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连、沈阳等地日军物资基地频颇被大火烧毁。原来，这是当年“抗日放火团”勇士们的爱国壮举。后人不应对他们表示永远的敬意吗？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派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由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效外秘密训练所，进行了六个月的电台联络法、燃烧爆破术、秘密联络等技术训练。1935年由苏联回国，分别被派往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建立地下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他们的战斗方式很奇特，那就是专门放火焚烧敌人的重要物资基地，其战斗成果更是令人惊叹！
纪守先被派往上海后，以“上海德度牙科医院”为联络地点，发展抗日组织。黄振林在天津，赵国文在大连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洪德锡等大批的工作员，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热潮风起云涌。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他们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数次烧毁日寇军用工厂、仓库及破坏铁路。
据统计，五年间，“放火团”仅在大连就放火57次，这57把火给日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多达3000万日元。要知道，当时一日元可购六斤大米，也就是说，这3000万日元足够日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由此可见“放火团”的破坏力之强。
复仇的火焰不仅使日寇侵华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杭日热情，激发了许多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为了破坏地下放火团，1938年4月，选拔了34名特工人员，组成了特殊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大和田任队长，高等课刑事课长潮海辰亥任副队长；下设七个班，各警察署署长分任班长。
尽管特警队象饿狼一样穷凶极恶，“放火团”却并未停止活动，在日寇侵华基地放火事件照常发生。
6月，大连一三O、一三一、一三二三等军用仓库被烧，这是日寇军用物资损失最大的一次，日寇惊恐万状。关东州厅警察部为了严格监视工人，侦破地下放火组织，增设了外事警察课，并建立了各级“防谍委员会”。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多次例会研究搜查方法，并收买了一些汉奸、特务。
1940年5月，大连福昌华工公司汉奸牛嗣义，从工人许元丁口中得知黄振先、王有佐是抗日放火团成员，当即上报工头宋洪泰；宋洪泰遂上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汉奸巡捕长隋云封。隋即命牛嗣义迅速摸清黄、王两人的住址和每日活动情况。
6月的一天，抗日放火团负责人赵国文与黄振先、王有佐等在东关街大桥洞子接头时被特务跟踪。赵国文被捕后供出放火团组织情况及隐匿证物的地点。不幸的是，只因这个关键人 物的叛变，后来竟导致放火团的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次日，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在大连进行了空前大逮捕。同时，派人到沈阳、山东、天津、上海等地捕人。大连的黄振先、孙元芳、王有佐先后被捕。
7月3日，孙文凯、高绪慎、高绪清、李泽民、唐中选、张玉江等人被捕。当夜，邹立升及妻邹包氏、邻居李兰亭又陷入魔掌。
不久，在沈阳的抗日放火团组织领导人之一秋世显及其相识的工人、居民数人，在金州的周文礼、在复州的王国臣、在大连的王世安等人也先后落难。
抗日放火团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黄振林，因在天津得不到大连消息，7月末亲自来大连联系，在福泰园饭馆被捕。接着，敌人又在上海逮捕了纪守先。
至此，抗日放火团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及大部分成员被捕。
放火团成员被捕后，受到了灭绝人性的酷刑虐待，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
秋世显受刑后坚贞不屈，当警部补桥本伍市问他：“你为什么要放火？”
秋世显反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问得敌人闭口无言。
纪守先是放火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被捕后，他积极领导狱中的斗争。
在审讯中，刑务所长石河竹次郎问他：“你们放火来了多少人？”
纪大声道：“不知道有多少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目前遍地都是，不计其数。”
狱中，不管日寇如何残酷地迫害，他们都以坚贞不屈的意志回答敌人。为了鼓舞难友们对日寇进行斗争，纪守先等人自编了许多抗日歌曲及诗词，激励着难友们斗争到底。
1942年3月6日上午，关东地方法院对纪守先等29名志士进行了宣判。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12人被判处死刑；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4人被判了10年徒刑；邹包氏、丁兰盛、阎绿增、申缓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13人被判处7年徒刑。
孙文凯把数年中所积蓄下来准备结婚用的200多元钱，都拿出来援助了抗日放火团。当鬼子判他死刑后，间他有什么感受，他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应当这样做，我死而无憾。”
2月8日，也就是临刑的前一天，纪守先为了鼓舞难友们斗争到最后一刻，对被判死刑的黄振林等人说：“我们已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刽子手们屠杀我们的日期已不远了，我们是绝不怕的，我们是正义的，有千千万万的人民是会给我们报仇的！”
志士们手拉手互相勉励，要斗争到底。
2月9日与10日两天，日寇对他们下了毒手，在日寇关东地方法院检查官田中魁及监狱长石河竹郎指挥监督下，先后绞死了抗日爱国志士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邹立升、孙玉成、高绪慎、李化钧、王有佐、黄振先等9人(其他3人已死在狱中)。
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高唱着抗日歌曲走上刑场，并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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