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做過一個試驗：發給一些學生每人五美元，讓他們用於捐款。學生被分成兩撥，分別看兩個版本的傳單。第一個版本的傳單上，列著觸目驚心的數字，諸如贊比亞由於嚴重乾旱，糧食產量下降了42%。第二種傳單上畫著一個非洲小女孩，介紹說，她7歲，正在捱餓。
結果可能不出你所料，看到第二個版本傳單的學生更慷慨。人是情感動物，個人故事自帶溫度，自然比抽象的數據更能打動人。
這種微妙的心理學顯然對慈善事業很有啟發。只是，在“發揚光大”的路上，有些人走得實在太偏，直奔下限而去。有些開始編造故事，有些甚至強行炒作噱頭。
搏出位的慈善炒作咱可沒少見過，可近日四川成都街頭出現的那塊“轉讓女兒救兒子”的廣告牌，還是顯得格外刺眼。為了救治身患白血病的幼子城城，父母不惜挑戰法律和人倫底線，可憐也可悲。後來的採訪中，孩子的父母努力地解釋，他們一點都不想送走女兒，已經拒絕了別人的“領養”請求，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吸引關注，還說這是募捐平臺的人給支的招。也不奇怪，這麼刷下限的主意，多半是有“高人指點”。也不知道是誰頭腦那麼“活絡”，營銷奇才埋沒在“慈善界”，會不會太耽誤了？
但凡有點心肝的人，都不忍心苛責這家人出格的求助表演，我更願意將其歸之為情急之下的慌亂。可公眾對慈善的信任是傷不起的，如若縱容此類操作，最終受損的，還是那些亟待幫助的人。
疾病給人的痛苦，從來都不僅限於身體。它像一面殘酷的鏡子，照出人間的冷與暖。廈門的尤先生三年前被查出肝癌，剛住院的第二個月，他就發現自己的工資只剩下了每月1200元，而他在公司已經位居大客戶經理，月薪兩萬五。就這點病假工資，還沒扣除醫社保自繳費部分，本就慘遭斷崖的工資，還拿不到手，反而還要再上交三千多元，補齊他的醫社保費用。
說起來可氣，企業的所作所為，據說沒毛病。不論是1995年的《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還是《廈門市企業工資支付條例》，說的都是醫療期病假工資不得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2015年廈門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500元，乘以80%，1200元，沒錯。順便提醒，2017年廈門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到了1700元。不過以這家公司的數學水平和法律素養，估計不至於少算了尤先生2017年之後的工資吧。
技術分析完全打消不了人們的疑慮。畢竟，這位患病的高管已經有24年工齡，多年賣命的勤懇，卻被如此對待，讓人齒冷。
企業對身患重疾的員工斷崖式降薪，擺脫不了變相趕人的嫌疑。且不說醫療期不好隨便開除員工，即便醫療期過了，想要解除勞動合同，依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除了要證明患病員工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調崗之外，以尤先生的工齡，還要賠付三十餘萬的經濟補償。降薪逼人主動離職，貌似是筆合算的“買賣”。
尤先生只能認栽麼？即便從技術角度，或許也未必。福建省政府官方網站在解釋病假工資認定標準時，明確說，除1995年的“意見”之外，1953年修正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也同樣是參照標準。按照後者的標準，尤先生生病後前六個月的病假工資當是全額，六個月之後，則改由勞保基金項下，按工資的60%支付。兩種標準不一致，且現實中都被適用過。比如，2016年山東省的一項判決中，舊標準得到了支持，但同年廣東省的一個案例中，法官依照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適用了1995年的意見。標準之間的齟齬、有待理清的法規，也是造成現實困惑的原因之一。 不知打算起訴的尤先生，將會得來什麼樣的結局。
類似的勞動糾紛和爭議裡，似乎總擺脫不了“無助的勞動者-冷酷卻合法的企業”這樣的敘述結構。企業也許有苦衷，可在員工真實的困難面前，如果還只求最大化地逐利，批評其冷血就一點都不是苛責。不幸被重病擊中的員工，常常面臨各種各樣的變相驅趕，這是顯性的殘酷。還有相對更隱秘的剝削，比如員工平時生了病，很難請病假，或者壓根不敢請病假。
理中客者喜歡站在企業的角度，說企業必須考慮成本，“企業又不是做慈善的”。這聽起來好像一點毛病也沒有。只是，現如今很多企業都喜歡投身慈善事業，樹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形象，可如果到了自己生病的員工這裡，就立馬扯下溫情脈脈的面紗，這叫哪門子的社會責任呢？
說起來，寒心的尤先生也算是妥妥的中產，他的保障和自救能力，或許是四川的白血病患兒城城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可即便如此，生了病的他，在強勢的企業面前也幾乎沒有多少議價能力。相對富足的中產和本就過得緊巴的普通家庭，在大病面前，似乎都逃不過人生急跌的恐懼感。
這兩個或荒唐，或淒涼的故事，其實是在提示大病權益保障領域的短板。譬如大病保險制度這樣為患者託底的保障，能不能真正救得了城城這樣的孩子？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時講到個故事，說他春節期間調研，遇到貧困戶的老人得了大病，即便有醫保卡也不敢去看。總理說那個情景令他“揮之不去”。想想各色讓人無語的“花式求助”，那麼難看的姿態，都不過只是為了獲取更多注意力和善意。只有拓寬常規救濟渠道，這些辣眼睛的操作才可能越來越少。至於勞動者權益保護，讓人嘆息無奈的案例，迫使我們反思，年代久遠、又不免有齟齬的保障規定，還能不能維護公平？企業的義務與責任是否需要重新定義？畢竟，二十年前，搬不完的磚、做不完的ppt、司空見慣的加班，都還是稀罕事物。
開頭那個試驗的故事，其實還沒講完。研究人員又隨機找了兩撥學生，事先給他們普及了那個“慈善心理學”，也就是人們不願意關注泛泛的數據，更願意捐錢給特定的受害者，然後再分別給他們看兩個版本的傳單。結果，看第一份傳單的學生的捐款數和此前那撥看了同樣傳單的差不多，可第二份傳單的受眾，卻比他們的前一批參照對象“小氣”很多。
人們對慈善事業的信心，比我們想象得要脆弱。這不是說慈善不靠譜，只是在普遍性的問題面前，遠方的善意和同情不免感性，也不免飄渺。近處的保障和撫慰，才來得更真實、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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