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红:我在榆社

小时候我和母亲在榆社,父亲在外地。长大了,父母在外地,我在榆社。

2000年留在榆社山村教书,回一趟太谷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进县城等班车,在范村倒车中转才能回去,要想直达太谷就得走山路,一天只两趟车,路途颠簸三个小时。后来家里买了车,来去方便多了,等太长高速通车,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回家。现在我自己学会了开车,回家成了轻松自由的享受,我开车不喜欢走高速,就走红花岭,感觉特别亲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地交流的方式主要靠书信,父亲每次回家都行囊满满,出发前常常会写信告知回家的日期要我们去邻村的路口接他,夏天的西瓜、白糖、桔子粉,冬天的煤、白菜,过年的年货,劳保用品、孩子们爱吃的零食、每个季节的新衣都是这样经红花岭辗转运回小山村,47公里的山路传送和记载了多少甜蜜的思念和等待。可结果通常是父亲都回家好几天了,信才被村干部送到家。

张秀红:我在榆社

这一段路沿途都是盘山路,尘土飞扬的土路早就铺设成了泊油路,不同的山色地貌、树木小草、农人的各种庄稼,行走其中就是游走在一幅景色绝佳的天然画卷中。更有路边潺潺小河汇入庞庄水库,累了在河边小憩,戏水,玩够了才赶路。每次回家都不敢提前告知父母,他们会从接到电话的一刻提心吊胆,预算着我到达的时间,早早去门口等着,看着我开车进了小区,也不坐上来,总要反复给邻居介绍是他在榆社的三闺女来了,满脸的骄傲。

父亲常感慨:“现在的社会多好啊,自己都会开车,那会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小时候在太谷上学,来去都得步行,晚上还得住店,也没钱买饭,自己带些干粮将就,走回去脚上都打起血泡。”父亲的话语中是对当下幸福生活的满足。我告诉父亲,榆社正在修建高铁呢,等到高铁并网通车,来去更是快捷。母亲则常常会唠叨:“一家人都离开了,你最小却留你一人在榆社。”听来心酸,一家人两地生活带给我的有喜也有忧,父亲退休单位分配了宿舍,母亲也搬去,独留我一人在榆社上高中,那时候对榆社厌恶极了,它贫穷落后,更因为没有亲人的孤单,离开它是曾是努力学习的动力。

很有戏剧性的结果是毕业后又分配回榆社,人往往如种子一般,有泥土的地方就能扎根,我留在了榆社,有了爱人和儿子,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爱上了这里,这一方山水养育了我,人们和善淳朴,小小的县城多数是可以连挂起来的熟人,说话办事都方便。

张秀红:我在榆社

这几年城市建设力度大,环境别致清幽,碧水蓝天,十分难得这一方净土,虽然离父母有些远,发达的交通缩短了物理距离,回家也就是一趟旅行罢了,我总担心话筒中传来的声音会慢慢听不清楚,怕这70多公里的路隔断牵挂,怕他们孤单,回家成了无比重要的事情。我安慰母亲:“一家人心在一起就不会远,我在榆社守着老家,等你们回来!”这世间的道理自然如此:保持恰当的距离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连爱也新鲜。

父母年过八十,一下子苍老了,尤其是父亲再不是我儿时眼中那么强壮有力了,做了一次大手术更加憔悴,仿佛寒风中的稻草,没有了任何能力抵抗。

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父母的思想还是很开明的,坚持火葬回老家,今年清明节回老家圈葬。一系列奔波和繁琐的准备,最后总算顺利完结。看着轰隆隆的机械很快将最后的归宿划定,巨大的窟窿圈定归宿,心里顿生幻灭。

张秀红:我在榆社

无论多卑微、多艰难的生存都胜过死亡,活着才是一切的依存,梁祝的爱情也只是一种艺术的美罢了,活着的相依要远胜于死后的同朽,因为生命终结后的一切终是虚无和幻灭。塞内加的精辟之言道出了真理:“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母亲居然落泪,不停感慨着人生不过如此罢了。父亲说来很懂这些阴阳,却也只在上面指挥始终没有下去亲眼看看他们最后的家。姊妹们按照乡俗下到墓葬中烧煎饼打扫,好一番折腾,里面很潮,刚铺好的地板砖上已经渗出水来,里面也不宽敞,看来父母打定主意要火葬,至于是自己的想法还是迫于无奈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我的父母真的不可抑制老去了,不想给任何一个子女添加负担是他们为人父母最大的尊严,孤独而骄傲的内心是子女永远也走不进的围城,中间隔着长长的时间和距离。聚少离多中对于父母更多的是宽慰,报喜不报忧是一贯的做法,我只想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无忧无虑安度晚年。

张秀红:我在榆社

我们的今天曾经是父母鲜活透亮的昨天,浸透过辛勤劳作的汗水,烙印着艰辛的家族纷争。而他们的今天却不是我们想要的明天,父辈曾经的骄傲都被我们超越而成为历史,现实的当下胜过昔日。我们也会老去,也会被下一代超越而成为历史,只不过这个过程更优雅一些,无法逃脱的是相同的归途,这一刻骨肉相连的意义才是深刻的,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彼此守望,对于彼此是多么重要啊,有他们,我就是有家的孩子,人生便知来路。有他们,我们不会失散天涯,前路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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