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被宣稱是‘反動’的，一些新文學史裡不提他的名字，彷彿沈從文不曾存在過……現在有一本沈從文傳了，他的作者卻是一個美國人，這件事情本身也是離奇的。”汪曾祺曾這樣說。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北京時，沈從文的心情已是“三分安慰，七分憂慮”。
“左翼文學”主將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裡點名批判沈從文是反動“桃紅”作家，批判他的文藝觀點。北京大學貼出牆報，批評沈從文是“桃紅”作家，“對新中國毫無感情，卻濫用作家名號。”數月之後，在批判和圍剿的風潮中神經幾乎崩潰的沈從文，用握筆寫作的手伸到居室的電線插頭。14歲的兒子沈龍朱發現父親的反常，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然而這並未能終止沈從文辭別塵世的執念，幾天後他又找到一把保險刀片，割破手腕的動脈。在沈家做客的張中和經過沈從文所在的房間，聽見房內有呻吟聲，張中和推門推不開，破窗而入，用刀片劃破手腕動脈的沈從文已處於昏迷狀態。“沈從文的同事聽說他喝了煤油割手腕，企圖自殺。他在醫院裡神智昏迷地躺了幾天，剛醒的時候，他以為他可能坐牢。”
由美國學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所著《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以下簡稱《沈從文傳》）記錄了這個細節。
最先的職業作家
“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1949年元月沈從文寫道。此語彷彿讖言，預示他後半生的逆旅。
如何使用手中的筆，對於以寫作為志業的作家來說性命悠關，同時也影響到他們的人生際遇和命運長旅。“我算是第一個職業作家，最先的職業作家，我每個月收入，從來不超過四十塊錢。”1980年6月20日，沈從文在與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金介甫談話時說。沈從文認為他是中國新文學第一代“嚴肅的專業作家”。1982年5月27日，他在吉首大學的演講時再次談及職業寫作。“作為獨立的職業作家，即專門創作不從事其它業務的作家，”這句話出現在《沈從文傳》的註釋裡：“沈反對把文學當成業餘玩票，要作者抓住手中的筆，不問個人成敗得失做下去，用文學作品起除舊佈新、創造新社會的作用。”
《他從鳳凰來》
[美]金介甫 著 符家欽 譯
雅眾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獨立”意為不盲從權力，不跟隨庸眾，不被規則拘囿，不受習俗限制，以個人立場存在於世，堅持發出的是個人的聲音，表現個人體驗，呈示個人對世間的觀察和體悟——這在中國現代作家群體中是罕有的。誕生於民國時代的文人多以家國情懷為己任，也多被民族共業所裹挾。作家的思想當然也會受到影響，然而考察沈從文的寫作史，多是基於個人經驗和獨立傾向的書寫。無論是在湘西鳳凰時代的創作，還是後來遷徙北京，再後來轉戰上海，他的作品個人化印跡鮮明。他對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的涉獵，對《聖經》的研習，加之他本有的湘西鳳凰鄉土基因，形成了他獨特的寫作文本和異質的價值譜系，在現代中國文學版圖上風格獨特。
把沈從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與魯迅並列的偉大作家，是金介甫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裡的論點之一。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此論要麼刪去，要麼改寫，不然《沈從文傳》就無法出版。這樣的國情顯然是金介甫這樣的外賓難以理解的。金介甫是最早理解沈從文寫作價值的西方學者之一，作為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費正清的弟子，金介甫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同時，開放的思想視域和不受限制的觸角使他具備理性的智識判斷。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有消息說瑞典學院對沈從文高度關注，據說他曾兩次進入提名程序。海外對沈從文的研究熱開始出現。此時金介甫提速了他寫作《沈從文傳》的工作，他以外國人身份考察偏遠小城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鳳凰縣，也多次到北京訪問沈從文先生。“沈跟我談話是極有分寸的，正如我寫本書下筆也非常慎重一樣。”在1980年代以後，沈從文對來訪者是不輕易接待的。而金介甫在1980年夏天，和沈從文單獨晤談了十二次，每次都長達三四個小時，他們曾結伴遊覽香山、長城、天壇。1980年冬到1981年春，金介甫在美國耶魯大學傅漢斯教授夫婦家裡，又與到美國訪問的沈從文談了六次，大都是單獨晤談。1981年夏天沈回國後，金介甫去北京時又多次到沈家做客，沈當時已是七十八歲高齡。
價值觀以及價值判斷，是鑑別一部傳記的意義所在。《沈從文傳》視角是西方人的，評價尺度也是域外的。金介甫寫道：“沈從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變。二十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徹底激進作家的姿態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到三十年代早期他就轉變方向，成為不寫政治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後期，雖然他在意識形態上同某些共產黨作家的關係緊張，他的政治觀點卻依然明確無誤地又屬於左派。沈從文反對門戶之見，因為他不參加任何組織。他反對每個流派，然而他同任何流派並無深仇大恨。”
個人精神的鍛造
1925年7月沈從文來到香山。香山位於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廟門樓的小屋裡，正好與湖南籍的實業家熊希齡的雙清別墅公館為鄰。雙清別墅是乾隆皇帝留住過的地方。熊希齡在香山靜宜園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熊希齡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談時事、哲學等話題，兩人有時坐在古榕樹下，或者坐在經過沈的住所去香山寺途中的石級上面，熊希齡向沈考問各種知識，直到午夜。其時北京和西山交通靠毛驢，而毛驢得花錢。沈從文如果想到城裡書報攤上翻書，需要走四個小時。沈從文住在西山的日子對他個人說來是很有收穫的，他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靜寺院樓閣間隨意漫步，此後在他的小說後註上寫作時間、地點的時候，香山的有名地方常常出現。
讀《沈從文傳》，看到寫有香山的段落，我有熟稔感。自1998年到2010年，我有十多年的時間在香山附近的村落租住，熟悉那裡的連綿山麓、山澗盛長的楓樹，熟悉山下的民居和曲折環繞的街道。其時我常到香山腳下的報攤去買報紙和雜誌，沈從文當年居住和行走過的地方也是我反覆流連過的地方。與沈從文當年相異的是交通的便捷，我經常可以騎著自行車進山，而入城的公交車線路完備已使出行極為容易。
我猜想1980年的香山之行還是具有難度，此時沈從文和金介甫一起遊覽香山。當年熊希齡的香山慈幼院現在已成為香山飯館，圖書館位於二樓。雙清別墅旁邊已建成由貝聿銘設計的現代化賓館。沈從文在香山還拜訪了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微音。
初到北京的一年裡，沈從文寫了不少作品向各處投稿，這些稿件大都被編輯扔進字紙簍。有一件他常說起的孫伏園的掌故。孫伏園1920年至1923年是《晨報副刊》的主編，他在編輯部一次會上搬出一大摞沈從文的未用稿件，把它拉成一長段，攤開後說，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說完後扭成一團，扔進了紙簍。當時報館不願花郵費退稿，而沈從文沒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計他早期作品大約三分之一都是這樣被扔掉的。
沈從文
北京作為歷史名城給了沈從文精神上的支持，這是湘西之後重要的人生經歷，也再度塑造了沈從文的個人精神。他浸潤於城市的歷史和文化遺蹟，迷戀“過去600年間兩個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館”，在沈來京時住的會館西邊，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廠。向東走約二十分鐘，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還保留著明清600年的市容規模，各個鋪子門前櫃檯大都各具特徵。
除了北京的風貌和文化氛圍。北京的人文圈子對沈從文也形成了影響。這段時期結交的朋友中，胡也頻、丁玲夫婦超過了知己的範疇。他們在1925年結識，此後五年間，三個人成了意氣相投的夥伴。沈從文還對丁玲懷有過柏拉圖式的戀情，他為丁玲寫過情詩。彼時他們野心勃勃要打進中國文壇，然而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學而失敗的人，說得上是同病相憐。三個人在香山度過的日子艱難困苦，到冬天生不起煤爐，後來有了煤爐又買不起煤。然而艱難困苦並沒影響他們求學的熱忱，其時三人都從香山跑到北京大學當旁聽生。
沈從文在北京大學周圍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京城的人文氣息。北京大學在蔡元培主持時，學子可以自由去大學旁聽。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都在日文班聽課，三人當時都夢想去日本留學。他們還聽過保皇派大師辜鴻銘講課，學校的講義誰都能買來互相傳看。北京當時窮學生到處皆是，人們在街上見到衣衫襤褸的人一點也不奇怪，該付房租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託詞緩交。這些都是老北京的習慣。沈從文回憶起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生活來，還無限激動。他認為北京繼承了中國古代那種地道的、非商業性的倫理道德。
北京生活給予沈從文的是精神的更新，他觸摸到了一個絢麗的人文光譜。新文化運動中的驍將和明星都出現在這光譜中。蔡元培、胡適、聞一多、徐志摩、梁實秋、巴金、施蟄存、邵洵美等人，紛紛進入他的人際關係圖。然而很快這個文化圈也出現了分野。超過知己的朋友胡也頻與丁玲轉入政治鬥爭，作為左翼文學潮流的參與者，他們投筆從戎，獻身革命事業。胡也頻遭到國民黨特務追殺遇害，丁玲的未來道路卻坎坷多難。1932年她參加共產黨，1933年5月14日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綁架，1936年奔赴陝北，受到毛澤東的歡迎。
保持內心生活的完整
時間如同魔法師，對於傑出作家或經典文學來說，能經得住時間流逝的淘洗，是藝術創造的本源和真諦。現在回頭看被潮流裹挾的現代中國作家的創造物，多隨時間化為泡沫。在政治運動的風暴中被劫掠，也在政治運動中沉浮，這是一代文化大師的人生軌跡。作家如何寫作，似乎預示寫作者的境遇和命運。考察世界文學史，傑出的作家都是自我成長的，在作家的職業成熟期，只有出版機制會介入作家的寫作生活。蘇聯式的文學體制是從作家的思想、寫作行為和生活進行全方位的介入和干預。這注定影響作家的寫作狀態和生存方式。
《沈從文傳》可構成一部作家的命運之書，是在更為開放的語境之下經由西方人的視角寫出來的傳記。本書敘述和刻畫的人物除了沈從文，還有於他產生重要影響的繁多人物，他們是現代中國炫目的文化人物，本書也是中國現代作家的群像，是新文化的命運史。在金介甫寫作《沈從文傳》的1986年，沈從文仍然在研究中國歷史，1983年的一場中風已使他半身癱瘓，只能通過口授，由夫人張兆和代筆與金介甫通信。“我認為沈對年代日期的記憶是不可靠的，講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懷疑是否並非遺忘所致。但是個別和孤立的疏漏並不影響他作為自傳或者他傳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憶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紮實，無懈可擊。”
《沈從文傳》講述了沈從文因為性情所致與政權間的疏離。他既反對蔣介石政權，也疏離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體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晚期，沈寫作讚頌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可是他歌頌新中國並不像有些作家那麼熱烈。友人丁西林和張奚若請他申請加入共產黨時，他也說自己“沒興趣”。沈參加過一次文代會，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曾請十二位作家會晤，想打打氣要他們多寫，兩人都要沈從文重新執筆。沈在1961年的確嘗試過一次。他和十八位青年作家登上革命聖地井岡山，打算住它三年，寫自己妻子家中一位共產黨烈士（張璋）的長篇小說。住了三個月，沒有寫出來，也沒辦法寫出來，後來就下山了。
沈從文
1951年沈從文離開北京大學，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任職，單位在故宮門前給了他一間小小辦公室。此後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為博物館的陳列品貼標籤，接待公眾參觀。這是一個轉折點，沈從文以冷靜旁觀的態度來看待中國巨大的社會變革。在與世無爭之後，沈從文得以保持內心生活的完整。此時文人的清高和驕傲感已經遠離內心，1953年上海開明書店寫信通知沈從文，因為他的作品已經陳舊過時，所以已將他的一切著作的紙型完全銷燬。與此同時，臺灣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從文的名字在中國的文學史著作中實際上完全消失。
在1966年起編寫的著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接近完成時，沈從文又被送到了“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在“五七”幹校待了三年之後，沈回到北京，單位分配給他一間房，面積只有雙人床的一倍多一點。他把半個屋用來擺書。1977年夫人張兆和下放返京，因為住房狹窄夫妻兩人只有分居生活，沈從文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張兆和處，取回給他做好的飯菜。
1978年，沈從文離開歷史博物館，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喬木的推薦下，被調到新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他組建了一個研究古代服飾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誼賓館租用了兩個套房做臨時工作室。某天傍晚沈從文在賓館院內散步，偶遇了落難後回京也住在友誼賓館的丁玲夫婦。
作家汪曾祺將《沈從文傳》視為“離奇”之事，他曾在推薦序裡寫道：“他的一生是一個離奇的故事。他是一個受到極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評論家、文學史家，違背自己的良心，不斷地對他加以歪曲和誤解……他被宣稱是‘反動’的，一些新文學史裡不提他的名字，彷彿沈從文不曾存在過。需要有一本沈從文傳，客觀地介紹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想，評價他的作品。現在有一本沈從文傳了，他的作者卻是一個美國人，這件事情本身也是離奇的。”
1983年4月，沈從文再發腦溢血癥狀，住進北京首都醫院治療，然而左側偏癱。1985年5月，記者蕭離上書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映沈從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況，同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發文社科院，沈從文定為正部級研究員，享受正部級待遇。
1986年沈從文被分配新房子，有了寬大的工作室，然而他的寫作和研究已力不從心。“他的手不聽使，寫不成文章。”沈從文的助理王亞蓉在多年後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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