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的故事

我的經驗和感受告訴我:李昕可真是好編輯呀!他不僅有“識”,而且有“膽”,可謂學膽識兼備。他不僅善於“策劃”,而且有“策略”。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許多好事,為國家為他人默默地做了許多“嫁衣裳”。——劉再復

歷盡滄桑人未老——我眼中的馬識途先生

(一)

做書的故事

2014年 8月 4日,三聯生活書店在成都購書中心舉辦了一場不同尋常的新書發佈會。兩本新書題為《百歲拾憶》和《百歲追憶》,它們的作者,是年屆百歲的馬識途先生和他 103歲的哥哥馬士弘老人。會場場面火爆,大廳水洩不通,許多讀者自發地圍觀了這一盛景。兩位百歲老人步履堅實,登臺致辭,嗓音洪亮,鏗鏘有力。臺下時時報以熱烈掌聲。

難得的是王蒙先生親自趕來參加這場活動。事前,我試探性地邀請王蒙赴成都,並未抱什麼希望,畢竟,他也已經 80歲了。誰想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我把消息告訴馬識途先生,老人高興極了,說是蓬蓽生輝。但王蒙卻對我說:“這次是你救了我呀。我欠馬老一份情。馬老在北京搞書法展,我去講了幾句話,結果他給我來信感謝,還附上一幅書法作品。信裡說,希望我回贈一幅書法作品。我回信寫好了,但書法作品我寫完一看,拿不出手,和馬老作品一比,連自殺的心都有了,正不知道怎麼辦,你的電話就來了,我想這回給我個機會,他不會怪我了。再說,我去看看一家三個百歲老人(還有一位 97歲的弟弟),那可不是隨便的事,那是拜神呀。”王蒙的解釋,令大家都很開心。

新書發佈會上,王蒙講話簡短而有力,他一字一頓、直截了當地說,他是來做廣告的,已為這兩本書編了廣告詞:“讀馬氏百歲新書,獲千年靈瑞之氣。長壽,通達,真純,提升。”還開玩笑地說,“這兩本書讀一遍,增壽十年”。王蒙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自然非同一般,他這幾句話一下把氣氛調動起來了。因為記者圍住採訪,會後兩位老作者幾乎無法脫身,連我都臨時被兩家電視臺記者攔住採訪了一通。

新書發佈會上,王蒙講話簡短而有力,他一字一頓、直截了當地說,他是來做廣告的,已為這兩本書編了廣告詞:“讀馬氏百歲新書,獲千年靈瑞之氣。長壽,通達,真純,提升。”還開玩笑地說,“這兩本書讀一遍,增壽十年”。王蒙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自然非同一般,他這幾句話一下把氣氛調動起來了。因為記者圍住採訪,會後兩位老作者幾乎無法脫身,連我都臨時被兩家電視臺記者攔住採訪了一通。

散會時,有朋友對我說,你們三聯生活書店同時出版兩位百歲老人的回憶錄,可能為世界出版史上所僅有,建議你們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

我想,申請吉尼斯,不過是個宣傳促銷的手段,但是這兩本書出版本身,的確是一件文壇盛事,更是人間佳話。

關於這兩本書的來歷,還得感謝樊建川兄的引薦。

做書的故事

中國當代著名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是我的老友, 2012年,我去成都,曾約請他寫一本自傳。他說沒有時間,我便承諾找人幫他整理。一年以後,書稿完成了。我對責任編輯羅少強說,你一定要去“建川博物館”看一看,這樣你編書才會有感覺。於是少強到了成都。參觀完博物館後,樊建川說,他的書名“大館奴”三個字要請馬識途先生題寫,因為馬老的字極漂亮。於是少強去了馬家。少強當時正在組織編輯一套百歲老人的回憶錄叢書,已出版了周有光的《百歲憶往》,見到馬識途後,當即便向馬家兩位百歲老人約稿,並決定請青年作家張建安幫助馬士弘整理回憶錄。馬識途聽說是生活書店約稿,非常興奮,因為他和生活書店有淵源。 1938年他在武漢領導地下黨工作時,生活書店的黨員就歸他領導。所以他覺得“這是在自己家裡出書”,定要支持。但他是作家,認為作品不能由他人代筆,一定要自己寫。於是他花了大半年時間,寫成了這部 26萬字的《百歲拾憶》。

兩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回顧百年人生,其間的曲折和坎坷,以及由此而來的感悟和思考,多有震撼人心之處。然而越是這樣,就越是使人們好奇,這兩位老人是如何歷經劫難卻安然無恙,得享天年?於是在新書發佈會後,記者們紛紛向老人請教長壽秘訣。

做書的故事

馬士弘在他的書裡說過,他與馬識途兄弟二人共同總結了“長壽三字訣”:

不言老,要服老。多達觀,少煩惱。勤用腦,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素,七分飽。戒菸癖,酒飲少。多運動,散步好。知天命,樂逍遙。此可謂,壽之道。

而馬識途卻在現場對記者說:“很簡單,十個字,吃得,睡得,走得,寫得,受得。”然後解釋說,最重要的是“受得”。經歷了磨難的人,什麼都不在乎,活得長。

當然,他只是說了半句話,剩下的半句,留給大家去想。我猜這意思是,受了磨難的人,一定要心態好,樂觀處事,笑對人生,方可長壽。

讀讀馬識途的書,你可知道這位老人是何等的意志堅強,百折不撓。作為一個受過大難,也闖過大關的人,他的通達樂觀,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守護神。這從他在“文革”中的特殊經歷可以見出一斑。

“文革”開始後,馬識途這個老革命被造反派批鬥、遊街,戴著高帽敲鑼,“當眾演猴戲”,還被安排勞改,每天打掃廁所。但是他把那個臭氣熏天、尿水橫流的廁所收拾得乾乾淨淨,然後居然貼出“廁所所長公告”,像造反派一樣“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廁所衛生。這種心態,簡直夠得上黑色幽默。

這故事也便讓我想起了另一位長壽老人楊絳先生。楊絳“文革”中被剃了“陰陽頭”以後,也被懲罰打掃廁所。她居然可以把廁所上上下下清洗得一塵不染,把大便池的白色瓷磚蓋擦拭得鋥光瓦亮,然後坐在那上面看書!楊先生和馬老相似,他們的精神定力,絕非是常人所能達到的。

馬識途以這樣的心態面對“文革”,儘管人身不免受屈辱,但他在精神上始終是個強者。他早早就把“文革”的一切都看穿,作打油詩說:“你說我走資,我說你走資,大家都走資,哪裡有走資。”所以他在被戴上高帽開大會批鬥時,竟然可以低著頭想自己的小說,想到開心處甚至笑出聲來。被造反派揪鬥的次數多了,他漸漸習以為常,當做家常便飯。甚至有這樣的情況,一天,他正在和自己的兒子下棋,造反派來人傳喚,又要挨鬥。他便對兒子說,棋不要收,我去去就回。批鬥會上,在一片“打倒”口號聲中,馬老卻低頭默想那盤殘局,靈機一動,竟吟出打油詩一首,其中有佳句:“紅吃黑來黑吃紅,一場混戰亂紛紛。人生不過一棋局,我勸痴兒莫認真。”

境界若此,真讓人感嘆:好一個“受得”!

這也便是他“歷盡滄桑人未老”的原因。

(二)

馬識途兄弟的經歷,頗有一些傳奇色彩。

他們是一對名副其實的國共兄弟,而且兄弟倆分別在國共陣營中身居要職。其實兩人幾乎是同時走上救國救民的道路的,但他們做了不同的選擇。日本侵略中國,兄弟兩人都懷抱一腔熱血,要抗日殺敵。哥哥馬士弘進了國民黨的士官學校,然後從軍。抗戰時打了 20多場硬仗,特別是曾經從日本人手中救出 152名中國年輕婦女,使她們和家人團聚,此事可歌可泣。他後來一直做到國民黨軍隊的少將師長,曾拒絕和中共打內戰,成都解放時率部起義,向中共投誠;弟弟馬識途先是參加一二•九運動,繼而在抗戰初期加入中共,跟隨地下黨在白區戰鬥,經歷可謂九死一生,到成都解放時,已做了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意味深長的是,哥哥起義時,弟弟正是代表中共接受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從此失散多年的兄弟算是殊途同歸,共同走上了建設新中國之路。

他們的經歷,就像他們自己所說,“追懷往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襟懷坦白,差足自慰”。不管是“國”是“共”,他們於國於民都是有功之臣。同時,儘管歷史上國共之間長期對立,使他們處在不共戴天的兩大陣營,但這並沒有妨礙馬氏兄弟的手足情深。

國民黨統治時期,馬識途這個地下黨,時時處在被抓捕的危險境況之中。他的一些故事,讓我們想起小說《紅巖》或者《潛伏》等一系列反映中共地下鬥爭的電視劇。而他所在的川康特委,書記便是出賣同志的“蒲志高”式叛徒,他作為副書記,在重慶老街上甩脫國民黨特務盯梢的故事,頗為驚心動魄。在這種背景下,國軍哥哥始終未與共產黨弟弟為敵。特別是 1941年,國民黨掀起新一輪反共高潮,弟弟所在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弟媳帶著剛滿月的女兒被捕,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時任國軍少校的哥哥,還根據父親的旨意,暗中接應和掩護弟弟回鄉。這一幕,讓我們感受到親情的力量。

斗轉星移,從 50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開始,馬士弘便一路捱整,一些蠻不講理的人給他安上了各種各樣莫須有的罪名。政治上被打翻在地不說,經濟上也陷入困境。因為手邊拮据,連孩子正常上學都難以為繼。這時,哥哥便要仰賴擔任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弟弟的資助。其實弟弟馬識途因為家庭人口多,又有老人要贍養,經濟負擔也很重,但是他毅然從 1956年開始,每月資助哥哥 25元,以支持哥哥的孩子上學。整整 8年,直到 1964年哥哥經濟情況好轉,主動請免時才結束。須知在當時,這 25元絕不是一個小數字,大概相當於兩個人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費。由此,也見證了這對兄弟的手足之情。

這樣的故事,如果讀者不瞭解歷史背景,可能會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我們在 20世紀曆史上殘酷慘烈的階級鬥爭中,聽到了太多因為政治原因兄弟相殘,夫妻離異,家庭破裂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訴我們,長期的政治鬥爭,使得包括我們在內的國人的人性和人情曾經受到過怎樣的壓制和扭曲。正常與不正常已然被顛倒,人間倫理的準則已然被拋棄,以至於家人情願為了“革命”割捨親情,哪怕彼此反目。這曾是一個時代的特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氏兩兄弟互施援手的故事才特別令我們珍視,使我們震撼和感動。

當然,馬氏兄弟情誼的紐帶,牽在他們的父親手裡。父親馬玉芝,民國年間在四川是個響噹噹的人物,辛亥年跟著革命黨鬧過革命,後來做過家鄉忠縣的縣議長、洪雅縣和大邑縣的縣長,此間治匪患,禁菸土,懲惡霸,修水利,促生產,獲劉湘賞識,且民望甚高。父親於自己的四個兒子中,尤為牽掛的就是馬士弘和馬識途這一對國共兄弟,因為那時這兄弟倆都出生入死,時在險中。當他得知小兒子馬識途被國民黨追捕,便冒險將他接回家中避難。此時馬識途自己的媳婦和女兒被關在監獄,卻帶回了另一被捕共產黨員的妻子許雲母子。父親為掩人耳目,竟慨然將許雲收為義女,並將其轉移鄉下掩護起來。作為一個鄉紳,曾經的民國縣長,如此的深明大義,令人肅然起敬。

至於說到馬父在大邑縣長任內懲治惡霸,所言惡霸者為誰,不用猜,自然就是世人皆知的大地主劉文彩。馬士弘詳細地記述了 1936年他父親馬玉芝在大邑上任時,那裡惡霸橫行、兵匪一家的情景。劉文彩和他兒子劉竹村如何打算給馬玉芝下馬威,而馬玉芝如何處亂不驚,智勇兼備,恩威並施,滅了劉氏父子威風,大快人心,繼而又徹底剿匪,贏得天下太平,所有這些,都有聲有色,頗具戲劇性。

世人或謂,劉文彩的故事可信否?的確,劉文彩之所以聞名天下,和 60年代“階級教育”的宣傳有關。那時有個“收租院”展覽,把劉文彩作為剝削階級的典型,講出了他不少暴力欺壓和殘酷剝削農民的故事。比如說他私設公堂,在家裡設置水牢,等等。

近些年來有人研究此事,認為當初的宣傳未免誇張。特別是劉文彩的後人為其喊冤叫屈。我本人也去過大邑縣安仁鎮,聽當地人講,劉文彩的故事,有些是虛構的,比如水牢,大概就查無實據。

但是要給劉文彩翻案,說他根本是個大善人,恐怕也難以成立。根據馬氏兄弟的回憶,劉文彩夠得上大邑的土皇帝,而他的兒子劉竹村,橫行鄉里,稱王稱霸,為非作歹,作惡多端,曾被縣長馬玉芝狠狠地教訓。具體情節,包括劉傢俬設公堂都在書中有確切記載,不由人不信。

拋開這些是是非非不說,馬家兩代人的故事實在引人入勝。然而,馬識途作為著名作家,寫過《夜譚十記》等小說,講了不少民國年間四川的奇聞異事,真實傳神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百態,但他卻不曾以自己一家人的經歷為原型,寫一部有關 20世紀中國人命運的史詩性作品,未免有些遺憾。前兩年,中央電視臺曾經熱播一部電視劇,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由孫紅雷主演。作品便是通過一家父子兄弟姊妹對於革命道路的不同選擇,將個人、家庭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融為一體,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播出後極受好評,曾獲得多個大獎。此電視劇雖然也有個別真實歷史人物作為原型,但情節大體上是虛構的,屬於文學傳奇。可是,讀過這兩本回憶錄之後,你會發現,馬氏兄弟一家,他們在 20世紀的百年洪流中的親身經歷是那樣曲折坎坷,那樣震人心魄,那樣耐人尋味,其傳奇性堪比那部著名的電視劇。這真可謂不是文學,勝似文學。

做書的故事

ISBN 978-7-01-019068-6作者:李昕 著

定價:58.00元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開本:32開 平裝

李昕先生筆頭很勤,平日堅持寫日記,攢下了大量細節豐富的材料。他退休以後,將積累的素材連綴成文,在雜誌上登載,很受讀者的歡迎。他為人比較寬厚,善於交朋友,做事有激情,因為職業的緣故,與很多出版人、作家、學者有持久的往還,圍繞出書一事,發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撥亂反正以後,出版業曾有過一個黃金時代,他們這一代出版人,開風氣之先,有機會經手不少有影響的作品,如今看來,已成歷史。這本書就寫了他和楊絳、馬識途、楊振寧、吳敬璉、李敖、劉振強、屠岸、王鼎鈞、樊建川等人的交往,從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樣和作者打交道,當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精神產品的。李昕,1952年生於北京清華園。初中畢業後作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縣下鄉。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和社長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後任總編輯。2005年奉調回北京,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2010年任總編輯。2014年退休。

從事編輯工作36年,是國內知名的出版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4年被評選為首屆全國中青年優秀圖書編輯,2013年被深圳讀書月評選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印刷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著有編輯學演講錄《做書:感悟與理念》(商務印書館2015年),回憶錄《做書的日子》(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7年),隨筆集《清華園裡的人生詠歎調》(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李敖登陸記》(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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