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淄川、博山的東南部和南部山區的山上分佈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山寨（當地人俗稱“圍子”），這些山寨大小不一，有的建造精細，有的建造粗糙，這些石寨經歷了至少上百年的風雨侵蝕或人為破壞，現在大都成為殘垣斷壁，亂石擋道，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被人遺忘。
由於近十幾年來鄉村旅遊的興起再加上眾多驢友的光顧，這些沉寂了上百年的山寨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有些人對這些山寨的建造年代和用途頗感興趣，想弄個明白，但由於這些山寨的建造年代比較久遠又缺乏史料記載，只能從當地一些老人的口中得到一點零星的信息，大都是一句話：“山上的圍子是用來躲避匪患的”。其它的就很難知曉了。
最近一兩年，我也斷斷續續地探訪了一些山寨，對此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想解開這些山寨的謎底，於是查閱了一些史料和走訪了山寨附近村莊的一些老人，漸漸揭開了罩在山寨上面的這團迷霧，困惑了多年的難解之謎終於浮出了水面。
關於山寨最早的建造年代，實在不好確定。比如，馬鞍山上的山寨，有專家認定為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兵營，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的話，距今也有兩千多年曆史了，但這些史書上沒有記載；再如招夫寨（有大寨小寨兩處），傳說是明朝永樂年間起義領袖唐賽兒的一處兵營，她手下有一員干將叫秋花，用比武招夫的辦法，招募人才，後來她在一次作戰中戰死，後人為了紀念她，就把她防守過的山寨叫做“招夫寨”，這也距今有六百多年曆史了。
以上這兩座山寨的建造年代比較久遠，真假難辨，暫且擱置不議，留待以後專家學者去繼續探究考證。
據史料記載，淄川、博山地區大規模集中修建山寨是在明末和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及民國時期。明末清初，戰亂頻繁，社會動盪不安；清咸豐、同治年間，捻軍征戰山東，紀律鬆弛，隊伍形同流寇；同治元年，淄川的劉德培以抗漕聚眾起義；另外臨近地區的土匪也經常前來騷擾民眾。
民國26年的《續修博山縣誌•匪患》記載：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十二日，捻匪入境。十月，蒙沂諸縣棍匪蜂起，各村團練與相哄擊，死難者七十餘人。
同治元年，淄川劉德培以抗漕事聚眾，據淄城與清廷抗。九月，劉德培邀南捻數萬眾來。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十三日，清兵追捻匪六萬餘人自萊蕪長峪道猝至，居民聞警皆逃漢王寨，不慎於火焚，毀甚巨。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捻匪由夏莊過境。
同治六年丁卯，捻匪自蒙沂來，由漢王寨北去。
以上記載，從咸豐十一年到同治六年，捻軍多次進入淄川和博山境內，為了防避捻軍燒殺搶掠，紛紛建造山寨，這也從山寨遺留下來的不多的石刻中得到驗證，如張莊的雁門山山寨中有一處房屋上的石刻就有“大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字樣；小口頭村東山山寨的寨門上刻有“同治六年六月上浣”字樣。
《博山縣誌》中記載的捻軍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呢？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夥”，捻軍起源於“捻子”，最初安徽、河南一帶有遊民捏紙，將油脂點燃，燒油捻紙用來作法，於節日時聚眾表演，為人驅除疾病、災難以牟利。早期捻子是向鄉民募捐香油錢，購買油捻紙。後來，也有恐嚇取財、勒索而實與盜賊無異的現象。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數越多，所謂“居者為民，出者為捻”，而清朝官方稱之為捻匪。
除捻軍以外，當地人因對朝廷不滿也聚眾起義，例如，上面《博山縣誌》中的記載：“同治元年，淄川劉德培以抗漕事聚眾，據淄城與清廷抗。九月，劉德培邀南捻數萬眾來。”可以看出，這些起義也是裡應外合，相互串聯，給當地的老百姓帶來了禍患，為此也紛紛修建山寨來防匪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位於西石門村西嶽陽山上的兩處山寨，當地人稱為“王家圍子”，《博山縣誌》中有王肇沅《修石門山寨記》一文，對我們研究山寨產生的歷史背景彌足珍貴。
“……於是修寨之意決。是時賊氛稍遠，吾鄉人紛紛議築土堡，或以淄城堅，竟相移入。乃與家大人議。以城雖堅，而我無田可供食。窵橋雖有田，而土堡終不如山寨之險。堅壁石門，以耕以守計甚得。於是歲五月朔鳩工庀材。度古寨地狹，莫容。乃於古寨南之高峰起寨。其地勢尖峰巉削，東南皆懸崖，惟西面稍坦。巉者平之，四圍周以石垣。石取諸山，故價廉而工省。其懸崖處，垣無庸高也；其坦處，則甃以重垣，上施銃眼二。非重垣不足防衝突也。其門，則石券，僅容人出入，上小屋一間，以備風雨瞭守。門則東北向，以登山之路在北也。四維既張，無以禦寒暑焉，不可，於是房屋備；枵腹焉，不可，於是倉廩備、庖湢備；峰高，無水，尤不可以不儲，於是即寨之西偏最凹處鑿池，上覆以石，而灰泥其中。不泥則漏卮為患；不覆則凍裂堪虞。夏日急雨驟漲，皆入池中，盛水約二千石。……”
“……當此時只為南匪計耳，不意於次年秋竟有劉德培之變，蠶食山中諸村。予與臧獲數輩負隅固守，賊聞有備，不來犯，竟賴以全。……”
從文中我們得知，修建山寨最初是為了防“南匪”，不料想“次年”淄川的劉德培聚眾起義，經常來蠶食山裡的百姓，王家人就在山寨中躲避，逃過一劫。
民國初年，土匪蜂起，給百姓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地威脅。我們再來看《博山縣誌》上的記載：
民國元年壬子，匪魁於三黑據千人洞劫掠，近村兵民合擊，驅之出境。
民國七年戊午，悍匪白天祖自結老峪進窺，十八營營長佟瑞亭率兵擊，卻之。
民國十五年丙寅正月十五日，臨朐匪蓋三省夜襲太河鎮，焚燒團局，大肆劫掠。同時，土匪小白龍並擾，及馮家社東偏。
莒州匪孫立子劫掠太河牟莊、馬陵、同古坪等處，旋去。
益都土匪趙錫據昭陽洞、仁河等處，四出剽掠。
民國十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七日，土匪在邢家莊一帶與警備隊接戰，匪氛甚惡，幸民團策應，匪不得逞，始引去。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匪至上瓦泉莊，賴民團先事預防，得無恙。
是年六月，劉黑七黨羽夜入柿巖莊，擄孫氏子及其甥以去，甥道亡，孫氏子贖還。是年九月初四日，劉黑七率匪三千餘人入東峪、峨莊一帶。初五日，出遨萊峪至前懷莊。
民國十七年戊辰七月十七日，劉黑七劫掠郭莊，進窺夏莊。民團分隊長朱子厚往救，得免。
民國十九年庚午六月，益都匪趙光慶焚燒東峪、東道平等莊。
民國二十年辛未，益都匪犯境，王縣長蔭桂偕客軍及本縣隊伍集太河莊追逐，破走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春，伊來灝率匪眾數百擾邑之東鄙，經博山、臨朐兩縣會剿，始遁去。
從以上記載來看，淄川、博山的匪患多來自於外地。除捻軍以外，清末民初劉黑七、於三黑、蓋三省、白天祖、小白龍、伊老九等在沂蒙山區有名的土匪，幾乎都曾經光顧過淄川和博山。建山寨以自保，恐怕是當時的民眾無奈中的最好解決辦法了。
抗戰時期，日寇在原有的山寨基礎上建設碉堡，構築工事，成為他們侵華的據點，革命隊伍也充分利用山寨易守難攻的優勢，與日軍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
這些都是淄川、博山山寨構築的幾個重要時期，其中以清末民初的遺存為多，有的則多次被重複利用，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這裡說明一點，現在的淄川東南部山區的幾個鄉鎮，比如，太河、口頭、峨莊等鄉鎮，過去都屬博山縣管轄範圍，直到解放後的1958年才劃歸淄川。
湧泉山人2018.8.31於湧泉讀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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