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孙葆元
当我发现寿康楼，它屹立在那里已有百年之久。
在一片低矮的民居中拔地而起，尽管砖石斑驳，仍不失昔日的气派。
一道空中连廊连起主楼与侧楼。
我努力地去想，当年楼的主人如此设计的用心。
由于不能进入楼内，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站在楼外，听到楼内有孩子做游戏的吵闹声，私闯民宅总是对主人的不敬。
这是济南城建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
在城西曾经飞檐斗拱、琉璃青瓦的传统建筑群中，一座欧式楼宇突兀而起。
站在楼上将半城鳞瓦尽收眼底，本身就是建筑的高瞻远瞩。
我试图找到它的第一主人，街坊告诉我，它最早叫徐家花园。
现在那瘦小的院落可不像花园，是民房的蚕食侵占了它的开阔。
至于是哪个徐家？
今日的街坊不知所云。
追寻历史要追寻到根底处，我到本区的城建档案馆去找，那里也毫无记载。
历史的断档是我们对岁月的失敬。
曾几何时，我们给岁月贴标签，一些被标榜，一些被唾弃，寿康楼是否在唾弃之列，不得而知。
起码，它显赫的身世被故意冷落了。
我查到寿康楼最早的文字记载，它是《山东官报》的社址。
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杨世骧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次年，在他的倡议下将创办了一年有余的《济南报》改为《山东官报》，社址移驻寿康楼。
这已经是《济南报》的第三次更名。
这份报纸创刊于1904年3月9日，那还是袁世凯主政时期，为二日报。
该年10月9日更名为《新济南报》，坚持二日报的出版规律。
1905年杨世骧先是将《新济南报》改为四开四版的《济南日报》，收为官办报纸，由藩台出资承办。
又在8月30日将其改为《山东官报》，版面设“上喻”、“论说”、“本地新闻”、“各国新闻”、“本日专电”等栏目，是一份代表官府发声的报纸。
杨世骧在山东主政三年离任。
袁树勋、孙宝琦先后接任，开始对官报的主管体系改制，把它交由山东官报局管理，由官办改为商办。
只维持了数月，由于资金短缺，商办难以为继，再次报请巡抚恢复官办。
此时世界风潮日新，西学东渐，《山东官报》除了保留传统栏目，又增设内政、外交、学务、实业、商业、杂纂等新栏目。
然而，中国国情焦点已经不是清政府推行的废科举，办学堂，奖励实业，编练新军等改头换面的“新政”。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改变的是封建国家体系。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同盟会甫一成立，仅一年时间，就有无数志士加入。
山东以徐镜心为首的53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迅速加入到这支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主旨的革命队伍中。
他们也以报刊做战斗的号角。
1906年初，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山东日照人丁惟汾在日本创办《晨钟》杂志，邮寄国内发行。
同时，济南的同盟会员刘冠三、王纳创办《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启迪民智，倡导民主共和的国家观。
山东巡抚孙宝琦是1908年到任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新军纷纷起义，宣告脱离清廷，建立临时政府。
时代风云考验着山东的革命者，也检验着孙宝琦的态度。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个老谋深算的封建政治家打出了一张颇具迷惑性的牌。
他上书清廷：“解散现任内阁，另简贤能以维大局。”
并顺应革命的口号提出：“实现公天下，宣布共和”，以此“保皇室奕祀之繁荣”。
说到底，还是要保住爱新觉罗家的朝廷。
这一番表演迷惑了一部分革命党人。
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容任何倒行逆施者见风使舵。
在孙宝琦的惑言被徐镜心等革命党人拟定的《山东实现独立大纲》戳穿之后，他表现出以身殉国的激烈，说：“我系清朝官吏，满清一日不倒，我须尽一日之责任！”
满清还是倒了，1912年这份满清的官报被迫停刊。
史载，《山东官报》旧址在西门里小沧街。
可见现在的寿康楼街原名小沧街，如今的街名是以那座楼命名的。
《山东官报》停刊几个月后，该年9月26日孙中山先生来到济南考察，就下榻在寿康楼内。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新的历史时代总是在旧时代的土壤上催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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