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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為核心的“楓橋經驗”，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為依靠群眾力量化解基層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時代發展，社會矛盾的形態、內容都在發生著變化，推廣“楓橋經驗”需要賦予其新時代的精神，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
北京作為首都，多年來將“楓橋經驗”的堅持發展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緊密結合，以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為依託，重點提升人民調解工作的群眾參與度，完善人民調解組織隊伍建設，健全多維度的調解工作對接機制，拓展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工作領域，並不斷強化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主動服務北京“四個中心”建設，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楓橋經驗”北京升級版。
這裡的調解員都有精英範兒
北京打造品牌應對新時代人民調解工作新需求
圖為徐衛平(右二)在為當事人開展調解工作
城市副中心建設人民調解工作室、首都新機場建設人民調解工作室、學院路律師人民調解委員會……2015年以來,這些有著鮮明首都特色的人民調解組織,服務於首都重點工作、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成為化解矛盾和普法宣傳的一支生力軍。
與此同時,以個人或團隊命名的基層調解室,以及醫療、知識產權、互聯網等專業領域的行業民調組織,為滿足新形勢下的矛盾糾紛化解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北京市司法局局長苗林近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說,積極主動培育“社會知名度高、調解能力強、工作業績突出、廣大人民群眾認可”的人民調解品牌,充分發揮其示範引領作用,以提升人民調解工作的群眾參與度,努力實現矛盾的不上交,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北京升級版的重要內容。
調解品牌帶動廣泛參與
在北京市海淀區的學院路街道,有一家全部由律師組成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學院路律師人民調解委員會,名聲在外。發起人是80後的年輕律師徐衛平。
“人民調解?那不是大爺大媽們乾的活嗎?你不好好當律師,當什麼調解員啊?”3年前,徐衛平在司法局的鼓勵下開始做人民調解工作時,不理解他的人很多。3年過去了,他不僅堅持了下來,還成了地區的調解品牌,街道、社區和群眾疑難糾紛的解決專家。
徐衛平現在忙了,有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調解的案件也越來越多,記者見到他時,他還在檢察院的律師值班室裡值班。不過,言談話語間,他對調解工作的偏愛溢於言表:“我覺得調解這事幹得太對了。律師職業是要為當事人服務,受制於很多東西,而調解是真的只以解決糾紛為目的,每解決一起糾紛特有成就感,而且特別鍛鍊人。”
徐衛平告訴記者,學院路律師調委會現有律師調解員10名,他們的任務是要“啃”下社區調不成或者讓街道很頭疼的棘手糾紛。
調委會組建不久,正趕上學院路一家隸屬某國企的賓館關停,200多名員工面臨解約。經司法所推薦,賓館的廚師長李某首先找到徐衛平,只是電話裡簡單幾句話,就讓李某明白了人民調解的作用,激動地說:“這回我們這些人有著落了。”
徐衛平為律師調委會定了個規矩,“調解跟辦案一樣得體現出專業性”。所以,律師調委會的調解員們接到案子都會習慣性地刨根問底,弄清情況再從法律層面上分析,找準化解矛盾的“要害”。
經過與李某見面溝通和證據分析,徐衛平斷定,賓館方會根據最初的協議,主張與李某間是承包關係而非勞動關係。因此在調解時,徐衛平向李某講明瞭其能夠爭取的合法權益,但對賓館方就不再從法律關係上糾纏,而是從訴訟風險、勞動者權益保護和企業形象維護的角度做工作。果然,擊中要害,糾紛順利解決。
從律師調委會的登記上粗略一算,他們成功調解的各類疑難糾紛已超過百件。徐衛平告訴記者,現在他們知名度高了,經常有律師申請加入他們,不過他嚴控門檻:“幹調解得有公益心,有私心雜念可不行。”
記者瞭解到,近年來,北京像學院路律師調委會這樣的品牌調解組織迅速發展:城市副中心建設人民調解工作室,走進副中心建設現場一線調解；新發地市場人民調解委員會,24小時值班,保證具有夜間交易的鮮活農產品糾紛及時快速處理；首都新機場人民調解工作室,構造“普法+調解”的新工作方式,調解成功率達到100%。
法律對接專業破解新矛盾
“開放源代碼”“後臺源代碼”“VR全景圖圖片”……在中關村知識產權大廈內採訪“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一個接一個的技術名詞,聽起來有點吃力。
調委會工作人員石洋笑笑說:“這就是為什麼特別需要專業調解組織的原因。”
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軟協調委會)是設立在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以下簡稱軟協)的一家人民調解組織,主要調解與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相關領域的知識產權糾紛。與一般民調組織不同,這個調委會匯聚了法律和科技兩大領域專業人士,還有一支龐大的專家後援團。
從軟協離職後成為律師的王麗君,現在是軟協調委會的骨幹力量,對於行業調委會具有的專業優勢,她感觸頗深:“曾經在調處一起金融軟件開發糾紛中,技術開發公司滔滔不絕地演示涉案軟件各種功能,結果被我們聘請的業內專家當場叫停,要求其只講計算功能。等技術人員講完這部分,專家就得出了結論——軟件沒有滿足開發要求。因為計算是金融軟件的核心功能,計算不過關,軟件就等於無用。”3天后,開發公司便同意退款,已經訴到法院的案子就這樣解決了。
王麗君說,律師調解員和行業專家在行業協會這個平臺上的無縫銜接,對化解專業領域的糾紛有著無可取代的優勢。2015年從工作站升級為行業調解組織,軟協調委會在行業內的認可度不斷提升,目前還和北京多家法院建立了訴調對接機制,由調解員進駐法院開展訴前專業調解,並在一定程度上向法院提供專業領域的技術支持。
如科技領域一樣,電視、物業、醫療、勞動爭議等各領域內,北京的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品牌近幾年不斷湧現。其中,外企人民調委會成立8年,處理勞動爭議糾紛3147件,簽訂調解協議2911份,無一起案件再生爭議；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成立近7年,共受理醫療糾紛12666件,醫患雙方總滿意率達98%,其在行業內的矛盾化解作用可見一斑。
定向孵化促調解工作升級
在北京市人民調解協會秘書長鬍勇看來,北京市這些年來人民調解品牌建設的成效已經顯現,成為新時代創新發展“楓橋經驗”,應對日益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的一條新路徑。“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經建有基層品牌調解組織55家,在服務中心大局、服務重點區域、服務矛盾多發領域以及服務民眾需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示範作用。”
記者瞭解到,在北京市品牌調解組織蓬勃發展的背後,有一隻強有力的幕後推手——北京市司法局。2011年,北京市司法局與北京電視臺聯手打造了新型矛盾調解平臺——第三調解室,大獲成功。此後,北京的人民調解工作便明確了打造一批人民調解品牌的創新發展思路。
胡勇介紹說,北京的調解品牌打造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在基層調解組織建設上,鼓勵優秀調解員、律師團隊或志願者等成立以個人或團隊命名的調解工作室,解決基層調解組織以往存在的公信力不高、調解能力不強的問題。其次,是應對矛盾糾紛不斷複雜化的新要求,不斷髮展行業性和專業性調解組織。截至目前,像軟協調委會一樣的市級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已有30家,年均化解矛盾糾紛3000多件。
從2015年開始,北京更有針對性地定向培育孵化符合地區發展的特色人民調解品牌,學院路律師調委會等16家調解組織便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
“孵化和培育社會組織,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路徑和經費問題。”胡勇對記者說,北京的選擇是結合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由市調解協會申請市級社會建設專項資金及福彩公益金,解決資金來源。在此基礎上,對篩選確定的品牌調解組織給予資金支持,同時從市級層面統籌優質培訓資源,開展調解技術性培訓和規範化指導,提升人民調解工作的規範化標準,也使得調解協議書的司法確認工作更加順暢。
“目前,北京的區級調解組織和行業調解組織都在複製我們的經驗,並取得明顯效果,很多品牌調解機構承接了越來越多的調解工作,不斷有新的社會力量加入到人民調解的隊伍,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胡勇說。
記者手記
在記者的印象裡,調解員大部分是很有奉獻精神又較有閒的大爺大媽。但這一次與新時代人民調解工作的親密接觸扭轉了記者的這種印象。無論是徐衛平、王麗君還是他們身後的律師、專家團隊,都是具備出色的法律專業技能或專業領域知識的精英人群,對於參與人民調解工作,他們坦陳如果算經濟賬估計是賠錢,可卻各個樂此不疲。
他們說,在調解過程中,絞盡腦汁想辦法,費盡心機說服別人,都是對自己理解溝通能力和業務素質的極大鍛鍊提升,是個人快速成長的捷徑,所以這事是雙贏。
在此次採訪中,記者瞭解到北京市近年來對人民調解工作的保障和扶持力度不斷提升,既有經費的支持,也有規範化的引導,人民調解工作自然而然就有了吸引群眾更廣泛參與和可長效發展的基礎。記者相信,“楓橋經驗”北京升級版定將煥發出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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