前期沒有一個進士，後期也僅出過5個，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朝倒數第四個皇帝），廣東才出現了第一個狀元莫宣卿（封開人，注意不是開封……），而在整個古代史上，廣東僅出過九個狀元，其中三個還是在離得最近的清朝。
古代的廣東不僅在地理上遠離王朝的核心地域，同時也被視為遙遠的偏僻之地，在文化方面也遠離中央。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正是由於封閉性，所以嶺南文化未被強大的中原儒學完全同化，政治經濟的落後，又使廣東人沒有中原那種固步自封的優越感，更容易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能夠在兼收幷蓄外來文化的基礎上，保持著一種反傳統，不斷變革創新的特質。近現代的廣東能成為居上的後來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
雖然古代的廣東顯得有點“沒文化”，但從宋代開始興盛的海上貿易，卻給廣東，或者說中國打開了另一扇窗口。遠道而來的各國商人，帶來了許多新事物和新文化，即使閉關鎖國的清朝，也把唯一一個對外通商的口岸設在廣州，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裡離北京很遠——跟西洋的“蠻夷”打交道，最好是離得遠遠的，免得影響到帝都，影響到皇帝，有傷天朝的風化……。
這反倒給了廣東一個其它地方都難以比擬的優勢——能深度接觸到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本來廣東就沒有多少重農守土的思想束縛，對經商也沒有牴觸情緒，更沒那麼多“義利之辯”的桎梏，一旦接觸到先進文化，便會產生變革的思想，大量的西方科學知識也主要由廣東傳入，並輻射內地。
鴉片戰爭前後，廣東不僅是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心，而且率先開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晉徽蘇浙粵五大商幫中，粵商的海洋文化色彩最為強烈，在封建帝國和農耕文明屢受列強打擊，日薄西山之時，廣東卻逆勢而上，成為先進生產力及先進思維的代表，對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社會變革和經濟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在談到近代的歷史變革時，就非常強調廣東的特殊地位：“中國與外人之接觸，以廣東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也以廣東為最”。
文學家林語堂對於廣東人也做出了這樣評價：“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合物”。所以，盛產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地方，必然是廣東。
這些廣東人你認識幾個
打響民間抵抗列強侵略第一槍的，是廣東人（三元里抗英）；看到時局危急，國家糜爛，直接向最高統治者提出改革方案的，是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要直接武裝推翻清朝的，是廣東人（洪秀全）；提出先進政治綱領，建立民國的，也是廣東人（孫中山、朱執信等）；繼續探索、繼續革命的，還是廣東人（陳獨秀、廖仲愷、彭湃等）……
近代的廣東實質上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不僅廣東人敢於突破思想上的藩籬，開風氣之先，廣東更是成為革命之地。在興中會策劃的8次起義中，在廣州發動的就有3次。第一次乙未廣州起義發生於1895年，興中會計劃一舉拿下廣州，然後北上經湖南湖北攻打北京，但因不慎洩密而未成，起義領導人陸皓東（中山人）被清廷逮捕犧牲，成為為民主共和流血獻身第一人。
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者並不放棄，於1905年和1911年又兩次在廣州發動了庚戌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辛亥廣州起義），雖然均告失敗，但廣州也成為令清王朝頭痛的地方，為武昌起義做好了鋪墊，積累了經驗——推翻清王朝，廣東人亦是功不可沒。
孫中山先生為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也將根據地設在廣東，在廣州建立了黃埔軍校，以黃埔生和粵軍為班底建立了北伐軍，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由南向北的統一（雖然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其中最具戰鬥力的“鐵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就在該軍），其前身就是廣東的“地方部隊”——“護國粵軍第一師”，後來這支部隊發展第十九路軍，在抗戰中建立了功勳。除了黃埔軍校以外，孫中山還在廣州建立了“國立廣東大學”，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學，這一文一武的配置，基本體現了孫中山的建國思路。
孫中山逝世後，國共兩黨決裂，中國共產黨先後舉行過數次城市暴動，包括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其目的都是為了在廣東建立政權，然後再次北伐。南昌起義之後，部隊最初也是要南下奪取廣東，可見廣東在當時革命者的心目中是何等有吸引力。只是由於中國的國情特殊，這些起義均以失敗告終，建立新中國的夢想，還得到農村去實現。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擯棄前嫌，一致對外，廣東人民也奮起抗戰，在八年抗戰中，廣東軍民共打死打傷俘虜日偽軍近5萬人，抗擊和牽制了日偽軍10萬人以上的兵力，並湧現出了許多抗日名將。在先後設立的十個戰區中，廣東籍將領出任過其中三個戰區的司令長官——張發奎（始興縣客家人，四戰區司令）、餘漢謀（高要人，七戰區司令，這個戰區的防地就是廣東省）、薛嶽（韶關客家人，九戰區司令）。其中薛嶽被認為是日軍最為恐懼的中國將領，他參加過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指揮過武漢會戰和長沙會戰，給予日軍重創，岡村寧次曾感嘆“撼山易，撼薛將軍難”，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也警告部下：“你們遭遇薛伯陵務必持重”。
在一二八事變和淞滬抗戰中，三個廣東人名揚天下——蔣光鼐（東莞人）、蔡廷鍇（東莞人）和謝晉元（蕉嶺人）。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蔣光鼐和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大戰日本海軍陸戰隊，斃傷日軍三千多人，蔣光鼐因此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淞滬抗戰中率領“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就更是廣為人知的抗日英雄。
如果葉挺活著廣東可能就會多一個元帥。在人民解放軍的廣東籍開國將帥中，有元帥一名（葉劍英）、大將一名（張雲逸）、中將六名（鄧逸凡、盧勝、莊田、蕭向榮、曾國華、譚甫仁）。從數量上看，無論國共哪一邊，廣東籍的將帥確實少了點，遠遠比不上川湘鄂等地。不過，廣東人才的特點是全面，除了軍政領域外，廣東在科教文體方面，不僅人才多，而且還有諸多第一。
容閎，廣州府香山縣人（今珠海市）人，是第一位留學美國（耶魯大學）並取得學位的中國人。容閎能夠到美國留學是因為一些巧合的機緣，當他見識了西方文明後，深感中國缺乏啟蒙，遂以一已之力，上書李鴻章，促成了劃時代的“幼童留美”計劃。這些平均年齡為12歲的少年共120名，以粵籍為主，他們來到美國後眼界大開，學到了自然科學知識和先進文化。雖然三年後就被清政府召回，但仍然培養出了許多人才——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外資官劉玉麟、北洋水師濟遠號大副沈壽昌（甲午戰爭中犧牲）、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還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工程師詹天佑，都出自留美幼童，這可稱得上是廣東人改變中國的典型事例。
除此之外，廣東還湧現出了航空先驅馮如、中國空軍之父楊仙逸、武術大師黃飛鴻、“球王”李惠堂、文學家秦牧、數學大師丘成桐、音樂家馬思聰、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嶺南畫派大家關山月、華人首富李嘉成、實業家霍英東……等傑出人物，他們遍及各個領域，可謂全面開花，在全國範圍內也是名列前茅，這與古代廣東人才的稀少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改革開放時期，廣東成為改革的排頭兵和試驗田，許多打破舊制，突破陳規的舉措，都產生在廣東，現有的六個經濟特區，三個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歷史好像來了一個循環，百年前廣東引領全國的情景彷彿又出現了，只是這一次是主動開放，在和平環境中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之所以要把改革的主陣地設在廣東，除了經濟、地理方面的考慮以外（毗鄰港澳，有四季可用的良港），更多的還是因為廣東擁有在歷史上形成的，最適宜搞改革搞突破，最適宜接納新鮮事物的普遍風氣和民情，在這裡先把改革開放搞起來，阻力最小，收效最大，示範效果最佳。
其實改革開放也可視為沒有硝煙的革命，在和平環境下，啥都敢吃的廣東人把當年搞革命的勁頭用在了做生意和搞建設上，不拘一格，推陳出新，經濟發展長期居於全國首位，廣東話也一度成為大眾競相學習的熱門方言。
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省的經濟總量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了香港，2007年超越中國臺灣。2013年，廣東GDP達到了6.23萬億元，成為全國唯一一個超6萬億的省，也是首個萬億美元的區域經濟體。2016年，廣東省的GDP達到了79512億元，仍居全國之首，放在全球也要排在第15位，接近西班牙的經濟總量。
古代的蠻荒之地，近代的革命之區，當代的富裕之省，這就是廣東！
最後來總結一下廣東人的特點——敢為天下先，百無禁忌；務實求真，少有虛文；開放兼容，沒啥限制；求富敢富，發財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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