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釋當日夫婦雙亡
1955年9月30日，農曆乙未年中秋節。
位於北站區的北火車站，是當時上海市唯一的一個鐵路客運車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晝夜喧囂不停。這天是中秋，正好與國慶雙節相連，北站的旅客比往日更多，公安也加派了警力，若干支由民警和公安部隊戰士（相當於後來的武警）組成的巡邏小組頻繁穿梭於車站內外。這一幕，對於提著旅行包走出車站檢票口的韋煥第來說，不禁覺得頗有些稀奇。這是因為他是上海解放四個多月的時候被捕的，剛從蘇北勞改農場刑滿釋放，他印象中的上海北站還是舊時的樣子。
走出人頭濟濟的站前廣場，韋煥第對並肩而行的妻子韓少珍說：“上海這些年的變化可真大啊！”
韓少珍說：“別說北站，就是咱們家那一帶你可能也認不出了。”
“那我下午先到咱家附近轉轉。”
當天下午，韋煥第真的出門轉轉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他這一轉，竟然把自己轉進了閻王殿！
距韋煥第家所在的公平路約一公里開外的唐山路上，有一家浴室——“逍遙池”。這是一個名叫高復生的老闆開的。高是寧波人氏，很會經營，二十五年前開設“逍遙池”時，打的是高中低三檔通吃的算盤，要把附近的各類消費者都吸引過來。所以，開場就是先聲奪人，建造了一個獨立的院落，內用花牆隔成三個小院，三個方向開了三個門面，都懸掛著“逍遙池”的金字招牌。
朝西的是面對大眾的低檔浴室，只向男性浴客開放。內裡設施與尋常大眾“混堂”（滬上對低檔大眾浴室的稱謂）無異，水泥砌就的特大浴池，其面積比Ⅱ型游泳池（25米×10米）還大，早到的浴客可以在裡面游泳；大統間更衣，臥榻是通鋪，茶房夥計都是五大三粗的壯漢，接待浴客時一開口震人耳鼓——這是滬上“混堂”的經營訣竅，專門對付那些想把“混堂”當旅館的浴客，讓你一次次驚醒，睡不成覺只好離開，騰出位置接待新浴客。
朝南的門面是中檔浴室，男女不拘，只要買票，均可享受一應服務。當然，內裡的更衣間、浴池都是分開的，進得門去各分東西，裝有隔音設備，雞犬之聲不聞，充分保護隱私；備有中型浴池、集體淋浴房兩種，供浴客自行選擇；另設男女擦背、修腳師，提供收費服務；更衣間裝有熱水汀、電扇供冬夏取暖或降溫之用，每位浴客單設伸縮式躺椅，而且不限時間，男女茶房都面容端正，吳儂軟語，輕聲細氣。
門面朝東的便是高檔洗浴場所了，進得門去，宛若入了蘇州園林，鮮花草坪，小橋流水，鳥語啁啾。浴客沿著綠藤婆娑的葡萄架曲曲彎彎行至一排飛簷翹角的古典式平房前，有迎賓小姐殷勤相迎，浴資是浴後結算的，浴客只消說想進幾號間洗浴便可；穿過大堂一側的圓形門洞，眼前是三條走廊，左側是男浴區，右側是女浴區，中間則是鴛鴦浴區。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提倡新道德新風尚，鴛鴦浴已經取消，改為“敬老愛小浴區”，專供成年父母攜年幼子女使用。
高檔區是清一色的單間浴室，進門是更衣休憩小間，可任意調節坐姿的彈簧躺椅、真皮擱腳凳、茶几、茶具、電話一應俱全，茶几一角有電鈴，浴客有什麼需求，只消按鈴，大堂服務檯就會指派專人前來伺候。裡間就是浴室了，英國進口的白色琺琅鑄鐵浴缸、淋浴設備和臺盆、鏡子等，應有盡有。
凡是來過“逍遙池”高檔區的浴客，都對“有錢就是有尊嚴”這句話有真真切切的體會。不過，有一個人對此可能會有異議，那就是剛從蘇北勞改農場刑滿釋放回滬的韋煥第，他是“逍遙池”開張二十五年來死於此間的唯一一個浴客。
上海解放後，社會風氣和人們的消費觀念逐年發生變化，提倡勤儉節約已經成為大部分市民的共識，加上諸多原先對工人生活不予關心過問的私營廠家都自造了“混堂”，所以，“逍遙池”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到本案發生的建國六週年國慶節前夕，“逍遙池”資方已經數次向政府遞呈請求准予公私合營的報告，區、市工商聯也三次派員前來了解經營情況。據資方出示的經營臺賬顯示，“逍遙池”這時已經處於入不敷出的境況。要不是政府規定私營企業不能自行歇業，“逍遙池”肯定早已關門了。資方不敢違規行事，只好硬著頭皮繼續經營，而且還得高中低三檔浴區照常營業。可想而知，“逍遙池”早不是以往那樣天天浴客盈門的景象了，低檔區中午開門後（舊時滬上浴室營業時間是中午十二點到次日早晨六點）倒還有一些浴客，高中兩檔則通常到天黑後才有少量浴客光顧。
不過，這天有些例外。中午十二點“逍遙池”剛開門，就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跑過來，遞上鈔票說預訂一間高檔浴區的男性浴間，指明要21號，下午兩點左右來洗浴。“逍遙池”的規矩是先洗浴後付費，但預訂浴間卻須事先付款。當下，服務檯收了錢鈔，出具一紙單據給對方。下午兩點多，果然有一男性浴客持單據前來洗浴，這人就是韋煥第。侍者老丁看他那落魄樣子，料想是第一次來，當下將其引領進21號浴間，正要說明室內一應設施的操作方法，韋煥第卻一揮手說他以前來過，不必費心。
半小時後，老丁來送開水。他習慣性地看了看21號浴間門框上方的紅燈，沒亮，那說明並非“請勿打擾”，於是就輕輕叩門，裡面沒有反應，再叩重些，仍沒動靜。這種情況平時也經常出現，比如有的浴客入浴前先小憩片刻，自然聽不到敲門聲。一般來說，這種情況下，老丁通常會過一會兒再來。但他被先前韋煥第的那番生硬態度惹得有些不爽，解放六年多了，勞動人民早就翻身了，再牛的資本家來“逍遙池”，對服務員也是客客氣氣的，一口一個“師傅”，不像從前那樣兇聲霸氣地大呼“茶房”，你一個落魄主兒算什麼東西！現在，既然“請勿打擾”的信號沒亮，那打擾你一下也不算違規。
老丁就用備用鑰匙打開了房門。出乎意料的是，外間躺椅上並無那浴客，裡間的水龍頭卻是“嘩嘩”有聲。老丁尋思別發生了什麼意外，當即敲響裡間的房門。敲了幾下沒反應，他便推門而入，結果驚駭地發現浴缸中泡著一個人——確切地說，是一具屍體。
上海市公安局提籃橋分局的刑警趕到現場時，裡間那口放滿了熱水的特大號浴缸裡，水龍頭尚未關閉，還在“嘩嘩”流水，散發的熱氣籠罩了整間浴室，粉紅色地磚鋪就的地面、白色瓷磚貼成的牆面以及浴缸邊沿等所有可能會遺留腳印、指紋的地方，到處都是水汽凝結的水珠，可想而知什麼痕跡也沒提取到。好在裡間的門是關閉著的，外間並未受到影響，不過刑警只提取到了一個人的指紋和腳印，後經鑑定證實，系死者本人所留。外間還有死者入浴前脫下的衣服，口袋裡有一些零錢，以及一張豎體印刷的釋放證明書。
市局派來的法醫趕到了，隨即對屍體進行解剖。死者全身無任何外傷，皮下也未見淤青痕跡，頸部無勒痕，氣管內有少量積水，但肺內並無積水。法醫推斷，死者的心臟應是猝然停止跳動的。當時他泡在浴缸裡，心臟驟停後失去知覺，身體歪倒致使口鼻進水。這時死者已經失去了呼吸功能，所以水並未進入肺內。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其心跳驟停的呢？法醫排除了心肌梗死，但以當時的醫學水平，不能確認是否有其他心臟隱疾，因此，最後的結論是：不能排除某種心臟隱疾在悶熱、潮溼的條件下被誘發導致心臟驟停的可能。
市局法醫有了上述鑑定結論，提籃橋分局的刑警就退出了這項調查，剩下的收尾工作交給派出所去做了。由於死者口袋裡遺留了那份釋放證明書，所以警方無須費時費神識別死者身份或尋找其家屬。按照當時上海市的治安工作規定，刑滿釋放返滬者之前所在的服刑單位應於該犯釋放前一個月書面通知其住所的管段派出所，因此，協助封鎖現場的唐山路派出所民警當然知道韋煥第其人及其家屬的情況。當下，民警就把聯繫殯儀館接收屍體之事交由“逍遙池”去做。
“逍遙池”開張二十五年以來還是頭一回撞上這等倒黴事兒，自是想早點兒了結，剛把民警送出門，就立刻給西寶興路殯儀館打電話讓派殯葬車把屍體運去。民警呢，按照當時辦此類事兒的慣例，也不必親自出馬去通知家屬或者讓居委會轉告（居委會沒電話），而是根據戶口底卡上的信息，給死者妻子韓少珍供職的“寶隆汽車修理廠”打電話，委託廠方轉告噩耗，讓家屬前往西寶興路殯儀館聯繫火化事宜。
“寶隆汽車修理廠”是一傢俬營企業，倒不像“逍遙池”那樣徑直走下坡路，新中國成立後，業務反倒蒸蒸日上。當時中國還不能自造汽車，使用的都是外國車。這些車使用時間長了，發生故障或零部件磨損，就得送廠維修，所以該廠的活兒多得不得了，客戶常常要提前一段時間預約才能排上號。戶籍警的電話打到廠裡，接聽電話的庶務科長彭正明大吃一驚，說別弄錯了吧，老韋上午才回家，午後我受錢廠長委派還去他家看了看，當時蠻好的，怎麼說沒就沒了？
警察當然不會跟他開玩笑，彭正明便去向董事長兼廠長錢復毅報告。錢外出了，聯繫不上，於是彭正明就決定直接通知韓少珍。韓少珍在“寶隆廠”食堂工作，這天上午請了半天假去北站接丈夫，午後就上班了。可彭正明去食堂一問，食堂的大師傅卻說她已經回家了。彭一怔，難道她已經知曉噩耗了？大師傅說，膳食科長知道她丈夫今天回來，就讓她提前下班了。
這樣，彭正明只好跑一趟了。好在路不遠，而且“寶隆廠”有的是修理好後需要試車的汽車、摩托車，他是有駕照的，就開了輛摩托車直奔公平路。途中，秋雨又淅淅瀝瀝下了起來，彭正明沒穿雨衣，頂風騎著摩托，身上弄得透溼。他尋思，這報喪的活兒本是派出所的職責範圍，警察圖省事叫廠裡辦，我何不如法炮製，讓居委會通知韓少珍，也省得面對韓少珍那番哭哭啼啼的場面。打定主意，他就去了居委會。居委會幹部倒是樂意幹這事兒的，聽彭正明如此這般一說，治保委員劉嫂立刻叫上居民組長沈大媽，兩人趕到韋家門口，卻吃了閉門羹——門上掛著一把銅鎖，韓少珍不在家。問了鄰居，鄰居說先前看到韋師母回家的，還說了幾句話，她說要去菜場買菜，晚上包餛飩吃呢。
劉、沈便去了菜場，轉了一圈，也沒看見韓少珍。兩人只得重返韋家。韋家還是鎖著門，兩人有點兒著急了——報喪這事，既然已經答應了，就要儘快通知本主，總不成拖到明天再說吧？這時，住在附近的黃嬸過來了。四十多歲的黃嬸面慈心善，六年前韋煥第折進局子後，許多人聽說會被判死刑，便對韓少珍冷眼看待，有的是為“劃清界限”，有的是因為迷信，擔心沾上晦氣一輩子倒黴。只有黃嬸念著韋煥第以前經常熱心幫鄰居幹一些諸如修電燈、修自行車一類的雜活，認為現在人家遭了難，她應當幫一把。所以，當韓少珍接到“寶隆廠”的招工通知，卻為一對雙胞胎子女上託兒所的接送問題發愁時，黃嬸主動把這事承擔下來。六年來，兩個孩子一直由她接送，直到今年上了小學。
六十年前的上海街頭，車輛遠不如現今多，如同吃了興奮劑一樣橫衝直闖的司機也比較少見，人販子更是基本絕跡，所以小學生上學放學都是自己步行前往的。不過，黃嬸還是繼續提供幫助。那時學生學業輕鬆，放學早，回家的時候家長多半還沒下班。黃嬸擔心孩子貪玩誤了家庭作業，就讓這對雙胞胎放學後先到她家做功課，下午五點多韓少珍下班後，順路再把孩子接回家。
可是，今天卻有點兒反常。此刻已經六點了，韓少珍還沒出現。再說韋煥第這當兒也該回家了，夫妻倆卻都沒露面。黃嬸覺得納悶，便來一探究竟。
三個女人打著雨傘站在韋家門口議論，其他的鄰居也圍攏過來。七嘴八舌正說著，對面弄堂的胡嫂經過這裡，她說大約三點半時親眼看見韓少珍提了一籃子菜開鎖進門的，兩人還聊了幾句。韓少珍說準備晚上包餛飩，再燒幾個菜給老韋接風洗塵。這會兒她應該在家燒菜包餛飩呢，怎麼門又鎖上了？胡嫂這麼一說，一干鄰居更覺得奇怪，隱隱懷疑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兒。當時還沒有《物權法》，也沒有110，發現鄰家情況有異不必找派出所，況且還有居委會的治保委員在場，眾人乾脆破門而入。
女主人韓少珍果然在家，不過，她已經是個死人了！
二、電擊殺人
韋家住的是平房，進門一間是客堂，客堂右側是裡外兩個臥室，大人小孩兒各居一間；客堂的裡間亦即臥室的隔壁是廚房，廚房後面有一個五六平方米的小院子，滬上稱為“天井”。韓少珍就死在這裡，她是觸電身亡的。菜籃子原本是拎在她手裡的，觸電時被甩飛出去，撞在牆上再彈落到地上，牆上的石灰都被磕掉了一大片，可見其觸電時身體受到的電流衝擊是何等強烈，菜籃子裡的豬肉、豆腐乾、河鯽魚、香蔥以及餛飩皮等，散落一地。
分局刑警接到報案迅速趕來，市局法醫再次出動。法醫聽了一干鄰居提供的情況後推斷，女主人買菜回來，收起雨傘脫下套鞋（即膠鞋），拎著菜籃子去廚房。她收雨傘時，手上肯定沾到了雨水，溼手觸及廚房門的一瞬間，發生了觸電事故。
推廚房門怎麼會觸電呢？這裡先要說一下韋家的門窗。韋煥第入獄前是汽車修理廠的技工，整天經手的就是各種型號的金屬薄板，即汽車的“車皮”，破損的拆下來，新的換上去。拆下來的舊“車皮”和換新“車皮”時裁剪下來的邊角料，就是廢金屬。不過，這種廢金屬跟一般意義上的破銅爛鐵有區別，不但不鏽不爛，而且顏色各異，放在一起五顏六色煞是好看。韋煥第是“外國銅匠”（舊時滬上對鉗工的稱謂），入住伊始就向廠裡買了些換下的各色“車皮”，拿回家裁剪後釘在門窗表面，既結實又美觀。
他怕是沒料到，韓少珍的觸電就是由此引發的——有人從廚房電燈的燈頭部位接出一截電線，裸露的那一頭系在一枚鐵釘上，鐵釘的前半段砸進了廚房裡側的門板，後半段連同纏繞在上面的導線橫砸在緊貼門板表面的“車皮”上。這樣一來，整扇廚房門就通上了電。當天下著雨，地面本來就是溼的，韓少珍的手上又沾了水，觸電的幾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刑警估計，兇手做了這番手腳後並沒離開，就藏在韋家屋裡。待確認韓少珍死亡，這才離開現場，而且把門鎖上了。
韋家的地面是泥地上鋪了一層青磚，由於家人每天多次走進走出，鞋底的灰土甚至油汙就會附著在磚地上，形成一層黑色油泥，滬上將其稱為“腳泥”。1958年“大躍進”時，政府號召城市居民為郊區農民提供肥料，家家戶戶都用菜刀剷下腳泥，集中到一起，統一運往近郊農村。正因為這種地面對腳印比較“留戀”，刑警現場提取到了數枚跑鞋鞋印，當下就有人懷疑，這可能是死者的丈夫留下的。
先前法醫在“逍遙池”就地解剖韋煥第的屍體後，按照當時的慣常做法，不可能把從屍體上脫下的衣衫鞋子再給穿上，而是白布一卷就由殯葬車拉走了。待到死者家屬確認屍體後，自會置辦壽衣鞋帽請殯儀館給死者穿戴齊整。韋煥第遺留在“逍遙池”現場的衣衫鞋子，則由民警帶回派出所了，回頭再通知家屬去取。刑警到派出所看了韋煥第的衣物，其中有一雙嶄新的皮鞋。量了量，尺碼倒是跟韋家現場提取的鞋印接近，不過，這雙皮鞋的鞋底幾乎未沾塵土，應該是剛買的。
當天晚上，提籃橋分局決定對韓少珍被害案立案偵查，當即抽調了四名刑警加上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組建了一個專案組。專案組長袁輝友系分局刑偵隊副隊長，山東淄博人，初中文化，1946年參加革命，從事情報工作，1948年3月淄博全境解放後，調往淄博特區公安局擔任偵訊組長，上海解放後來滬，先在市局刑偵處，兩年後調提籃橋分局刑偵隊。袁輝友接到任務後，隨即召集專案組成員開了首次案情分析會。
專案組五名成員都參加了“逍遙池”和公平路韋家兩處現場的勘查，組長袁輝友是兩次勘查的主持者，因此眾人對案發情況已經瞭然。大夥兒先討論的是之前在勘查韋家現場時就已產生的懷疑：會不會是韋煥第在家設置了殺妻陷阱並看到她確已觸電身亡後，再去“逍遙池”洗澡，不料心臟隱疾突然發作而猝死於浴缸內？
這種猜測並非沒有可能，不過須找到韋煥第的作案動機，這就需要了解韋煥第的人生經歷。專案組成員張博是韋家管段派出所的民警，繫留用舊警察。上海初解放時，公安系統留用了一些舊警察，後來隨著新政權自己培養的警察業務不斷精熟，逐步將留用人員淘汰，到1953年已經所剩無幾了。那時候不講人情，只講原則，落實上級指示積極迅速，所以可想而知，留下的舊警察要麼以前為革命出過力，要麼業務精通且向無劣跡。張博屬於後一種。他年歲不算大，才三十六歲，卻是一個已經幹了二十年偵探活兒的老刑警，公共租界巡捕房、國民黨、日偽警察局都待過，參與調查的是清一色的刑事案件。這人很聰明，言語不多，觀察細緻，勤於琢磨。他在唐山路派出所乾的是治安警，但對應屬戶籍警才掌握的管段內的方方面面情況也都知曉。此刻，他便詳細介紹了韋煥第的情況——
韋煥第，1918年出生於江蘇東臺一個富農家庭，幼年時家鄉遭遇水災，時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在家鄉無法生存，他就跟著鄉里的大人一路行乞來到滬上。從八歲到十二歲，他討了整整四年飯，偶然遇到了一個機會。那天，他餓著肚子在公共租界二馬路（九江路）上行乞時，一輛黃包車從身旁一閃而過，車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裡扔了一件東西。韋煥第眼尖，撿出來一看，竟是一個錢包，裡面分文全無，只有一張印著洋文的銅版道林紙和一頁信紙大小的舊紙。韋煥第上過兩年私塾，識得若干漢字，卻不諳洋文。不過他認得上面的阿拉伯數字，尋思這可能是外國銀行的支票；再看那舊紙上的文字，勉強能夠分辨出這是一份借款契約。四年行乞生涯，使得這個十二歲的小叫花的閱歷遠比同齡少年豐富得多，他猜測剛才那個坐在黃包車上的傢伙大概是個扒手，竊得了某個富人的錢包，把裡面的現鈔拿走後扔掉了錢包。韋煥第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按照借據上的地址找上門去。
韋煥第的判斷是準確的。那個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車修理廠的老闆，姓錢名復毅，那借據是他出借給朋友的一筆五千大洋款項的憑據，而那朋友卻抵賴拒還。這天，他帶著這份證據去跟律師見面，那張花旗銀行的支票則是支付給律師的訴訟代理費，不料在電車上錢包失竊，此刻正急得好似熱鍋上的螞蟻。更沒想到的是，一個小叫花竟然把錢包還給了他。錢老闆大喜過望，拿來一百元錢硬要塞給韋煥第。這當兒，韋煥第顯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謝，最好是給他一個飯碗。錢老闆當場拍板，讓他進自己經營的“寶隆汽車修理廠”當了一名徒工。
不僅如此，錢老闆還安排韋煥第拜全廠金工技術最好的一位“外國銅匠”王師傅為師。韋煥第腦子機靈，但動手能力有點兒差勁，學了三年滿師的時候技術平平。不過，他憑著那份察言觀色的本領，結識了一個一度在上海灘鼎鼎有名的朋友，那就是抗戰時被稱為“七十六號魔王”的吳四寶。
吳四寶早年是公共租界跑馬廳的馬伕，後來改行當汽車司機，最初給“麗都舞廳”的老闆、青幫名人高鑫寶開車，並拜高鑫寶為“先生”，後又轉投另一青幫“通”字輩大佬季雲卿門下。吳四寶跟錢老闆是南通同鄉，由於錢的汽車修理廠有機床設備，所以季雲卿私藏的武器一旦發生了故障，就由吳四寶拿到錢老闆的修理廠修整，需要更換零部件的則用機床設備自制。槍支修好之後，由吳四寶帶往郊外試槍。吳四寶每次試槍，都會叫上韋煥第。時間長了，兩人就成了一對忘年好友。
1939年，吳四寶帶了一批弟兄投靠漢奸李士群，組建了“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行動大隊，他被任命為大隊長兼“警衛總隊副總隊長”。吳四寶帶去加入汪偽特工的弟兄中，有一個就是韋煥第。1942年，因策劃搶劫日本人的黃金，吳四寶被日本憲兵隊勾結李士群毒斃。吳四寶死後，韋煥第隨即離開“七十六號”，改行當了出租車司機。三年後，抗戰勝利，“軍統”奉命追緝漢奸。韋煥第只是吳四寶手下的一個跟班，說是行動特工，不過是替人家望望風而已。但是，“軍統”還是將其列入緝拿名單。驚恐之下，韋煥第逃返蘇北老家，以機修謀生，還娶了長相俏麗的老婆韓少珍。1949年1月，韋煥第接到錢老闆的信函，說王師傅病逝，修理廠需要技工，希望他回滬——當然並非指望韋煥第的金工技術，而是想借“名匠王師傅弟子”的名義為工廠揚名，在競爭中增添一枚砝碼；錢老闆信中還說，追緝漢奸的事兒早就不了了之了，讓韋煥第不必擔心。
這年春節後，韋煥第帶著老婆和一對雙胞胎子女返回上海灘，重操修車舊業。王師傅早年是英國海輪上的輪機工，跟英國佬學得一手維修技術。後來上岸另謀生計，一報履歷，乃是名副其實的“外國銅匠”，自是人人爭著要聘他。他先後在船廠、發電廠、紡織廠、機修廠以及租界工務處幹過，最後錢老闆以入乾股的形式作為拴馬樁，才把他留在汽車修理廠。王師傅的金工技術的確屬於行業翹楚，而且由於頻頻跳槽，人頭也熟，跟錢老闆合作之後為工廠創收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人既肯鑽研，必認死理，深信“教會徒弟，餓死師父”乃是至理名言，因此一直不肯收徒弟。後來發生契約失而復得之事，須知汽車修理廠王師傅是佔股份的，一旦損失他也有份，所以他也很感激韋煥第，在錢老闆的勸說下，破例收這個十二歲的少年為徒。
王師傅病逝後，工廠業務受到影響，錢老闆就想到了韋煥第。其實，“寶隆廠”的其他老師傅足能對付得了所有汽車故障，讓他們同心協力技術攻關造一輛汽車也不在話下（後來製造中國首輛“上海牌”轎車的技術隊伍中，就有二位骨幹是當初“寶隆廠”的技工）。因此，儘管韋煥第的技術水平一般，但靠著王師傅高徒這塊招牌，為廠子拉回了不少流失的客戶。可想而知，錢老闆自然要像當初拴住王師傅那樣牢牢地控制韋煥第，不但薪水加份倍，還把公平路上的一座老式平房送給他作為住所。
不過，好景不長。也就幾個月工夫，上海解放了。不久，市軍管會貼出佈告，勒令凡是參加過偽黨政軍警憲特以及反動會道門的人員，都須限期前往公安局登記。韋煥第生性膽小，不敢遲緩，立刻奔公安分局登記。分局接待人員也沒說什麼，讓他回家該幹啥還幹啥。韋煥第以為沒事了，不料三個多月後的一天深夜，警察忽然上門將韋煥第銬上手銬捉拿歸案，罪名是漢奸。
消息傳出，汽車修理廠的工友和公平路街坊鄰居間頓時議論紛紛，說韋煥第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行動特務，“七十六號”人稱“魔窟”，其罪責肯定首當其衝，況且韋煥第和“魔王”吳四寶的關係不一般。如此看來，韋煥第這回折進局子，人民政府縱然不把他槍斃，也得判他無期徒刑，讓他老死在提籃橋。韋煥第的老婆韓少珍早已亂了方寸，整日哭哭啼啼，卻求助無門。多數熟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錢老闆上門安撫，讓韓少珍不要過於焦慮，要相信人民政府會實事求是處置韋煥第的，甚至斷言說韋煥第的刑期最多不超過七年。韋煥第出事後，韓少珍斷了收入，錢老闆就把她安排進汽車修理廠食堂，還聯繫一家熟識的紡織廠收託了韓少珍年幼的子女。
1950年6月中旬，羈押於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韋煥第收到了上海市軍管會的刑事判決書，以漢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這個判決結果使韋煥第的親朋好友、同事鄰居都大大出乎意料，又是一番熱烈的議論。有些天天閱讀報紙、收聽廣播，對時事新聞頗為了解的人認為，比照那些業已處理的“七十六號特工總部”行動特務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的案例來看，韋煥第肯定具有“立功表現”。於是，幾個朋友相約，以看望韓少珍及孩子為名前往韋家，打出關心的旗號讓韓少珍拿出判決書來看，結果卻並非如此，判決書上面根本沒有“立功”二字，只不過說韋煥第“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認罪態度尚好”。
至於韋煥第本人，他不懂法律，也不看報不聽廣播，在看守所跟同監房的人犯聊起案由，大都預測他前景不妙，凶多吉少。所以，他對只判其六年大出意料之餘，剩下的只有對人民政府的感激。不久，韋煥第被押解至蘇北勞改農場服刑，由於他一直深懷感激之情，所以表現很好。與其他服刑犯人相比，韋煥第覺得自己並未吃多大苦頭，因為他有金工技術，在勞改農場不用開荒下田。其他犯人冒著烈日酷暑風霜雨雪天天出工，他卻在室內指導別人維修農具。有時總場部或者地方政府、駐軍的汽車發生故障，那就非得請他出場不可，屆時，他所受到的優待甚至超過押其前往的管教。
1955年9月28日，韋煥第六年刑期服滿。勞改農場正好有輛卡車去南京運貨，破例允許韋煥第搭車。韋煥第到南京後，沒買上返滬的火車票，管教跟農場駐寧辦事處說了說，又允許其免費住了一夜。29日，韋煥第買到了夜班火車票，當天午夜離開南京。那時的火車跑得慢，用了七個多小時方才抵達上海北站。
韓少珍接到丈夫的電報後，向廠裡請了半天假，趕到北站迎接出獄回家的丈夫。到家後，便有親朋和鄰居來看望。午後，韋煥第說他要到附近去轉轉，韓少珍也要回廠裡上班。當時鄰居們是看到這對夫妻一起出門的，誰也沒想到幾小時後竟然同赴陰曹地府！
三、二勘“逍遙池”
張博介紹了韋煥第的情況，眾人還沒開始討論，袁輝友接到市局法醫室打來的電話。案情分析會前，他給市局法醫室打電話要求瞭解兩名死者胃內食物殘留情況，以判斷兩人的死亡時間。現在，人家給他回話了：韋煥第的死亡時間早於韓少珍大約兩個小時。
如此，韋煥第殺害韓少珍之後去“逍遙池”洗浴的估測就站不住腳了。而且，法醫室還通知專案組，說主持韋煥第、韓少珍解剖檢驗的老法醫顧祖軫懷疑韋煥第並非死於心臟隱疾，而是和韓少珍一樣，也是觸電身亡。因此，建議重新勘查“逍遙池”現場。
顧祖軫是留用人員，此時已年屆六旬。他早年留學法國學醫，回國後卻進了法租界警務處做了一名法醫，此後，又繼續在日偽和國民黨警察局做法醫，在檢驗屍體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下午，顧祖軫連續解剖了兩具屍體，死者系夫妻，這倒還不算稀奇，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這對夫婦的致死原因。解剖韋煥第的屍體時，他給出的結論是“不能排除心臟隱疾驟發的可能”，對此，他自己也不是很滿意。顧祖軫一向認為，對於一個稱職的法醫來說，作出“不能排除什麼什麼”的結論應該屬於蒼白無力一類，於刑偵部門接下來的破案工作毫無用處。解剖韓少珍的屍體確定其系觸電身亡後，顧法醫重新思考韋煥第的死因，懷疑其也是死於電擊，所以，才提出了重新勘查現場的建議。
在“逍遙池”跟專案組長袁輝友見了面，顧祖軫說：“你們把21號浴間的天花板拆開看看。”
之前現場勘查時，由於裡間又是水又是霧的，料想無痕跡可供勘檢，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身上，根本沒想到密封得好好的白銅天花板是否有問題。現在，刑警撬開天花板一看，頓時真相大白！
浴間的天花板與屋頂之間有一段距離，由於房頂斜坡的原因，其高度在五十至一百五十釐米之間，這個密封的空間裡布放著水管和電線。刑警發現，其中一段備用電線外側的膠皮已被人割開，上面有曾連接過導線的痕跡。而電線下方四塊正方形天花板內側的交界位置，有一個可供電線穿過的小孔，從孔壁的光澤判斷，可以認定是剛剛被鑽透的，估計使用的是街頭皮匠修鞋的鑽子之類。至此，刑警可以認定韋煥第死於他殺，兇手從隔壁鑽入天花板，行至21號浴間上方，剖開電線外皮，另接上一截導線。這截導線的另一頭自天花板的小孔中穿出，藉助掛在牆壁上的浴巾的掩護伸入浴缸。
“逍遙池”的男浴區共有二十二個浴間，但實際投入使用的只有二十一間，留下的一間作為堆放雜物器材的庫房。21號浴間是男浴區盡頭的最後一間，走廊到此為止，與庫房是用牆壁隔開的。庫房沒有安裝天花板，靠牆一側裝有木梯子，上去之後可以彎腰走遍整個高檔區所有浴間天花板與屋頂之間的空間，以便維修、更換冷熱水管、電源線路。兇手通過上述通道進入該空間，在21號浴間上方做了手腳，把導線引入浴缸，當時未通電。韋煥第進入浴間時，兇手就在隔壁庫房守著，待到韋入浴後，兇手推上閘刀，韋煥第觸電身亡。接著，兇手拆開幾塊天花板下到浴間。確認韋煥第已死，他從韋煥第脫下的衣服口袋裡取走了韋家的大門鑰匙，並穿上了韋煥第的那雙舊跑鞋，重上天花板收起電線，裝好被拆開的天花板，從庫房門退出。然後，兇手前往韋家佈置了另一個殺局。
刑警仔細勘查了天花板上部的空間，發現兇手是戴了手套作案的，而其低頭彎腰行進時留下的腳印，也在離開現場時擦拭掉了。庫房靠牆的那架木梯以及地面上，未能提取到腳印痕跡。不過，刑警發現庫房的司必靈鎖已被撬壞，此刻是虛掩著的。
“逍遙池”的這間庫房，位於高中檔浴區共享的那個面積數百平方米的花園裡側，位置隱蔽，門口有一株兩人合抱的大銀杏樹，根深枝茂，綠葉婆娑，即使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庫房門前也是一片陰暗，更別說當天下午還下著小雨。所以，兇手潛入庫房時，料想無人注意到。
儘管如此，袁輝友還是命令經理速將當班員工召來，由刑警分頭談話；已經下班回家的員工，也都派人用摩托車接來接受調查。調查內容一是當天是否看見有人進入或者靠近那間庫房；二是被詢問人自中午十二時到下午五時這個時段在幹什麼，何人可以證明。這是第一輪調查。往下還有第二、第三輪，是找證明人談話。“逍遙池”的員工基本都在中年以上，文盲居多，按摩、修腳、甩毛巾、倒茶等活兒倒是很純熟，其中的拔尖絕活放到現在能上春晚娛樂大眾，可是要讓他們理解刑警的話，並且互作證明，那就費勁兒了。中間，刑警還對大堂女服務員進行了重點詢問，但她從沒見過那個替韋煥第預訂浴間的少年。
結束調查的時候，外面天色已呈魚肚白，外灘海關大鐘正好敲響了五下。可是，刑警通宵的辛勞卻毫無收穫，“逍遙池”內部人員沒有一個有涉案嫌疑，也沒人注意銀杏樹下是否有可疑人員出現過。
這等結果自然使人沮喪，而且熬了一宿，專案組成員個個又困又餓，袁輝友說弄點兒東西填肚子吧。那時已經統購統銷，於是各人自掏鈔票糧票，向“逍遙池”借了個鍋，交偵查員石索根出門去買了五副大餅油條、五份豆漿回來。正吃著，張博突然站起來，嘴裡嘟噥了一句“我去看看”就疾步出門。袁輝友等四人還沒反應過來，張博又疾步返回，手裡多了一樣東西——一個長方形的硬紙盒，一臉興奮地說：“垃圾還沒運走，總算找到了！”
剛才張博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昨天勘查“逍遙池”現場後，韋煥第的遺物是由他帶回派出所的，其中有一雙嶄新的皮鞋，底部甚至找不出曾經踩過路面的痕跡。當時，大家都以為是韋煥第到“逍遙池”洗浴前在皮鞋店購買的，卻忽視了一個細節——鞋底未見踩踏過路面的痕跡，說明這雙皮鞋並未穿過，即使韋煥第是準備洗浴後換上的，可他畢竟是穿了舊鞋來的，那麼，那雙舊鞋到哪裡去了？之後，發現韓少珍被電死於家裡，在現場提取到了舊跑鞋的鞋印。刑警推斷是兇手在殺害韋煥第後，穿了那雙舊跑鞋前往韋家設套殺害韓少珍。於是，新的問題由此產生。一般說來，那雙新皮鞋不可能就這麼提在韋煥第手裡，應該有包裝，要麼是廠家原配的硬紙盒，要麼是提兜或者報紙之類。可是，“逍遙池”現場沒有發現任何外包裝。那麼，外包裝哪裡去了？只有一個答案——兇手離開現場時帶走了。
張博傾向於認為這雙皮鞋是當天韋煥第出門後從某家皮鞋店購買的，外包裝應該是廠家原配的硬紙盒。兇手逃離現場時，手裡拿著一個硬紙盒容易引人注目，所以，通常來說他應該立刻處理掉。扔到什麼地方呢？張博想起花園一側的那個垃圾箱，出去一看，裡面果然有一個跟韋煥第的鞋尺碼相配的硬紙盒！
這是一個男式皮鞋的原配紙盒，已經給雨水淋溼了，上面還沾著其他垃圾的汙垢，提取指紋什麼的是別想了。不過，紙盒裡面還是乾的，而且有一張發票。發票表明，這雙由上海私營“康開皮鞋廠”生產的40碼黑色牛皮鞋是昨天（即9月30日）出售的，出售商店是四川中路上的“宏康鞋帽店”。
袁輝友隨即作了安排，他和張博待“宏康”開門後前往調查該店出售這雙皮鞋的情況，其他三位同志早餐後抓緊時間睡覺，下午全組開會分析案情。
上午八點半，“宏康”準時開門營業。這是一家兩開間門面的商店，原是單一出售男女老幼皮鞋的專賣店，後來學著同行的經驗，增添了賣帽子的專櫃，店名便由“皮鞋店”改成了“鞋帽店”。老闆姓張，是個年近六旬的瘦小老頭兒，具有老一輩上海生意人耐心、細緻、和氣的特點，還有點兒怕事，接待刑警時神情間流露出些許惶恐。
他告訴偵查員，昨天下午一點多，“宏康”門前停了一輛小吉普車，車裡下來兩個男子，一個是不到四十歲的瘦高個子，穿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裝和灰色細帆布褲子，腳上是一雙已經洗得近乎發白的藍色跑鞋；另一個是年約六十的胖老頭兒，身穿銀灰色西裝，足蹬黑色皮鞋，頭戴希臘漁夫帽，手持一根兩端鑲著白銅的紫檀木“斯的克”（即手杖），一看那副氣派就知道是個安然度過“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成功商人。
兩人進了店堂，那胖老頭兒對迎上前招呼的張老闆說：“麻煩給他挑選一雙皮鞋，式樣大眾化些的，價格不必顧慮。”說著，又親熱地拍了拍瘦高個子的肩膀，叫著對方的名字，不過店方不論老闆還是夥計都沒聽清，但下面的話倒是聽清楚了，“你回家來了，我要送你一樣禮物。常言說，‘穿新鞋，走新路’，我倒是希望你‘走老路’——還是到我那裡去吧！”
那瘦高個兒臉上露出感激的神色，頻頻點頭，卻沒吭聲，張老闆就給他挑選了一雙中檔皮鞋。舊時經銷皮鞋的生意人眼睛裡都藏著一把尺子，顧客進門看店員的臉，他們卻盯著人家的腳，每每都能估測得準確無誤，使人歎服。所以，拿出的皮鞋一穿就覺得很跟腳。那胖老闆就掏出錢包爽快地付了款，瘦高個兒則連說“謝謝”。
顧客出門時，張老闆和夥計送至店堂門口，看著兩人上了那輛小吉普，目送吉普駛離。他們留意到，開車的司機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他沒有進店堂，一直坐在車內；不過，當胖老闆兩人走出“宏康”時，司機迅即下車為他們拉開車門——由此判斷這小夥子是胖老闆的專職司機。張老闆還留意到，那輛小吉普掛的是軍方牌照
聽到這裡，張博立刻作出判斷，那胖老闆就是韋煥第原供職的“寶隆汽車修理廠”廠長錢復毅；那輛掛軍用牌照的小吉普，顯然是“寶隆廠”為部隊修理後正在試車的車輛。
當天午後，專案組改變了召開案情分析會的打算，改為傳訊錢復毅和他的司機，同時派員赴“寶隆廠”，對錢復毅是否涉韋煥第、韓少珍夫婦被害案進行調查。
四、緋聞
根據分工，傳訊錢復毅及司機由專案組長袁輝友和張博負責，另外三個刑警石索根、周鐵盾、祖興為則去“寶隆廠”調查。
不過，袁輝友和張博的那樁活兒一時卻沒法進行下去。這天上午，錢復毅就上了司機開著的那輛軍用吉普出去了。去了哪裡？廠裡那班高管誰也不清楚。平時錢復毅也經常是不打招呼就出門，他們早習慣了。那年代又沒有手機，錢復毅這一出去，就好似斷線風箏，袁輝友、張博只好給庶務科長留話，一旦錢復毅和司機回廠，立刻讓他們來分局。
回到局裡，袁輝友、張博無事可做，就沏了杯茶邊喝邊聊案情。袁輝友說：“這個錢復毅似乎不是凡品，試想，這人跟汪偽‘七十六號’的‘魔王’吳四寶走得那麼近，‘寶隆廠’經常為青幫修理槍械，按說屬於助紂為虐，後來政府怎麼沒找他算賬？以‘鎮反’時的那股勢頭，像他這種人應該是逃不了審查的。老張，你當時已經調派出所了吧，知道為什麼沒動他嗎？”
張博說當時派出所內部開會研究敵情時，有人提到過錢復毅，說應該對其進行審查，所領導也以為然，就把他的名字列入關押審查的名單送分局了，可分局卻把他的名字劃掉了。後來又報送過一次，分局打電話到所裡，說錢復毅這個人分局知道，以後你們就不要報上來了。
袁輝友尋思，這個錢老闆應該是具有另一種身份。所謂“另一種身份”，指的是當初中共地下黨為收集情報、營救同志、購買控制物資，往往需要跟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打交道。這類對象中的一部分人，在新中國成立後還繼續發揮作用，受命跟國民黨潛伏特務聯繫，甚至參加特務組織且擔任一定職務，成為“內情”人員，為我方提供情報。不過，這種具有“另一種身份”的對象，在“鎮反”運動中也不是個個都能逃過這一劫。比如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國民黨末任監獄長王慕曾，系“保密局”特務，在上海解放前夕受中共地下黨感召，幡然悔悟，營救了五十多個被捕且已被“保密局”大特務、上海警察局長毛森下令處決的中共地下黨員，按說應該屬於“重大立功行動”，但在“鎮反”時同樣被追究歷史罪行，予以處決（後獲平反）。
袁輝友估計錢復毅可能屬於這種對象，跟張博一說，張也有同感。於是，袁輝友就想了解一下，哪知電話打到社會科（當時已改稱“政保”，這是沿襲以前的說法），遭到斷然拒絕——這等於認可了袁輝友的猜測。這一來，張博就有顧慮了，擔心以自己的留用警察身份訊問錢復毅是否欠妥。袁輝友則說：“我們只問案子不問其他，怕什麼？”
兩人正說著，分局門衛室來電說“寶隆廠”廠長錢復毅在門口，要求跟袁隊長通電話。錢復毅在電話裡說他上午去外面辦事了，飯後才回廠，聽了庶務科長轉達的刑警留言，便讓司機小孔開車一起前來分局，打電話是問一聲：兩人是一起進來呢，還是他先進來。袁輝友說兩人一起進來吧。那時還沒有訊問必須兩人以上的規定，兩個刑警正好一人問一個。
其實，袁輝友對錢復毅的“另一種身份”也是有顧忌的，所以他單問錢復毅兩點：一、昨天下午是否去過四川中路的“宏康鞋帽店”？去幹什麼？二、昨天一整天的活動行蹤以及證明人。
錢復毅是否有“另一種身份”，一直到“文革”期間的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袁輝友才弄清楚。當時，公私合營後早已退休賦閒在家的錢復毅作為“三開分子”（“文革”中對國民黨時期、日偽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都“吃得開”的角色的簡稱）被“群眾專政”，關押於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造反派為主體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之前也吃了些苦頭剛獲解脫的袁輝友被軍管會派駐“清隊辦公室”打雜，他去的第二天，傳來了錢復毅急病猝死的消息，其關押時所寫的材料上交“清隊辦公室”，正好由袁輝友裝訂封存。袁輝友得以閱讀了錢復毅的“自傳”，終於確認自己當初對錢復毅身份的判斷是準確的。錢復毅確實為中共地下黨做過一些秘密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還利用其跟敵偽潛伏特務的關係為公安機關提供情報。不但錢復毅，就是韋煥第也曾接受錢的指令為中共秘密工作出過力——這就是錢復毅預言韋煥第“最多判七年徒刑”的底氣。
這樣一個角色，此刻面對著刑警的訊問，當然毫不驚慌。錢復毅神色平靜地把自己昨天一天的活動向袁輝友一一作了陳述，其中包括他下午從廠裡坐車前往市工商聯開會途中，在四川中路看見出來溜達的韋煥第，他正準備請韋煥第回廠效力，因此決定送一件禮物給對方，便邀韋煥第上車，前往“宏康”選購了一雙皮鞋。錢復毅原準備把韋煥第捎到外灘逛逛，但韋煥第隨車過了一條橫馬路就下來了，說還是先在附近轉轉，熟悉一下環境。
與此同時，另一間屋子裡，張博也跟錢復毅的專職司機小孔作了相同內容的談話，小孔的回答和錢復毅一致。
兩人的回答表明，他們並無作案時間。不過，在刑警想來，以他們倆的關係，如果錢復毅指使小孔作案，後者可能不會拒絕。小孔不僅是錢復毅的證明人，他自己同時也是涉案嫌疑人。所以，還得另外尋找可以為他們作證的對象。這層意思，小孔不一定懂，但老狐狸級別的錢復毅自然是懂的，他之前在對袁輝友的陳述中已經貌似漫不經心地隨口說了若干個證明人，比如“寶隆廠”的門衛（可以證明其進出廠的時間）、市工商聯一起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證明他昨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一直在工商聯）、散會後他和哪幾個平時走得比較近的資本家在南京路國際飯店七樓聚餐，等等，都一五一十說得清清楚楚。小孔則根本不知刑警為何找他談話，沒有預作說明，還是在張博的提示下，才一邊回憶一邊說了幾個除錢復毅以外的證明人，自然都是其他資本家的司機，以及“寶隆廠”、工商聯的門衛、清潔工之類。
訊問結束，刑警讓錢復毅、小孔回去。袁輝友開了刑偵隊的摩托車，載上張博前往市工商聯、國際飯店和被錢復毅作為證明人的那幾個資本家所在的廠家一一核實。“寶隆廠”沒有去，而是給正在該廠進行調查的刑警打了電話，讓他們順便向門衛瞭解一下相關情況。
當天傍晚，兩路刑警在分局彙總情況，袁輝友、張博那一路的調查結果是：錢復毅、小孔確實沒有作案時間。
不過，另三名刑警石索根、周鐵盾、祖興為在“寶隆廠”調查所獲得的情況，卻似乎對錢復毅不利——錢復毅跟韋煥第的妻子、本廠食堂女工韓少珍之間竟然有一段緋聞。
前面說過，1949年9月底韋煥第被捕之後，家裡留下韓少珍帶著一對年方兩歲的雙胞胎，不但失去頂樑柱，家中諸般大小事務從此就得由韓少珍主持，更要緊的是斷了經濟來源，今後怎麼過日子？幸虧“寶隆廠”老闆錢復毅及時相幫解決了困難，聯繫託兒所讓雙胞胎入托，把韓少珍安排到廠裡食堂上班，拿一份薪水，讓這個困難家庭得以維持下去。韓少珍進“寶隆廠”食堂工作後，錢復毅又關照膳食科長，食堂賣剩的葷素菜餚、饅頭米飯什麼的，可以允許韓少珍帶些回家。韋煥第被判刑後，韓少珍每隔半年去蘇北農場看望丈夫時，錢復毅不但允許請假，還通知食堂為其準備路上的乾糧以及帶給韋煥第的滷肉、燻魚之類，每年還給韋煥第捎去工作服一套和若干錢鈔。
這種優待，別說韓少珍、韋煥第了，就連廠裡的其他工友也都說錢老闆是菩薩心腸。當然，由於韓少珍年輕美貌，而且天生一副輕佻風騷相——滬上說法謂之“輕骨頭”，所以也有人猜測錢復毅跟韓少珍之間可能有桃色事兒。在這件事情上，錢復毅完全是被動的。他之所以如此優待這對夫婦，主要是感念韋煥第十二歲那年的拾金不昧之舉以及後來在本廠經營中所起的作用，還藏著待韋煥第刑釋回滬後邀其繼續為本廠效力的伏筆。
可是，計劃趕不上變化，錢復毅的如意盤算經不住韓少珍的粉色攻勢。韓少珍出身貧農家庭，能嫁給韋煥第，在老家人眼裡是祖墳冒了青煙，她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尤其是跟著丈夫來到上海市，根據國民黨政權的規定六個月後順利報上了戶口，從此就是上海市民了，而且靠著韋煥第那份收入就能過上不錯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長，也就不過半年多時間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屬”，如果不是錢老闆菩薩心腸伸手相助，只怕沒法在上海待下去，說不好還得帶著一對雙胞胎返回蘇北老家去吃糠咽菜，甚至改嫁。韓少珍雖沒有文化，但她智商正常，受了人家的莫大好處，自己卻拿不出什麼東西回報，想來想去，就決定以身相許。
1950年仲秋的一天，韓少珍知曉錢復毅當晚留廠值班，特地把雙胞胎央託在鄰居家過夜，跟同事換了夜班，午夜時分，溜進了厂部辦公室。沒等錢復毅反應過來，她已經撲到了對方懷裡。錢復毅雖已年近六旬，但也禁不住這種誘惑，從此，兩人就勾搭上了。沒有不透風的牆，廠里人多眼雜，他們的這種關係不久就傳得全廠皆知。當然，沒人敢在錢復毅面前提起。沒想到，有個青年工人卻捅開了這層窗戶紙——
“寶隆廠”的技工把客戶的汽車、摩托車修好後，都要進行試車。當時國家對試車標準沒有規定，“寶隆廠”是按照行業內約定俗成的做法，先試空車，即開動引擎空轉若干時間，再把車開上路行駛。1951年前，上述後一種試車是由修理技工直接進行的，誰維修誰試車。當然，試車的技工能夠修理車輛，也會駕駛，卻不一定有駕駛執照。反正通常就在工廠附近方圓二三平方公里範圍內行駛，車前掛上由租界巡捕房（抗戰後則是國民黨警察局）發的試車牌照就行了，交警知道是“寶隆廠”試車，從來不刁難試車技工。新中國成立後，這種情況又持續了一年多，公安局出臺了新規定：所有試車人員，只要把車輛開出廠門駛上馬路的，駕駛員必須持有相應的機動車駕照，否則就是無證駕駛，將據情處罰。
如此，錢老闆就犯愁了。全廠有一百多個技工，總不見得都由廠方出資去讓他們考駕照。即使廠方肯掏這筆錢，公安局也不肯——駕照發放是有額度的。
好在事兒是死的，人卻是活的。錢老闆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抽調十來個工人組建一個試車組，所有修復的車輛都交由該組試車。這樣，廠方可以省下不少考駕照的費用，一次性發放十幾本駕照，公安局那邊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錢復毅派庶務科長出面跟公安局一說，人家當即同意了。問題得到解決，效果也很好，不久，上海市公安局還讓“寶隆廠”寫了份材料作為經驗在行業間推廣。
“寶隆廠”的試車組有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工，名叫徐五福。這人祖上是書香門第，不過到其父輩就已敗落，其老爸在十六鋪謀了一份水產經紀人的活兒。這份職業的收入還算不錯，老徐就花錢讓三個兒子讀書，想靠知識出人頭地，重振家族雄風。徐五福的兩個哥哥都讀出道了，一個從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後改為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後進了廣慈醫院當了一名外科醫生；另一個更是了得，遠涉重洋去美國攻讀機械專業，被美國佬高薪留在了紐約。只有老三徐五福不爭氣，書讀不好，勉強初中畢業，進了二戰後美國救濟總署在上海開的汽車司機培訓班，免費學了半年，考出了一紙駕照，專為救濟總署運送物資。運了兩年，物資運光了，救濟總署也解散了，正好“寶隆廠”招工，徐五福被錄用。從此，他就在“寶隆廠”效力，那年不過二十掛零。
徐五福讀書平常，動手能力卻甚強，不但車開得好，而且早在救濟總署車隊開車時就已跟著修車工學得了一些修理技術。進了“寶隆廠”，跟在老師傅後面轉悠，看也看會了。所以，也不過一年半載，他竟掌握了全面的機動車維修技術，成為廠裡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前年試車組一位老師傅中風去世，廠裡就把徐五福調到試車組。不但在“寶隆廠”，就是在當時滬上汽車維修行業中，這也是一種榮譽。因為試車組的技工不但要擅長開車，還要具備迅速發現故障並處理故障的能力，另外，還須掌握車、鉗、刨、銑、焊、電、儀表、熱處理等多般技能，甚至在緊急狀況下立馬就地取材，製造出某個市場上購不到的零配件，以便使車輛能夠繼續行駛。徐五福是“寶隆廠”乃至滬上該行業試車工隊伍中最年輕的一位。其時其老爸已經病逝，如果老徐泉下有知，也該欣慰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小兒子也算是出人頭地了。
那麼，錢復毅與韓少珍之間的姦情怎麼會被徐五福捅出來呢？這要從韋煥第出獄前半年即1955年春天的一次事故說起。當時，“寶隆廠”接受了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即後來的海軍東海艦隊）的一樁活兒，大修一輛“水星”轎車，據說是準備用於接待不久之後訪滬的蘇聯海軍將軍的。“水星”系1935年由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福特公司開發的品牌，用於填補福特公司生產的大眾化的福特產品和比較高檔的林肯產品間的市場空缺。海軍送來大修的這輛轎車，還是1949年解放上海時的戰利品，但破損嚴重，不能使用，一直存放於倉庫中。這次翻出來大修，技術難度很大，軍方選了又選，最後決定交“寶隆廠”。“寶隆廠”自是重視，專門組建了技術攻關小組，整整鼓搗了兩個多月，許多零部件是專門派人去香港買的，還有些零件香港市場也沒有，就只好由高級技工手工製造了。
這輛車修好後，交由試車組試車。這種試車就不能是廠門口兜兜圈子那樣簡單了。須知這輛“水星”車在必要時會載著將領前往野外東奔西馳，而且車過之處可能是坑坑窪窪的道路。因此，要求試車組抽調骨幹把車開到浙東、皖南山區去折騰，折騰得越厲害越好。技術好且年輕力壯的徐五福自然被選中，成為這個特殊試車小組的成員之一，而事故恰恰也出在這主兒身上。
說是“恰恰”，其實並非偶然，或者說是偶然中隱藏著必然。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徐五福酒駕！酒駕，在現今是要負刑責的，但在以前根本不能算事兒。就說抗戰勝利後的上海街頭吧，不單是美國軍人一手拿著酒瓶邊喝邊開車，由“飛虎隊”改組的“陳納德航空公司”的美國飛行員更是聳人聽聞地竟然酒後駕機，不是玩耍兜風，而是執行空勤任務！所以，徐五福等人在浙皖山區試車，途中打尖時喝幾杯老酒也屬“情理之中”。問題是，徐五福在浙江杭州城外酒駕時把車開進了錢塘江！
幸好車上的技工都精通水性，包括徐五福自己在內都逃出來了。不過，這次事故對於這輛“水星”以及錢老闆來說，損傷確實蠻大的。別的不說，單是打撈費就花了不少，更別說把“水星”重新開膛破肚檢查修理了。據說“寶隆廠”這單業務不但沒賺到什麼利潤，貼進去的鈔票也足夠組裝一輛新車了。另外，由於返工，差點兒誤了交貨時間，錢復毅捱了軍方經辦人的罵，人家聲稱海軍的車輛以後再也不敢交“寶隆廠”維修了。
錢復毅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可想而知，肯定要追究一干試車技工的責任。幾個隨車技工都被扣了薪水，徐五福是直接責任人，乾脆開革！
徐五福看到張貼在食堂裡的佈告，大怒，衝到廠長室跟錢復毅大吵一場，當眾將錢老闆與韓少珍的姦情抖摟出來，揚言要到蘇北勞改農場向韋煥第面告此事，等韋煥第回來，看他怎麼懲罰萬惡的黑心資本家！
五、兩封被扣信函
專案組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目前不能排除錢復毅為防韋煥第報復而對其動殺心，而韋煥第被殺後，其妻韓少珍可能會作出對錢復毅不利的反應，因此索性一併幹掉。鑑於調查結果已經證明錢復毅和小孔沒有作案時間，所以應該考慮僱兇殺人的可能性。
當然，這得需要證據支持。刑警認為在這件事上，先得查清那個酒駕闖禍被開除出廠的徐五福是否真的去了一趟蘇北勞改農場，面告韋煥第關於錢老闆給其戴綠帽子的消息。當時的勞改系統隸屬於公安局，是市局下面的一個處，這於專案組核實此事比較方便。專案組當即動用市局的電臺，向蘇北勞改農場發了一份外調電報，要求立刻予以核實。
當晚八時，蘇北方面回電稱，韋煥第服刑期間，除其妻韓少珍之外，並無其他人來農場見過韋，亦無他人信件、郵包寄達農場。後面還有一句附言，說犯人函件須經所在中隊檢查，告知此類消息顯然不利於韋的改造，如果有，肯定會被扣下的。
一句話，韋煥第在勞改農場服刑期間不可能得知有關“姦情”的消息。但是，徐五福在廠長辦公室公然揭露錢、韓兩人的姦情，錢復毅應該清楚此事肯定包不住，韋煥第刑釋回滬後不管是否回廠工作，遲早總會知曉。因此，錢復毅的嫌疑依然無法排除。刑警回憶下午對司機小孔的調查，發現孔所說的一個情況似乎對錢復毅不利。
9月30日午後，錢復毅讓小孔出車前往市工商聯開會時，汽車出門比平時早了半個多小時，路上，錢老闆讓他開得慢些，還三次停車說要到路旁商店裡去看看。小孔當時就覺得錢老闆今天似乎有些心神不定，這是平時從來不曾有過的。直到後來在四川中路巧遇正在溜達的韋煥第，錢復毅贈送給韋一雙皮鞋後，彷彿才安穩了一些，途中竟然打起了瞌睡。這一情節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什麼其他的內容呢（後來知道，韋煥第午後要去四川中路熱鬧地段轉悠的打算是其親口告知前往看望他的庶務科長彭正明的，彭回廠後向錢回覆時順口說了說）？
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對錢復毅的社會關係悄然進行調查。如果是錢復毅僱兇殺人的話，那他肯定要跟外界聯繫，聯繫時如果留下什麼蛛絲馬跡給查摸到的話，這個案子差不多就到告破的時候了。
第三天，10月2日，專案組啟動了對錢復毅的外圍調查。可是，甫一接觸一個抗戰時曾在“寶隆廠”做過會計，後因暴露身份撤往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重返上海灘擔任區稅務局領導的原地下黨員，刑警就頭痛了。對方說你們要調查錢復毅啊？他的社會關係相當複雜，不說上海解放後逃往海外的熟人朋友，就是還留在上海灘的估計就不下千人。對方給刑警開了一份他所知曉的社會關係名單，一邊回憶一邊寫，竟花了一個小時，一數，有三百多人，大部分人還沒有住址。刑警拿著這份名單，尋思先得到市局戶政處查閱戶口底卡，弄清楚這些人的住址或者供職單位，然後才好按圖索驥登門調查。
那時沒有電腦，上海人口又密集，姓名重複率高，這得查到幾時？大夥兒尋思這樣做既累也不科學，就聚在一起討論，試圖尋找捷徑。幾個人集思廣益，很快就想出了辦法。專案組分析，如果錢復毅果真僱兇殺害了韋煥第、韓少珍夫婦，那受其僱傭的兇手必須具備以下特點——
首先，對“逍遙池”很熟悉，這種熟不僅僅是老浴客對這家公共浴室的熟悉，而且對“逍遙池”的內部設施、管理、班次等都瞭如指掌；其次，兇手本人跟韋煥第是相識而且比較熟稔的，因為只有這樣韋煥第才會接受對方請客洗浴；第三，對兩處謀殺現場的勘查表明，殺害韋煥第、韓少珍夫婦的是同一個兇手，其對韋家的情況應該比較熟悉，很有可能以前去過韋家甚至是常客，結合其對電路知識的瞭解，估計此人以前甚至至今仍在從事與電有關的工作。
根據上述特徵，專案組認為兇手應該是既跟錢復毅熟悉，又與韋煥第有過較多交往的人，有可能是行業中的技工。據此進行調查，必將大大減少工作量，還能提高準確率。專案組長袁輝友當即下令，把這份名單上的人據職業梳理一遍，符合特徵的抄下來，全體出動，分頭調查。
下午五時，五名刑警在分局碰頭。主持會議的專案組長袁輝友還沒開口，就被領導一個電話叫去了。餘下的四個刑警正嘀咕是不是分局領導催促抓緊破案，哪知，袁輝友片刻返回後卻宣佈了一項決定：停止對錢復毅的調查！
“文革”中袁輝友在區“清隊辦公室”打雜時，有機會接觸到被隔離審查的“三開分子”錢復毅所寫的“自傳”後才知道，偵查本案時的1955年10月，錢復毅正奉市局政保一處的密令在收集一個臺灣派遣特務的信息。不過，錢復毅本人可能至死也不知道的是，當時警方對錢復毅這種具有複雜歷史的“內情”並不充分信任，況且之前已經有了揚帆、潘漢年被捕事件（其中一項重要指控是“濫用內情，導致失控”），所以市局政保領導在批准動用錢復毅為“內情”的同時，還指示須對其及周圍人（如司機小孔）予以秘密監視，謹防失控。因此，專案組刑警剛剛啟動對錢復毅的調查，市局政保就知道了。而政保偵查員是對錢復毅進行秘密監視的，知道錢復毅並不涉案。如果專案組對錢復毅的調查驚動了敵特分子，那對於政保一處正在進行的反特工作無疑是一個嚴重干擾，弄得不好甚至會前功盡棄。於是，上面立刻下令停止對錢復毅的調查。其中的原因，不但當時袁輝友不可能知曉，就是向他傳達指令的分局長也不清楚。
可以想象，這下專案組刑警都有了一種“傻了”的感覺，有的偵查員甚至懷疑是否某個領導蓄意包庇錢復毅。石索根、周鐵盾、祖興為、張博四個都盯著袁輝友，他是頭兒，看他往下怎麼安排新的調查。袁輝友呢，其實跟他們一樣的心思：往下怎麼查？
看大夥兒臉上的神情，顯然是有牴觸情緒的。這也可以理解。之前大夥兒又是熬夜分析案情，又是放棄國慶假期義務加班，好不容易找出一個嫌疑對象錢復毅，正待摩拳擦掌上陣，哪知領導一句話就停止了調查。使他們難以理解的是，領導根本不作任何解釋，大夥兒的心情可想而知。
沒辦法，袁輝友只好做思想工作。當時已經實行薪給制了，袁輝友是分局刑偵隊副隊長，結合其參加革命的時間綜合評議，享受行政十六級待遇，每月的薪金可拿一百元出頭。當時他還沒結婚，每月領了薪金給老家父母寄些，自己尚有一些積存。山東人豪爽，便經常請客，當然不是大吃大喝，不過是麵條、餃子、餛飩之類（不過糧票得各自掏），有時喝點兒小酒，最多也就是弄點兒滷肉、豆腐乾、花生米當下酒菜。以前他主持的案子偵破了，每每要自掏腰包犒勞大家。現在要想鼓士氣，只好提前犒勞了。
不過，這回倒是註定不需要袁輝友搞物質刺激的。他還沒說出請客的意思，忽然接到市局勞改處打來的電話，說他們接到下轄蘇北勞改農場的電報，稱昨天給專案組回電說明相關情況後，又找到兩封韋煥第服刑期間被管教扣壓的上海來函，已經交由今晨動身離場回滬述職的一位領導帶來。這位領導是有專車的，估計今晚可以抵滬，如果專案組對那兩封信函感興趣，請於明天上午去取。袁輝友自是喜出望外，尋思那兩封被壓下的信函可能就是偵破本案的線索。
次日上午，專案組刑警傳閱了袁輝友去市局取來的那兩封信函以及韋煥第服刑所在的分場管教股出具的情況說明。
第一封信函出自韋煥第服刑前的老東家錢復毅之手，他說的竟是自己與韋煥第之妻韓少珍通姦之事。刑警看後感到三個意外：一是寫信的時間是1951年春節前，從專案組之前瞭解到的情況來看，當時“寶隆廠”的工人尚未發現錢復毅與韓少珍的苟且之事；二是錢復毅承擔了通姦的全部責任，並未提及韓少珍如何勾引自己；三是他向韋煥第表示懺悔和歉意，保證從今以後絕不再染指韓少珍，韋煥第刑滿釋放之後，他還要給予物質以及工作方面的補償，事實上，他眼下已經在做了（即照顧韋煥第的子女等）。
第二封信是一個叫殷源湞的人寫的。這人在已被專案組掌握的錢復毅那三百多個社會關係名單中並無顯示，他在信中也未提到過“錢復毅”或“寶隆廠”，估計不一定跟錢復毅相識，也並非“寶隆廠”工友，應該是韋煥第的社會朋友。這封信是1955年6月寄到蘇北勞改農場的，由於信封上只寫了“勞改農場領導收轉服刑犯人韋煥第”，而無韋煥第服刑的分場、中隊，所以這封信在總場管教科放了個把月才轉到韋煥第所在的中隊。信函中說，以前承蒙韋煥第照顧，時常感念，韋煥第被捕前數日借給他的那筆款子，原說三天之內必定歸還，但因發生意外，他無法守約；待到後來有能力歸還時，卻聽說韋煥第已經入獄了。於是，他把那筆應該歸還的款子存進了銀行，從未動用過。屈指算來，韋煥第的刑期即將服滿，屆時他將登門賠罪，並把那筆款子連同銀行利息一併歸還。他之所以寫這封信，是想問清韋煥第刑滿釋放的確切時間。
勞改農場有規定，凡是寄給犯人的信函，都須經過管教的檢查，沒有問題的，方可轉交犯人。如果管教認為犯人閱讀後會產生不良後果，比如誘發越獄、自殺等，那就會將該信函扣下。在實際操作中，管教一般會採取變通方式，如發現來信有可能會引起犯人思想波動的內容，但還不至於誘發惡性事故，仍會把信函給犯人，不過，會用墨水把信中的敏感內容塗掉，或者結合信函內容跟犯人作一次個別交談，對其進行安撫和提醒，引導其正確對待信中所提及的內容。
分場管教股出具的那份情況說明中說，這兩封信，管教認為不適宜交給韋煥第，當時就被中隊扣下來了，所以直到刑滿釋放，韋煥第也不知道錢復毅和殷源湞曾給他寫過信。扣壓錢復毅的那封信，是因為錢雖然能夠懸崖勒馬，可是錢的懺悔會使韋煥第產生什麼樣的思想波動，這個誰也說不準，所以，管教認為還是扣下為好。至於殷源湞的那封信，是因為管教對信函中所說的那筆債務的性質不瞭解，不知是否屬於合法借貸。如果那筆借款是賭債或準備用於某種非法活動，冒冒失失把信給了韋煥第，韋煥第出獄後就有可能由此引發矛盾。
當時還沒有什麼“綜合治理”，勞改農場雖說跟刑警、治安警、交警等諸警種同屬公安系統，但沒有上級領導的指示，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思路中加入其他警種的工作內容的。管教們對殷源湞是何許人、那筆借款究竟是怎麼回事並不感興趣，他們的基本職責就是關押犯人、敦促犯人勞動改造，只要做好這幾項，就算履行好了職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兩封信扣下，在他們看來，事情就到此為止了。
那麼，這兩封信中是否隱藏著破案線索呢？
六、嫌疑人逃跑
兩封信函中的一封是錢復毅所寫，儘管領導已有指示讓停止對錢的調查，但專案組還是對該函與本案的關係進行了分析。調查可以停止，這是奉命行事，但領導並未指示連案情分析時涉及錢復毅的內容也一律忽略不計，所以還是可以議一議的。
分析下來的結果，是有利於錢復毅的。如果錢復毅有涉案嫌疑，其動機應是擔心姦情敗露遭到韋的瘋狂報復，乾脆搶先下手一了百了把韋煥第、韓少珍夫婦結果掉。這樣做之後於己有什麼不利後果，他不會考慮得太複雜。因為對他這個汽車修理廠老闆來說，刑事偵查乃是外行，就像把一輛破車交給刑警去修理一樣，隔行如隔山，刑警也不知道修到最後會是怎麼一個結果。儘管如此，他還是會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去臆想。那麼，這個案子裡，什麼情況對錢復毅有利呢？應該是韋煥第的社會關係複雜，估計刑警沒法查清。從刑事犯罪心理學角度來說，一半以上預謀犯罪的案犯事先都是這樣考慮的。而現在勞改農場傳遞過來的信息是，早在四年前，錢復毅就把實情向韋煥第和盤托出了，並且承擔了全部責任。他這樣做，顯然已經考慮過後果。
錢復毅不熟悉勞改農場的監管情況，不知道他寫給韋煥第的那封懺悔信其實根本到不了韋煥第手中。而在這稍後，韓少珍去蘇北探監回來，告訴他韋煥第得知自己的家人得到錢復毅的照顧，非常感動，表示要好好改造，以便儘快重回社會。錢復毅大概誤以為韋煥第已經收到了他的懺悔信，而且原諒了他。
錢復毅的這種誤解並非刑警的主觀臆想，而是有事實依據的——9月30日上午韋煥第獲釋回家後，錢復毅立刻派庶務科長前往探視；午後，錢復毅、韋煥第在四川中路相遇，錢復毅給韋煥第買了一雙皮鞋，表示歡迎韋回廠上班。據此可以判斷，韋煥第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曾被錢復毅戴過綠帽子，他對錢復毅只有感激不盡。而錢復毅呢，誤以為韋煥第早已收到他的懺悔信，原諒了他，更沒必要去殺人了。
至此，專案組終於排除了對錢復毅的懷疑，也不再費神琢磨領導為何要停止對錢老闆的調查了。
對於第二封被扣信函，刑警初時並未特別關注，因為那個寫信人殷源湞說的是跟韋煥第的一筆債務問題。同樣，他也沒有收到韋煥第的回覆。殷源湞對勞改農場的情況應該並不瞭解，他又沒有寫收信人的具體服刑分場及所在中隊，對於這封信是否能寄到韋煥第手裡，估計他也沒有把握。這樣看來，殷源湞應該不會有殺害韋煥第的犯罪動機。
如果這時有另外的線索冒出來，專案組對殷源湞的興趣肯定到此為止了。可是，這當兒運氣似乎不佳，並無其他線索可查，那就查查這個殷源湞吧，或許，他能說出點兒什麼使刑警感興趣的內容。
專案組決定兵分兩路，石索根、周鐵盾前往殷源湞函件中所留的地址——普陀區曹家渡裕德坊19號的管段派出所瞭解殷源湞的基本情況，然後再找此人當面詢問跟韋煥第的關係以及他所知曉的韋煥第的社會關係；袁輝友、祖興為、張博三人則去韋家所在的公平路，向鄰居、路人瞭解9月30日案發當天及前後數日圍繞韋家是否出現過可疑情況。
第一路石、週二刑警趕到曹家渡的派出所打聽殷源湞的情況，原以為可能會有周折，比如民警不熟悉其情況，那就只好找居委會了解了；還有一種情況刑警在外調時也沒少遇到過，就是要找的人戶口在那裡，但人卻不居住在該處——只要殷源湞不是警方需要控制的對象，他住哪裡都可以，只要不出本市範圍，並不需要報臨時戶口。不過，刑警多慮了，他們跟派出所接待民警一說，那民警馬上說：“你們來得正好，這人昨晚被群眾扭送來了，此刻正在羈押室待著呢。要把他開出來嗎？”
刑警尋思還真是巧了，便問殷源湞犯了什麼事兒。對方並非承辦人，說好像是軋姘頭吧，是被女方家屬和鄰居扭送來的。對於刑警來說，這倒是“好事兒”。軋姘頭雖然不算犯法，但屬於“道德品質敗壞”，按當時的規矩，公安機關可以留置羈押三個月，此後還可以收容教養（當時尚未頒佈《勞動教養條例》，稱“收容教養”，具體執行方式跟後來的勞教是一樣的），當然，也可以網開一面訓誡一番釋放回家，這中間的尺度，就可以作為讓殷源湞提供韋煥第情況的談判籌碼。
跟殷源湞見面前，石索根、周鐵盾要求瞭解一下殷源湞的基本情況。管段民警此刻下里弄向扭送殷源湞進來的群眾瞭解情況去了，派出所副所長老杜是前任戶籍警，於是就請他來跟刑警介紹，說得很簡單——
殷源湞，三十四歲，供職於鐵路局上海機務段，聽說是個能工巧匠，凡是“外國銅匠”會幹的活兒，他都拿得起來。政治歷史似無問題，從未參加過任何黨團幫會組織，也沒幹過偽警察、保安團之類，並非上海解放後市軍管會張貼布告勒令前往公安局登記的對象。平時表現一般，在昨晚被扭送進來之前，也沒聽說過他跟鄰居有什麼矛盾，倒是因為他掌握的技能，裕德坊的居民家裡有啥物件損壞了，都向殷求助，他則是來者不拒，熱心幫人家解決，不收分文，而且還經常倒貼零配件啥的——當然，那肯定是從鐵路局機務段拿的。至於殷源湞是否認識韋煥第其人，杜副所長就不清楚了。
往下，刑警該跟殷源湞談談了。殷源湞見來人不是派出所民警，眼裡露出緊張的神色，這在二刑警想來，大約是擔心其軋姘頭的事升級處理的反應，正好藉此嚇唬嚇唬這傢伙。如此這般說了幾句開場白，便提及跟韋煥第的關係。殷源湞聽說軋姘頭之事的處置可大可小，馬上表示請求從寬發落，很痛快地交代了他跟韋煥第的關係。
殷源湞跟韋煥第的相識，竟然源於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七十六號”的地址是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抗戰前系國民黨安徽省主席陳調元的公館。殷源湞家原住在馬路對面的81號，1939年5月“特工總部”成立後便成了“七十六號”的鄰居。這個鄰居做得既恐懼又窩囊，半夜三更經常被受刑者的慘叫、特務驅車進出的警報聲驚醒。而且，一干親朋好友從此不敢登門，因為“七十六號”登記了附近數十家居民的家庭成員資料，特務不分晝夜登門核查，發現有未登記的人員，盤查是小事，帶走那就是攤上了“窮禍”（滬上方言，意即無窮大的禍），不花錢財消災，那就等著收屍吧。
不過，對於當時年方十八的殷源湞來說，跟“七十六號”處久了也有一點兒好處。其時他學徒已經滿師，鐵路局屬於“國企”，沒有學徒三年滿師後還要“學三年，幫三年”的苛刻條件，滿師就是師傅，儘管薪水有級差。殷源湞有了錢鈔就跟人賭博、喝酒，賭輸了想賴賬或者賭贏了別人賴賬時喜歡拔拳頭。他學過武術，以一敵三不成問題。不過，打了人家，對方肯定要找人登門報復。以前沒跟“七十六號”做鄰居時，曾有對手糾集一批地痞砸過殷源湞的家，向警察署報警也沒用。自從有了“七十六號”這個“高鄰”，殷源湞只要自報家門，對方必定買賬——誰敢到“七十六號”門前去撒野？
殷源湞跟韋煥第的結識，是在1940年12月的一個雪夜。他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國際飯店跟人喝酒，出門後叫了輛黃包車讓往家拉。哪知，車伕拉到距“七十六號”一箭之地時，再也不肯往前了。那年月，深夜經過“七十六號”的黃包車、三輪車或者路人，被警衛特務攔下盤問、拘留、毆打甚至開槍打死打傷的事情並不少見，所以車伕都躲著那裡走。當下，韋煥第無奈，只好下車步行。其時他已是腳下踉蹌，走一步歪三步。就是這種走法，他也沒走多遠，腳下一滑跌倒在雪地上，竟然沒覺得冷，還以為已經到家躺床上了，倒頭便睡。如果不是行動特務韋煥第正好開車路過，次日殷家就得辦喪事了。
韋煥第之所以救了殷源湞，是因為他平時上下班經常路過殷家，跟殷源湞見面多了，雖然不說話不打招呼，但總算是“認得”。這時候看見他喝醉了躺在雪地上，就喚醒了對方，送其回家。次日，殷家置辦了一份厚禮，卻不敢登特工總部的門，殷源湞便候在家門口，待韋煥第路過時奉上。從此，他跟韋煥第就成了朋友。吳四寶被毒死、韋煥第離開“七十六號”後，兩人還是頻繁來往。由於都是“外國銅匠”，所以聊起來很是投機。抗戰勝利後，韋煥第為躲避“軍統”的追捕逃亡蘇北，離滬前就是殷源湞送其到碼頭上的輪船。
那麼，那筆賬目又是怎麼回事呢？殷源湞說那是韋煥第借他的錢鈔，聽說是去炒黃金的，說好三天後歸還，沒想到之後就沒了信息。打聽下來得知韋煥第已折進局子，他尋思這下三個月的生活（滬語，即工作之意）白做了——這筆款子的數額是人民幣兩百萬元（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人民幣兩百元），相當於殷源湞三個月的薪水。以韋煥第“七十六號”行動特務的身份，不槍斃也得無期，這筆鈔票恐怕是拿不回來了。後來，殷源湞看見街頭張貼的市軍管會判決名單中有韋煥第的名字，得知他只被判了六年徒刑，沮喪情緒這才得到緩解。
今年6月，殷源湞屈指算算韋煥第的刑期差不多了，尋思得打個招呼，讓他出來後別忘記還債，便動筆寫了那封信。不過，寫信的時候他多了個心眼，他擔心如果在信裡實話實說，催韋煥第還錢，只怕勞改農場會懷疑他以前跟韋煥第有什麼瓜葛，再給派出所發封公函，那就不妙了——平白無故讓派出所傳去談話，別人知道了會怎麼想？於是，靈機一動，決定反過來說，就說是他借了韋煥第的錢，現在聽說他即將出獄，特地問一下具體時間，以便把鈔票還給對方。相信韋煥第收到這封信後，必定心知肚明。總之，親兄弟明算賬，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殷源湞說到這裡，要求上廁所。刑警沒來過曹家渡派出所，不知所裡的廁所在哪兒，問了民警，知道就在後院。二刑警尋思正好借這機會交換意見，研究往下該怎麼訊問，也就沒存防範之心，讓所裡的民警帶著他去廁所。
沒想到就因這一疏忽，竟然發生了變故——殷源湞扭開廁所後窗的鐵柵欄逃跑了！
七、被“軍統”通緝的“技術漢奸”
這下，石索根、周鐵盾著急了。儘管從責任方面來說似乎追究不到他們頭上，因為殷源湞是派出所收押的，也是派出所民警帶出去上廁所的，可是，剛剛問到殷源湞和韋煥第的那筆債務上，他所陳述的情況正好跟寄往勞改農場的那封函件相反，原債務人變成了債權人，他跟本案就可能有關係。況且，剛好問到這兒，殷源湞竟逃掉了，這不可疑嗎？
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以派出所居多）、看守所、勞改農場、勞教單位關押對象脫逃現象比較多，押解途中甚至刑場上脫逃的也有，作為基層派出所的民警對此已經見怪不怪了。此刻在他們看來，殷源湞是因軋姘頭被群眾扭送進來的，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事兒，逃了就逃了，回頭還怕不回家？一回家還不是再次被群眾扭送？因此，派出所那幾位，包括所長、副所長在內，甚至都懶得出門去看一看，問問路人殷源湞往哪個方向逃了。石索根、周鐵盾卻是有查案的責任，見人家不動彈，只好自己起身出去，指望能追上。出了派出所大門，自然是蹤跡皆無。隨即去殷源湞住處所在的裕德里，在居委會遇見了正在瞭解情況的戶籍警老金。老金告訴刑警：“殷源湞的情況很嚴重，他有殺人嫌疑啊！”
刑警一聽頓時一個激靈！殺人？難道這小子正是“9?30”二命疑案的兇手？想想也對，他是能工巧匠，跟韋煥第的關係密切，是能夠把韋煥第忽悠到“逍遙池”去的，他也去過公平路韋家……正朝疑點上想的時候，老金說了自己的判斷。聽下來，這小子殺的不是韋煥第、韓少珍夫婦，而是他的姘頭花巧芳。殷源湞與花巧芳通姦，曾被人抓住過三次，這次花已失蹤四天，四天前曾有人看見花與殷源湞在西郊公園（即上海動物園）出現過。刑警聽著，尋思失蹤四天，那就是9月30日離家的，就問殷源湞是9月30日上午還是下午去的西郊公園。老金說他已給兩位目擊者的單位打了電話，讓他們提早下班回家，現在正等著他們呢。
說話間，那二位回來了。這是一對正在談戀愛的鄰居小李和小程，同在醫療器械廠上班。9月30日上午，兩人相約去西郊公園遊玩，玩到下午一點多想回來時卻下雨了，下得還不小。那時候的西郊公園沒有商店，即便有商店而且出售雨傘，他們也捨不得買，只好找地方躲雨。就在躲雨的那段時間裡，他們看見殷源湞和花巧芳肩並肩走過，這對野鴛鴦倒是打著一把油紙傘——由此判斷，兩人應該是午後出門的。
可以想象，石索根、周鐵盾聽著小李、小程的這番證詞，自是暗歎“沒戲了”；而老金呢，則是眉飛色舞，筆走龍蛇地記錄著。石索根、周鐵盾交換了一個眼色——殷源湞有不在現場的證明人，這傢伙跟“9?30”二命疑案無涉。不過，小李和小程的證言他們也需要一份，所以等老金完成筆錄後，刑警也抄了一份，讓小李和小程簽了名，拿回分局交差。
當晚，兩路刑警彙總了各自調查所獲，另一路去公平路向韋家鄰居和路人查摸情況的刑警只瞭解到一個信息：昨天（10月3日），曾有一個自稱姓鄭、操一口蘇北話的男子來訪。韋家男女主人雙雙遇害後，由於上海沒有親戚，已由區民政局發函韋煥第、韓少珍原籍地東臺縣民政局，要求證詢韋、韓兩人老家的直系親戚，是否有願意領養那對雙胞胎的，如果沒有，將把雙胞胎送往福利院由國家撫養。在等待蘇北的消息期間，雙胞胎暫由就讀小學和居委會共同照顧，生活費用由民政局補助。學校和居委會協商後，決定讓雙胞胎寄住於從小就一直很關心他們的鄰居黃嬸家，韋家的住房鑰匙則由居委會掌管，如需進屋取雙胞胎的生活用品，就由居委會幹部陪同黃嬸入內。
昨天中午鄭某來時，居委會治保委員和黃嬸正好在韋家翻箱倒櫃尋找雙胞胎的換季衣服。來人聽說韋煥第、韓少珍夫婦雙雙遇害的消息大吃一驚，嘴裡一迭聲說“這怎麼可能”。治保委員問對方跟韋煥第或者韓少珍是什麼關係，他說是蘇北老鄉，不過他並非從蘇北來，而是早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經在滬工作了，現在就職於靜安區糧食局下面的糧管所，還掏出工作證讓對方過目。
專案組民警對這條信息產生了興趣，議論說這個鄭某不知是否知道一些韋煥第夫婦的情況，看來有必要去走訪一趟。
10月5日，刑警前往靜安區糧食局打聽鄭某其人。據糧食局人事幹部介紹，此人名叫鄭莫庸，江蘇省東臺縣人，僱農出身，上海解放前夕來滬，經人介紹在糧食倉庫謀得一份打雜的工作。上海解放後，糧食倉庫收歸國有，他就成了糧管所職工。此人歷史清白，表現一般，至於鄭莫庸跟韋煥第、韓少珍夫婦的關係和交往，那就不清楚了。
於是，刑警直接去找鄭莫庸瞭解，得知他跟韋煥第是同鄉同村人，小時候一起玩耍的哥們兒。他來上海打工就是韋煥第介紹的，當時韋煥第剛被“寶隆廠”的錢老闆召回上海。臨走時，兩人在村口相遇，鄭莫庸知道韋在上海人頭熟，就託其幫著留意一下有什麼工作，不管幹什麼，總比窩在鄉下強。韋煥第漫不經心地答應了，鄭當時也沒抱多大希望。哪知，兩個月後，韋煥第來信說已經替他找到了一份糧庫打雜的工作，隨信還寄來了赴滬路費。從此，鄭莫庸就跟韋煥第夫婦有了經常性的來往。韋煥第判刑入獄後，鄭莫庸念著那份情誼，每年春節總會攜一份禮物看望韓少珍和孩子。
刑警問對方10月3日那天為什麼要去韋家。鄭莫庸說：“我特地來看韋煥第的，他不是剛從勞改農場放出來嗎？”
“你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
“韓少珍跟我說過韋煥第的刑期是六年，今年春節我去看她時她唸叨過，說老韋10月份可以回家了，我就記著了。不過，我當時並沒有問老韋釋放的確切日期，要不是9月30日我正好在北站看見他，10月3日我是不會去公平路的。”
鄭莫庸所在糧管所的副所長老朱是一位山東籍的轉業軍人，他在解放上海時負了傷，一條腿留下殘疾，走路有些不便；胳膊的骨頭裡嵌有彈片，不能用勁。老朱參軍前已經在山東老家結婚，根據規定，每年享受一次探親假。今年他選定9月30日離滬返鄉，自然要帶一些禮物，單位一天前就安排鄭莫庸送老朱去北站上車。那天，鄭莫庸用單位的“黃魚車”（滬上對腳踏三輪車的稱謂）載了老朱和行李前往北站。趕到站前廣場，由於人多，只好下車推著走。由於有榮譽軍人證，火車站破例允許他們走邊門直接去站臺。
就在這個過程中，鄭莫庸無意間看見韋煥第、韓少珍夫妻倆在對面站臺上跟一箇中年男子說話。那男子套一件咖啡色夾克衫，沒係扣，露出裡面的白色襯衫，腋下夾著一個黑色公文包，腳邊放著一個旅行包、一個藤條箱。三人有說有笑，看樣子很親熱。鄭莫庸頓時想起春節前韓少珍說起過10月份韋煥第就可以回家了。由於中間隔著兩條鐵軌，再說他必須趕緊把老朱送上火車，否則檢票口一旦打開，旅客們蜂擁而入，就搶不到行李架了，所以沒來得及打招呼。待他把“黃魚車”推到車廂門口，取下行李，無意間回頭看了看對面站臺，韋煥第、韓少珍夫婦和行李已經不見了，只有那個男子還站在那裡。
專案組正面臨著查摸不到線索的窘境，刑警自然對那個“夾克男”產生了興趣，問了身高、體形，認為那人的鞋碼應該跟韋煥第差不多，符合兇手在“逍遙池”殺害韋煥第後穿上韋的跑鞋前往公平路殺害韓少珍的條件。再分析“夾克男”在站臺上的狀況，認為他應該不是專門為接刑滿釋放的韋煥第而去北站的，而是去站臺送客或者候車，正好遇到韋煥第下車；從他們說說笑笑的情況判斷，這人跟韋煥第可能並非泛泛之交。
不過，調查這個“夾克男”的難度比較大。當時火車票實名制的做法尚未問世，也別考慮什麼監控錄像之類。那麼，刑警們應該怎樣查摸呢？專案組認為，結合之前所掌握的相關情況來看，如果“夾克男”跟兇手有關或者就是兇手，那麼他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對“逍遙池”相當熟悉。結合兇手的電路知識，眾刑警認為這人可能參與過“逍遙池”電氣設施的安裝或者維修。如此，專案組終於找到了追查的切入口。
10月5日上午，“逍遙池”老闆高復生接到通知讓去分局接受詢問。專案組長袁輝友和刑警石索根、祖興為與其談了不到十分鐘，就鎖定了一個名叫任俊秋的傢伙。
高復生當初創辦“逍遙池”時，請了一個名叫竹內真王的日本電氣專家負責電氣設備的安裝調試。竹內在日本沒有多大名氣，但在上海電氣界的名聲卻不小。早在1892年從被稱為“德國的麻省理工”的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電氣系畢業後，他就來到上海，先後供職於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的一些技術機構。到1930年“逍遙池”請其負責電氣施工時，他已經六十五歲了。高復生回憶，竹內的健康狀況不佳，患有肺結核和肝炎，但他還是很認真地主持設計工作。不過進入施工階段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住進了醫院，只得從他擔任客座教授的同濟大學中挑了三個學生代其進行施工監理。“逍遙池”開張時，竹內已經病故一個多月了。高復生所說的那三個代師監理的學生中，有一個的體態特徵跟“夾克男”吻合。這人就是任俊秋。
刑警問高老闆：“這個任俊秋在‘逍遙池’開張後來洗過浴嗎？”
高復生說：“經常來，不僅僅是洗浴，有時我們還請他過來指導維修。抗戰爆發前兩個月，‘逍遙池’停業大修時也把他請來了，是他主持制訂的大修方案。上海淪陷後，任俊秋有時也來洗浴，還曾帶來過幾個日本人，說是竹內老師的朋友。不過我們一個曾被日本憲兵隊抓進去過的會計馬先生說，那幾個日本人裡，有兩個是憲兵隊的軍官，曾訊問過他。”
“抗戰勝利後任俊秋來過嗎？”
“沒有。1946年‘逍遙池’再次大修，四處打聽也沒找到任俊秋，有人說他去香港了。”
“那麼，任俊秋在抗戰期間乾的是什麼工作呢？”
“他名片上印的是一家電氣器材經銷公司，好像叫‘輝煌公司’，我沒去過，聽說是在天津路上的。”
刑警在工商局並未查到這家公司。好在高復生還保存著那張名片，上面有電話號碼，儘管電話局早已更改過線路，但技術資料檔案裡還能查到這個老號碼。查下來的結果是，確實有這家公司，是任俊秋開的，但在抗戰勝利後半個月即1945年8月底，該號碼就停機了，估計公司也關閉了。
10月6日，專案組開會討論調查到的情況。留用刑警張博昨天感冒發燒沒來上班，醫生給開了三天病假，但今天他感覺好點兒了，就主動來了。聽袁輝友一介紹情況，他的臉色有點兒異樣。袁輝友以為他不舒服，說老張吃得消嗎？不行的話還是回去休息。張博說不是身體原因，是任俊秋這個名字，我怎麼覺得有點兒熟？袁輝友等四刑警聞聽之下又驚又喜，一齊盯著他。片刻後，張博說我想起來了，這個名字我在抗戰勝利後“軍統”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聯合通緝令中見到過，說此人是“技術漢奸”，跟日本憲兵隊、汪偽“七十六號”關係密切，參與研製、維修與電氣相關的器材和刑具，領取數額不菲的津貼。這份通緝令應該還保存在分局檔案室。
袁輝友宣佈馬上休會，和張博去檔案室找通緝令。果然，從接管的國民黨警務檔案中找到了那份通緝令，上面不但有張博所說的那些內容，而且還有任俊秋的照片。張博說，抗戰時日本憲兵隊和“七十六號”逮捕過大量國民黨“軍統”、“中統”的特工人員，許多被捕者都遭受過包括電刑在內的殘酷刑罰；而抗戰後負責追捕漢奸的是“軍統”，他們對任俊秋恨之入骨，曾專門組建過以警務人員為主、由“軍統”特務督導的專案組追緝此人。有關追捕情況的卷宗可能保存在市局檔案室，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長毛森逃離前雖然銷燬了許多檔案，但估計這方面的檔案應該不會銷燬。
另兩名刑警石索根、祖興為奉命前往市局檔案室查閱，果然找到了該卷宗。據卷宗顯示，當時確實組建過專案組對任俊秋進行追緝，全組七人從1945年10月11日開始到次年8月22日專案組解散，整整調查了十個月，卻一無所獲，最後的結論是：任俊秋可能已經自殺，但也不能排除改名換姓潛逃海外的可能。
該卷宗中有任俊秋的多張照片，以及當時的專案人員與任俊秋的數十名親朋好友的談話筆錄。袁輝友認為這些內容中可能會有調查任俊秋其人的線索，不過，先得確認任俊秋到底是不是鄭莫庸在北站站臺上看到的那個“夾克男”。
10月7日，專案組挑選了兩張任俊秋的照片，和其他七張相似年齡、體形男子的照片混在一起，請鄭莫庸辨認，鄭莫庸準確無誤地認出了任俊秋的那兩張照片。又把這些照片拿到“逍遙池”讓高老闆以及認識任俊秋的老職工辨認，也都證實無誤。當天下午，專案組決定正式調查任俊秋的下落。
刑警分析，任俊秋那天出現在站臺上，腋下夾著公文包，他可能是來接人，也有可能是候車，甚至是剛從外埠來滬的火車上下車。因此，有必要向北站查一下9月30日上午那個時段（八點至九點）該站臺的使用情況。查下來的結果是，該站臺那個時段有南京開來的兩趟列車、杭州開來的一趟列車抵達，上海開往南京、杭州、蚌埠、濟南方向的七趟列車出發。
專案組刑警齊往市局，再次調出那份卷宗，在閱卷室閉門不出仔細閱讀相關內容，發現據當時國民黨專案組的調查，任俊秋在南京有摯友，曾懷疑任俊秋逃亡南京。當時的專案人員曾三次前往南京調查，但未發現其蹤跡。這個情況引起了袁輝友等刑警的重視，認為任俊秋可能藏匿於南京，當然其身份肯定已經洗白。所以，有必要把調查觸角伸向南京。
10月11日，專案組五名刑警悉數出動，前往南京調查。國民黨舊檔案中所顯示的那個任俊秋的摯友早在南京解放前夕就攜家眷前往臺灣，這條線是斷了。刑警從任俊秋的技術特長這一點上分析，認為不論逃亡何處，他都要謀生，而電氣技術是其唯一的特長，做生不如做熟，他應該還在這一行幹。於是，專案組決定對南京當地的電氣行業進行調查。經與南京市公安局協調，南京警方派了三名刑警配合上海同行開展工作。
七天後，專案組終於在私營企業“捷躍無線電器材廠”發現有一個名叫宋紫煌的電氣工程師與任俊秋的外形相似，當即帶往附近派出所訊問。從當天傍晚七時至次日清晨五時，較量了十餘個小時，宋紫煌終於承認其“技術漢奸”的身份並供認了殺害韋煥第、韓少珍夫婦的罪行——
宋紫煌，原名任俊秋，祖籍浙江寧波，1908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富商家庭，1930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電氣專業。畢業前的實習階段，他受日本教授竹內之邀參加“逍遙池”的電氣設計，並代替竹內負責施工監理。完成“逍遙池”的工作後，他進入江南造船所（新中國成立後改稱江南造船廠）工作。五年後，宋紫煌離開江南造船所，在天津路開了一家“輝煌電氣器材公司”。工商登記時提供的材料說是由其獨資，其實一半資金由已故世的竹內教授之子、日本商人竹內清空提供，算是“中外合資”。
通過竹內清空的關係，宋紫煌結識了日本軍方設在上海的秘密特務機關的特務，為該機關以及日本上海領事館、通訊社提供電氣技術有償服務。上海淪陷後，這種服務延伸到日本上海憲兵隊以及汪偽“七十六號”，宋紫煌參與研製電刑、通訊、觸電器等特務器材。不過，宋紫煌的公開身份仍是“輝煌”的老闆，為日方提供這種服務是在秘密狀態中進行的。他與“七十六號”發生聯繫時，“七十六號”頭目李士群指定吳四寶與其接觸。韋煥第有時被吳四寶叫去開車接送宋紫煌，兩人由此相識，不過並無深交。
抗戰勝利後，“輝煌公司”關門，竹內清空離滬回國。隨之宋紫煌被“軍統”通緝，他立刻逃往南京，通過朋友關係，買通警察局落了全家戶口，並對姓名、年齡、籍貫等基本資料都作了篡改，落戶時間也提前了十年。誠如專案組分析的，宋紫煌的謀生手段還是電氣技術。以宋紫煌當時的技術水平，堪稱專家，所以他很快就進了“捷躍無線電器材廠”，被任命為技術科長。新中國成立後，宋紫煌仍然埋頭技術，被認為是個“書呆子式的知識分子”。從1953年開始，他甚至還在國內的專業刊物上發表了若干篇文章，在華東電氣行業小有名氣，數次被邀請參加技術研討會。
這次，宋紫煌就是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研討會後返寧候車時在北站站臺上與韋煥第夫婦相遇的。韋煥第知道宋紫煌被通緝之事，稍後他也被通緝，在他看來，兩人是有“共同語言”的，所以開口就問宋紫煌在抗戰勝利後的遭遇，現在在何處高就。對於宋紫煌來說，這都是“死穴”，當下敷衍幾句就轉移話題，問了韋煥第的住址、家庭成員等情況。韓少珍善於跟人交往，也插了幾句話，對自己的情況作了介紹，還說是請了半天假特地來接站的。
宋紫煌應付完正想開溜，哪知，韋煥第看見了那個公文包上印著的“南京捷躍無線電器材廠”的字樣，嘴上沒說，眼裡卻顯出疑色，說自己剛為以前在“七十六號”的事兒吃了六年官司，待休息幾天後再前往南京拜訪老兄。宋紫煌一聽就知道攤上大事了——這傢伙想敲詐！宋紫煌明白，自己這段“技術漢奸”的歷史如若被公安局知曉，逮捕是必然的。“七十六號”當年迫害過許多中共地下黨、民主救亡人士和無辜群眾，他參與研製特務器材應屬於“嚴重罪行”，弄不好槍斃也有可能。如果讓韋煥第訛上自己，以後定是麻煩不斷，於是，就動了滅口之念。
宋紫煌的腦筋動得極快，就在這短促的時間內，他已經想出了行動方案，當下便說：“你我兄弟多年不見，自應好好一聚，下午一點半到兩點，我在你家附近的下海廟門口等你，咱倆找個地方消遣消遣，好好聊聊。”
韋煥第自是一口答應。分手後，宋紫煌離開北站。不一會兒下雨了，他買了把雨傘，尋思正好可以藉機潛入“逍遙池”佈置殺人現場。他先去北京東路五金商店買了老虎鉗、螺絲刀、電工刀等作案工具，然後悄然趕到“逍遙池”，打著雨傘進入花園。見四下空無一人，便撬開了與21號浴間一牆之隔的庫房門，發現設施依舊，心裡一鬆。他是熟門熟路，當下上到浴間上方的空間，拆開了天花板，佈置好殺局離開。臨走時，把庫房門鎖偽裝成未被撬壞的樣子，扣上保險，把門帶上。然後，宋紫煌去了唐山路上的一家茶館，其時茶客甚少，他在角落裡選了副座頭，喝茶時喚住了一個提著籃子叫賣花生米、五香豆、瓜子等炒貨的少年，買下了全部炒貨，條件是讓對方去“逍遙池”預訂包房。
下午，宋、韋兩人在下海廟門口見面後，宋紫煌把預訂單給了韋煥第，讓他先去“逍遙池”洗浴，說那裡的高檔區設施不錯，你剛從監獄出來，正好把晦氣泡掉。他自己則謊稱要去辦點兒急事，辦完後也去“逍遙池”，洗完浴再找家館子喝酒。韋煥第哪知對方要滅口，樂呵呵地連連點頭。就在韋煥第離開下海廟步行前往“逍遙池”時，宋紫煌招了輛出租車，趕在韋之前來到“逍遙池”，再次潛入花園。因為打著雨傘，又是營業清淡時段，根本沒人注意，他得以順利進入庫房，上到天花板內守株待兔。
接下來韋煥第觸電身亡及之後宋紫煌對現場的處理等情況，跟刑警分析的完全相符。宋紫煌隨後前往公平路韋家，佈置了另一個殺局。他料想韓少珍已從丈夫口中知曉了自己的歷史身份，所以一直在韋家藏著，親眼看到韓少珍觸電身亡後才連夜逃回南京。
1956年1月，任俊秋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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