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是好编辑呀！他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刘再复
历尽沧桑人未老——我眼中的马识途先生
（一）
2014年 8月 4日，三联生活书店在成都购书中心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新书发布会。两本新书题为《百岁拾忆》和《百岁追忆》，它们的作者，是年届百岁的马识途先生和他 103岁的哥哥马士弘老人。会场场面火爆，大厅水泄不通，许多读者自发地围观了这一盛景。两位百岁老人步履坚实，登台致辞，嗓音洪亮，铿锵有力。台下时时报以热烈掌声。
难得的是王蒙先生亲自赶来参加这场活动。事前，我试探性地邀请王蒙赴成都，并未抱什么希望，毕竟，他也已经 80岁了。谁想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把消息告诉马识途先生，老人高兴极了，说是蓬荜生辉。但王蒙却对我说：“这次是你救了我呀。我欠马老一份情。马老在北京搞书法展，我去讲了几句话，结果他给我来信感谢，还附上一幅书法作品。信里说，希望我回赠一幅书法作品。我回信写好了，但书法作品我写完一看，拿不出手，和马老作品一比，连自杀的心都有了，正不知道怎么办，你的电话就来了，我想这回给我个机会，他不会怪我了。再说，我去看看一家三个百岁老人（还有一位 97岁的弟弟），那可不是随便的事，那是拜神呀。”王蒙的解释，令大家都很开心。
新书发布会上，王蒙讲话简短而有力，他一字一顿、直截了当地说，他是来做广告的，已为这两本书编了广告词：“读马氏百岁新书，获千年灵瑞之气。长寿，通达，真纯，提升。”还开玩笑地说，“这两本书读一遍，增寿十年”。王蒙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他这几句话一下把气氛调动起来了。因为记者围住采访，会后两位老作者几乎无法脱身，连我都临时被两家电视台记者拦住采访了一通。
新书发布会上，王蒙讲话简短而有力，他一字一顿、直截了当地说，他是来做广告的，已为这两本书编了广告词：“读马氏百岁新书，获千年灵瑞之气。长寿，通达，真纯，提升。”还开玩笑地说，“这两本书读一遍，增寿十年”。王蒙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他这几句话一下把气氛调动起来了。因为记者围住采访，会后两位老作者几乎无法脱身，连我都临时被两家电视台记者拦住采访了一通。
散会时，有朋友对我说，你们三联生活书店同时出版两位百岁老人的回忆录，可能为世界出版史上所仅有，建议你们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想，申请吉尼斯，不过是个宣传促销的手段，但是这两本书出版本身，的确是一件文坛盛事，更是人间佳话。
关于这两本书的来历，还得感谢樊建川兄的引荐。
中国当代著名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是我的老友， 2012年，我去成都，曾约请他写一本自传。他说没有时间，我便承诺找人帮他整理。一年以后，书稿完成了。我对责任编辑罗少强说，你一定要去“建川博物馆”看一看，这样你编书才会有感觉。于是少强到了成都。参观完博物馆后，樊建川说，他的书名“大馆奴”三个字要请马识途先生题写，因为马老的字极漂亮。于是少强去了马家。少强当时正在组织编辑一套百岁老人的回忆录丛书，已出版了周有光的《百岁忆往》，见到马识途后，当即便向马家两位百岁老人约稿，并决定请青年作家张建安帮助马士弘整理回忆录。马识途听说是生活书店约稿，非常兴奋，因为他和生活书店有渊源。 1938年他在武汉领导地下党工作时，生活书店的党员就归他领导。所以他觉得“这是在自己家里出书”，定要支持。但他是作家，认为作品不能由他人代笔，一定要自己写。于是他花了大半年时间，写成了这部 26万字的《百岁拾忆》。
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回顾百年人生，其间的曲折和坎坷，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悟和思考，多有震撼人心之处。然而越是这样，就越是使人们好奇，这两位老人是如何历经劫难却安然无恙，得享天年？于是在新书发布会后，记者们纷纷向老人请教长寿秘诀。
马士弘在他的书里说过，他与马识途兄弟二人共同总结了“长寿三字诀”：
不言老，要服老。多达观，少烦恼。勤用脑，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素，七分饱。戒烟癖，酒饮少。多运动，散步好。知天命，乐逍遥。此可谓，寿之道。
而马识途却在现场对记者说：“很简单，十个字，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受得。”然后解释说，最重要的是“受得”。经历了磨难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活得长。
当然，他只是说了半句话，剩下的半句，留给大家去想。我猜这意思是，受了磨难的人，一定要心态好，乐观处事，笑对人生，方可长寿。
读读马识途的书，你可知道这位老人是何等的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作为一个受过大难，也闯过大关的人，他的通达乐观，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守护神。这从他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可以见出一斑。
“文革”开始后，马识途这个老革命被造反派批斗、游街，戴着高帽敲锣，“当众演猴戏”，还被安排劳改，每天打扫厕所。但是他把那个臭气熏天、尿水横流的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居然贴出“厕所所长公告”，像造反派一样“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厕所卫生。这种心态，简直够得上黑色幽默。
这故事也便让我想起了另一位长寿老人杨绛先生。杨绛“文革”中被剃了“阴阳头”以后，也被惩罚打扫厕所。她居然可以把厕所上上下下清洗得一尘不染，把大便池的白色瓷砖盖擦拭得锃光瓦亮，然后坐在那上面看书！杨先生和马老相似，他们的精神定力，绝非是常人所能达到的。
马识途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文革”，尽管人身不免受屈辱，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是个强者。他早早就把“文革”的一切都看穿，作打油诗说：“你说我走资，我说你走资，大家都走资，哪里有走资。”所以他在被戴上高帽开大会批斗时，竟然可以低着头想自己的小说，想到开心处甚至笑出声来。被造反派揪斗的次数多了，他渐渐习以为常，当做家常便饭。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天，他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下棋，造反派来人传唤，又要挨斗。他便对儿子说，棋不要收，我去去就回。批斗会上，在一片“打倒”口号声中，马老却低头默想那盘残局，灵机一动，竟吟出打油诗一首，其中有佳句：“红吃黑来黑吃红，一场混战乱纷纷。人生不过一棋局，我劝痴儿莫认真。”
境界若此，真让人感叹：好一个“受得”！
这也便是他“历尽沧桑人未老”的原因。
（二）
马识途兄弟的经历，颇有一些传奇色彩。
他们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国共兄弟，而且兄弟俩分别在国共阵营中身居要职。其实两人几乎是同时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但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日本侵略中国，兄弟两人都怀抱一腔热血，要抗日杀敌。哥哥马士弘进了国民党的士官学校，然后从军。抗战时打了 20多场硬仗，特别是曾经从日本人手中救出 152名中国年轻妇女，使她们和家人团聚，此事可歌可泣。他后来一直做到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曾拒绝和中共打内战，成都解放时率部起义，向中共投诚；弟弟马识途先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继而在抗战初期加入中共，跟随地下党在白区战斗，经历可谓九死一生，到成都解放时，已做了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意味深长的是，哥哥起义时，弟弟正是代表中共接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从此失散多年的兄弟算是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建设新中国之路。
他们的经历，就像他们自己所说，“追怀往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襟怀坦白，差足自慰”。不管是“国”是“共”，他们于国于民都是有功之臣。同时，尽管历史上国共之间长期对立，使他们处在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但这并没有妨碍马氏兄弟的手足情深。
国民党统治时期，马识途这个地下党，时时处在被抓捕的危险境况之中。他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想起小说《红岩》或者《潜伏》等一系列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电视剧。而他所在的川康特委，书记便是出卖同志的“蒲志高”式叛徒，他作为副书记，在重庆老街上甩脱国民党特务盯梢的故事，颇为惊心动魄。在这种背景下，国军哥哥始终未与共产党弟弟为敌。特别是 1941年，国民党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弟弟所在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弟媳带着刚满月的女儿被捕，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时任国军少校的哥哥，还根据父亲的旨意，暗中接应和掩护弟弟回乡。这一幕，让我们感受到亲情的力量。
斗转星移，从 50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开始，马士弘便一路挨整，一些蛮不讲理的人给他安上了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政治上被打翻在地不说，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因为手边拮据，连孩子正常上学都难以为继。这时，哥哥便要仰赖担任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弟弟的资助。其实弟弟马识途因为家庭人口多，又有老人要赡养，经济负担也很重，但是他毅然从 1956年开始，每月资助哥哥 25元，以支持哥哥的孩子上学。整整 8年，直到 1964年哥哥经济情况好转，主动请免时才结束。须知在当时，这 25元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大概相当于两个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由此，也见证了这对兄弟的手足之情。
这样的故事，如果读者不了解历史背景，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在 20世纪历史上残酷惨烈的阶级斗争中，听到了太多因为政治原因兄弟相残，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诉我们，长期的政治斗争，使得包括我们在内的国人的人性和人情曾经受到过怎样的压制和扭曲。正常与不正常已然被颠倒，人间伦理的准则已然被抛弃，以至于家人情愿为了“革命”割舍亲情，哪怕彼此反目。这曾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氏两兄弟互施援手的故事才特别令我们珍视，使我们震撼和感动。
当然，马氏兄弟情谊的纽带，牵在他们的父亲手里。父亲马玉芝，民国年间在四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辛亥年跟着革命党闹过革命，后来做过家乡忠县的县议长、洪雅县和大邑县的县长，此间治匪患，禁烟土，惩恶霸，修水利，促生产，获刘湘赏识，且民望甚高。父亲于自己的四个儿子中，尤为牵挂的就是马士弘和马识途这一对国共兄弟，因为那时这兄弟俩都出生入死，时在险中。当他得知小儿子马识途被国民党追捕，便冒险将他接回家中避难。此时马识途自己的媳妇和女儿被关在监狱，却带回了另一被捕共产党员的妻子许云母子。父亲为掩人耳目，竟慨然将许云收为义女，并将其转移乡下掩护起来。作为一个乡绅，曾经的民国县长，如此的深明大义，令人肃然起敬。
至于说到马父在大邑县长任内惩治恶霸，所言恶霸者为谁，不用猜，自然就是世人皆知的大地主刘文彩。马士弘详细地记述了 1936年他父亲马玉芝在大邑上任时，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的情景。刘文彩和他儿子刘竹村如何打算给马玉芝下马威，而马玉芝如何处乱不惊，智勇兼备，恩威并施，灭了刘氏父子威风，大快人心，继而又彻底剿匪，赢得天下太平，所有这些，都有声有色，颇具戏剧性。
世人或谓，刘文彩的故事可信否？的确，刘文彩之所以闻名天下，和 60年代“阶级教育”的宣传有关。那时有个“收租院”展览，把刘文彩作为剥削阶级的典型，讲出了他不少暴力欺压和残酷剥削农民的故事。比如说他私设公堂，在家里设置水牢，等等。
近些年来有人研究此事，认为当初的宣传未免夸张。特别是刘文彩的后人为其喊冤叫屈。我本人也去过大邑县安仁镇，听当地人讲，刘文彩的故事，有些是虚构的，比如水牢，大概就查无实据。
但是要给刘文彩翻案，说他根本是个大善人，恐怕也难以成立。根据马氏兄弟的回忆，刘文彩够得上大邑的土皇帝，而他的儿子刘竹村，横行乡里，称王称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曾被县长马玉芝狠狠地教训。具体情节，包括刘家私设公堂都在书中有确切记载，不由人不信。
抛开这些是是非非不说，马家两代人的故事实在引人入胜。然而，马识途作为著名作家，写过《夜谭十记》等小说，讲了不少民国年间四川的奇闻异事，真实传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但他却不曾以自己一家人的经历为原型，写一部有关 20世纪中国人命运的史诗性作品，未免有些遗憾。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曾经热播一部电视剧，题为《人间正道是沧桑》，由孙红雷主演。作品便是通过一家父子兄弟姊妹对于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将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播出后极受好评，曾获得多个大奖。此电视剧虽然也有个别真实历史人物作为原型，但情节大体上是虚构的，属于文学传奇。可是，读过这两本回忆录之后，你会发现，马氏兄弟一家，他们在 20世纪的百年洪流中的亲身经历是那样曲折坎坷，那样震人心魄，那样耐人寻味，其传奇性堪比那部著名的电视剧。这真可谓不是文学，胜似文学。
ISBN 978-7-01-019068-6作者：李昕 著
定价：58.00元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开本：32开 平装
李昕先生笔头很勤，平日坚持写日记，攒下了大量细节丰富的材料。他退休以后，将积累的素材连缀成文，在杂志上登载，很受读者的欢迎。他为人比较宽厚，善于交朋友，做事有激情，因为职业的缘故，与很多出版人、作家、学者有持久的往还，围绕出书一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拨乱反正以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他们这一代出版人，开风气之先，有机会经手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今看来，已成历史。这本书就写了他和杨绛、马识途、杨振宁、吴敬琏、李敖、刘振强、屠岸、王鼎钧、樊建川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样和作者打交道，当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精神产品的。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县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
从事编辑工作36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与理念》（商务印书馆2015年），回忆录《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李敖登陆记》（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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