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發生在美國的“辛普森殺妻案”一直是法學生刑法課上必學的經典案例，關於辛普森是否有罪的爭論從二十世紀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該案紀錄片中，辛普森在陪審員面前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皮手套的畫面，與辛普森重金聘請的“夢幻律師團”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在這個謀殺案中，種種跡象似乎都在表明辛普森就是殺人兇手；但警方採集的證據幾乎每一樣都存在或大或小的瑕疵或疑點。更加具有傳奇性的是，該案的關鍵轉折點在於，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利用證據規則，抓住檢方重要證人福爾曼警官稱黑人為“黑鬼”、有種族歧視傾向這一點，（辛普森是黑人），最終幫辛普森贏得了陪審團的認可而脫罪，反而讓警官福爾曼因偽證罪獲刑。
被拆遷人看到這裡可能會有些迷茫：京尚拆遷律師明明在標題中講拆遷搶建，為什麼開篇卻一直在說一起發生在異國的陳年謀殺案？
事實上京尚拆遷律師並不是“掛羊頭賣狗肉”，而是為了通過對比讓大家明白，什麼是律師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正式對比之前，我們先來說說拆遷搶種搶建的問題。
關於搶種搶建有沒有補償，京尚拆遷律師此前也曾經提到過很多次。《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房屋徵收範圍確定後，不得在房屋徵收範圍內實施新建、擴建、改建房屋和改變房屋用途等不當增加補償費用的行為；違反規定實施的，不予補償。
另國土資源部《關於完善徵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規定中也明確，在徵地依法報批前，當地國土資源部門應將擬徵地的用途、位置、補償標準、安置途徑等，以書面形式告知被徵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在告知後，凡被徵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在擬徵土地上搶栽、搶種、搶建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徵地時一律不予補償。
由此可以明確的是，不管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拆遷，還是集體土地徵收，一旦徵收範圍確定、公告後，徵地範圍內的被拆遷人就不得再進行房屋新建、改建、擴建或搶種各種作物的行為了。即使被拆遷人“暗度陳倉”搶建搶種成功，正式進行房屋土地徵收時，搶建搶種的部分也得不到補償。
與此同時，搶建的房屋建築除了在時間點上存在違法問題之外，往往還都是未獲相關部門審批許可的“無證黑戶”，也就是實打實的“違建”，不在徵收補償範圍內。
這類違建與京尚拆遷律師此前提到過的歷史原因、政策變動原因、主管部門工作交接原因等等一系列非被拆遷人主管錯誤造成的可獲拆遷補償的違建不同，它是法律法規反覆強調和明確的沒有拆遷補償的違建。
總而言之，凡是在徵收範圍確定公告後，在法律明確的時間點後搶種的作物、搶建的房屋建築，依法都是不予補償的，且行政機關可以依據《城鄉規劃法》和《行政強制法》的相關規定，依法組織實施強拆活動。被拆遷人想通過搶種搶建獲取更多徵收補償，既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也是拆遷律師恕難幫忙的。
說到這裡，有些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想到為什麼京尚拆遷律師會在本文開頭提到“辛普森殺妻案”了。在很多人，尤其是當時的美國民眾眼裡，辛普森就是一個冷酷嗜血、殘忍殺害妻子和另一名被害人的殺人惡魔。辛普森得以脫罪，是他的律師顛倒是非黑白的狡辯以及“多數是黑人”的帶有偏向性的陪審團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不具有公正性的。
反過來，很多人會認為，既然律師能為一個眾人眼中的“殺人惡魔”絞盡腦汁做無罪辯護，就說明律師“只要給錢就什麼都肯幹”。律師既然都能替“殺人犯”辯護，替搶種搶建的被拆遷人爭取原本不屬於自己的補償，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事實上，“辛普森殺妻案”在2012年出現了新的證據和疑點，美國調查探索頻道（Investigation Discovery）播出的一部紀錄片指出，經過調查，有證據表面該案的真正凶手很可能真的另有其人。也就是說，假如當年辛普森沒有獲得無罪判決，該案有可能成為“寧肯錯殺一千”的冤錯案，就像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曾經發生過的冤假錯案一樣。
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證據都指向嫌疑人，就算嫌疑人自己都親口認罪，也還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是他是無辜的，因為刑事案件中最撲朔迷離的是案情事實——而這才是刑辯律師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律師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為眾人眼中的罪人辯護的原因，是律師甘願承受旁觀者的指責、唾罵甚至傷害也堅持為嫌疑犯尋找一線脫罪可能的原因。
替伸冤者開口說話，替受侵害者討公道，這才是一個律師的本分。
但在搶種搶建這個問題上，事實清楚、法律法規明確，這就是實實在在的違法，此時被拆遷人不是受害者而是是錯誤行為的實施者，這時拆遷律師是不會、不能也沒有辦法替被拆遷人爭取本不該得的拆遷補償的。
最後，京尚拆遷律師想說的是，拆遷律師幫助被拆遷人爭取的，是被拆遷人本就應得，但通過自身能力難以爭取到的、合理合法的高補償。而不是不管被拆遷人想要多少補償，拆遷律師都能幫被拆遷人憑空爭取來。
事實上，並不是被拆遷人應得的補償不夠多、不值得被拆遷人費盡心力去維權去爭取，故而被拆遷人想拿高補償只好走歪門邪道，而是很多時候被拆遷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依法應得的補償究竟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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