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一個“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的火熱年代，是一個熱血沸騰、青春洋溢、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偉大時代。
二千多名優秀的浙江兒女，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分三批遠赴大西北，支援寧夏社會主義建設，為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歲月無情，六十年過去了，這段浙江兒女支援中衛建設的歷史，不應隨時光的流逝而逐漸淡忘。
今天追記過去，是為了教育、啟迪後人發揚他們勇於獻身的精神，學習他們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的豪邁氣概。同時，也是對支援中衛建設的浙江兒女表示深深的敬意。
當年他們懷著一顆建設祖國、建設邊彊的赤誠之心，堅決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積極踴躍投身邊彊。
當時，大部分人不知道寧夏在哪裡，但他們仍義無反顧，奔赴寧夏。在寧夏艱苦的歲月裡，他們住地窖、吃野草、冒嚴寒、戰風沙，積極參與當地的經濟建設。
中衛上下河沿煤礦有他們堅強創業的背影，廣闊的田地裡有他們酒下的汗水，沙漠裡留有他們挖沙蔥的足跡。
他們把南方水鄉種植水稻的先進技術帶到了中衛，使當地水稻畝產量翻了一番，他們把一片片荒地開發成了綠洲，為建成美麗富饒的塞上江南，他們獻了青春獻子孫，許多人對當初的選擇至今無怨無悔，表現出了高尚的思想境界。
這種無私奉獻、一腔熱血支援邊疆的行動，在中衛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隔近六十年，這批當年的支寧青年早已進入花甲之年，今天，我們去追憶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支寧運動，記錄這段永遠不會忘卻的歷史。
這是一段已被人們淡忘了的歷史。
1959年初春，正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第二年，中央決定從浙江省動員數十萬青年人分批支援寧夏。
事先浙江省和寧夏政府在實施這項工作前，都各自派出了代表團進行了互訪和先期的準備工作。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浙江省對這項運動的宣傳力度非常大，因此報名參加赴寧的青年人非常多。
人員以農村青年為主及各行各業的幹部、工人、教師、醫務工作者、農民、知識青年。
當時一些青年人還寫了決心書和保證書，表明支寧的決心和意願，報名支寧人員多為二十歲上下的未婚男女青年。
按浙江省和寧夏兩地政府的計劃，浙江省在1958-1962年期間，要有30萬人先後分幾批來寧夏落戶。
僅餘姚縣在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就有2000多名青年分別到中衛和青銅峽兩縣落戶。
當年16歲支寧人謝素珍說：她是第一批支寧人員，和我們同乘一列火車的約有500多名青年人，來到中衛縣後，當天就進行了分配，我被分到了上下河沿煤礦。
同車來的還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去了當時的常樂公社，還有一少部分留到了中衛縣城的商業和服務業。當時中衛還沒有幾個像樣的縣辦企業，上下河沿煤礦正在籌建當中。
從中衛縣城到下河沿煤礦大約不到10公里，那時公路還沒有修好，大卡車載著我們行駛了一段鄉間道路後，前面已是羊腸小道，卡車已無法通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行李由馬車艱難地運到了黃河邊，過渡黃河的交通工具就是現在黃河上最原始的運輸工具“羊皮筏子”。
第一次乘坐這種運輸工具，在波浪濤濤的大河中感到又新鮮又害怕，尤其是我們這些不會游泳的女青年。
過了黃河就到下河沿煤礦，映入我們視覺的是荒山、土路、土坯房屋，進了宿舍見到的是土坑，這與我們青山綠水的故鄉相比反差非常大，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
當時腦子裡的第一反映是以後怎麼生活，一會兒眼淚就模糊了視線。當天晚上，同一宿舍的8名女孩擠在一個大土坑上，不知是誰第一個開始抽泣，跟著是8個人全部痛哭流涕，當時的這種傷心、無奈、無助和無救的情景是局外人無法能體會的。
初春四月，離別家鄉時正是春暖花開，百花爭妍的季節，而這時的寧夏卻是風吹沙土滿天飛揚，大地仍是一片黃色，根本感覺不到春天的暖意、見不到春天的綠色，就在我們來後不久老天爺似乎也與我們作對，進入五月初的時間還下了一場大雪，這樣的生存環境無疑對我們這個支寧群體是一種巨大的挑戰。
儘管環境比我們預料的要差得多，但報名支寧時我們畢竟作了思想準備，況且浙江人素有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這種惡劣的環境其實沒有嚇倒這批年青人，大家對未來充滿著希望。
當時的上下河沿煤礦正處於初建期，國家投資的年產三十萬噸礦井正開始籌建，煤礦正在大量招工，像我們這樣由上級分配來的都為正式工。
為了給新建的礦井投產打好基礎，礦上決定抽調一批骨幹派往河北省邯鄲礦務局、北京京西礦務局等地進行培訓。
當時來礦的支寧青年有部分都被派往外地學習，我們同宿舍的八個女孩除我被送到自治區煤礦學校學習外，其餘的都去了河此邯鄲礦務局。
學校的一年學習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這一年使我對煤炭行業有了初步的認識，也初步瞭解當時寧夏作為第一大產業的煤炭所處的地位，
我感覺能在煤礦工作是一種幸運。那是我人生的起步，我必須把握住這個機會，那一段時間，我和我的同伴在生活上艱難地改變著自己，經歷著語言、自然環境、人文、風俗習慣等的磨鍊，
但大家仍然信心十足，即使是井下當採煤運輸工的鄉親們，儘管井下作業條件特差，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沒有嚇倒我們。
那時的我們沒有節假日，對我們機關工作人員來說，似乎沒有八小時工作制，從宿舍到辦公室，相距不過幾十米，對我們這種未婚男女青年來說，除了晚上就寢外，多數的時間在辦公室度過，不是看書，就是練字，那時的多數年青人都有一種較高的道德境界，有一種奉獻精神。
1960年煤礦的年報表由我編制，毫無疑問要有我送審，第一次背上報表去很川的艱辛至今記憶猶新。
那時礦上沒有交通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我當時尚未學會騎車，煤礦離中衛迎水橋車站有十公里，但這段路程步行一般需要半天的時間，因為過黃河要乘坐羊皮筏子，特別在冬季，這種交通工具很稀少，且乘渡的人員也需要滿員後老鄉才開始劃筏，所以等人和等筏的時間有時會很長。
那天因為過河耽誤了時間，到迎水橋車站後，去銀川的火車已經離站，當天已沒有班車，那此小旅店衛生條件特差，我最怕被子上的跳蚤和蝨子，沒辦法只好步行去中衛縣城，那天到中衛已是晚上的8點多。
寧夏的冬季晚上六點天已灰暗，從迎水橋至中衛的路程是摸黑走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人走夜路，而且又在完全不熟悉的他鄉，當時越走越可怕，走在路上沒有見幾個行人，好在當時的社會治安環境很安定，現在回憶這情景仍是可怕。
到自治區煤管局，參加報表會審的碰巧是我煤校老師的愛人，經老師的介紹，特意安排我在晚上審表，目的是能讓我在第二天有改表的時間並留出一點時間逛街。
這是工作後第一次接受上級機關的工作審查，當時精神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最怕過不了關，好在老師愛人的具體指導下，完成了那一年的年報匯審工作，這次會審讓我經歷了具體工作的鍛鍊，使我腦子裡開始有了數字和具體與這些數字相關係的指標概念，接下來的工作也逐步進人了狀態。
1960年冬，全國開始反“壞人、壞事”的運動，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極左行為，矛頭直指外來人員，實際上是一種排外行為。
直接和間接地打擊了當時的一些浙江支寧人員，也同時加速了這個群體的不安和動盪，對這批來寧不到兩年尚未完全適應寧夏人文、地理自然環境的年青人來說，根本沒有這種思想準備。
我親眼見到過自己的同鄉好友被視為“壞人”和做過“壞事”遣送到當時所謂的集訓地勞動，去忍受飢餓和寒冷。
在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和所在的單位組織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和相關的穩定政策來挽留他們。
就這樣，有的當年充滿豪情和理想的支寧青年相繼離開了寧夏，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上下河沿煤礦有些支寧青年離開了寧夏，其中絕大部分回到了浙江故鄉，少數的遠走他鄉自謀生路。
一場轟轟烈烈的支寧運動歷時不到三年就被天折了。這一段歷史，可以歸結為國家大環境影響或是決策上有誤，但對親身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支人員來說，且難以忘懷。
獨立和版逆的性格促使我留在了寧夏。
在大多數鄉親們返浙時，我的思想也動搖過，但最終沒有走，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我來寧夏是要開始我的人生，而不能尚未開始就結束。
就這樣，我留了下來，當時留下來的同鄉在上下河沿煤礦的約有10多名，那時的去留都是組織上決定，個人只有服從分配。
人們在經歷了這場風雨的考驗後，開始有了新的思考，我逐步體會到了寧夏當地職工和領導對我們外來人員的那種寬容和純樸的感情，領導和周圍的礦工之間的相處也多了一份理解，我們已開始逐步融入了這個世界。
儘管生活、工作環境沒有太多的改善，但周圍的人文，人際關係已通過雙方的努力漸入狀態，我們感到他們純樸，他們看到了我們的智慧勤勞，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我們這些男女單身漢們開始考慮在寧夏談婚論嫁。
在婚姻問題上，我和多數的同鄉都堅持了一個很原始也很傳統的觀點，那就是要儘量選擇一個故里鄉親，以利於我們今後的生活。
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當時在煤礦的10多位男女同鄉中，好像沒有一個與異鄉人結合的，今天去重新評價我們當時的行為似乎顯得絕對，甚至有些不可理解。
但處於那個年代我們這種選擇似乎在情理之中，這種結合畢竟對我們今後的家庭生活省去了不少的麻煩甚至是苦惱。
婚姻的選擇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多的空間，而工作的選擇同樣如此，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中，一切都是按照國家指令計劃進行，職工想找一份適合自身的工作，唯一的只能是請求上級調動，但這種機會實在太少，
對於我們外來人員的機會就更少，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所謂的關係網，真正能做的就是憑自己的務力去創造條件，尋找機會，那時的我對於工作邀循的原則是服從分配。
會計成為我一生喜愛的職業。
1962-1964年間，我先後在礦上當過工人，幹過出納、車間核算員、會計等工作。
也許是當時的礦領導對於我們這些外來年青人的關愛，對於我每一次的調動不是領導下命令，而都是在我自願的情況下進行的，有的崗位是我自己要求去的，讓我學到了一些認真執著工作的精神。
同時也使我學到了企業財務會計以外的許多管理知識，我認識到工作量與智慧成正比的道理。就是說，你工作得越多，工作面越寬，你所學到知識就越多，你的經驗也就越豐富。這一時期的工作鍛鍊為我今後的工作調動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在這十多年中，三個孩子也先後來世，毫無疑間給我和我的家庭增添了歡樂也增加了不少經濟和精神上的壓力，當時的煤礦福利事業甚差，沒有託兒所也沒有幼兒園，小孩的養育成了我們當時最大的困難，特別是外來籍的職工，除了就近找一個老太太看孩子外，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只好求助遠在浙江的父母。
三個孩子在1-6歲期間，都被送回浙江老家，外公外這把他們領養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我們才把他們一個個接回寧夏。
今天回想起父母情，我對他們愧欠太多太多，他們養育我成人，還養育了我的下一代，他們付出得太多太多，而我給於他們的回報太少太少，直至他們離世時我都沒有條件去告別遺體，沒有盡最後的孝道。
因為那時的交通不像現在那樣方便，如乘火車到浙江最少需要三天，乘飛機來回也需同樣時間，這種情況其實在我們這些支寧人員中都普遍存在。
為了工作，我們放棄親情，也曾遭到父母兄弟姐妹們的責怪，但也得到了領導和當地同行們的讚揚，直至現在碰到當地的同事們，他們仍然似服我們那種堅韌不拔的吃苦耐勞精神。
寄希望於下一代。
我的家與千萬箇中國家庭一樣，幾十年如一日，既平凡又平靜，我和我的老伴當年結合沒有山盟海誓般的浪漫史，也談不上所謂相敬如賓，但對家對孩子們各自都承擔著一份責任，我倆都深知家對於一個人的行為舉止有著重大的影響。
我的三個孩子當時在下河沿煤礦當地上小學，當時的煤新礦區沒有中學教育，孩子們上中學必須去離家十多里地的一個公社的中學上學，當時的鄉鎮中學的生活、學習環境和教育質量都很差，為了給他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學習環境，我們想盡了辦法，最後不得不求助於我在中衛縣城和在銀川市的兩家親朋好友的幫助。
大兒子完成了初中學業，女兒讀完了初一，接著是老三又要升為初中。
為了下一代，我向組織上提出了調往中衛縣城工作的要求，礦領導考慮到我當時的具體情況，給予了理解。
在1980年我離開了工作20年的上下河沿煤礦，進入了中衛縣城。三個孩子先後從中衛中學和中衛衛中考入了大學，在那種條件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作為父母已感到欣慰，我少年和常年時代的夢想終於在技子們身上得以實現，
如今，我和老伴都已進入了花甲之年，退體後過著平靜的生活，兒女們都各自成家，並各自有了孩子，都有一份自己的事業和工作。
兩個兒子在銀川為他們的公司生存和發展整天忙碌，兩個兒媳是自治區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大媳婦的求知和要求上進心不亞於我當年。
女兒大學畢業後直接考公務員進入了中央國家機關，女婿在北京一家集團公司任部門主管，他們身上有著父輩們的傳統美德，更有現代年青人那種敢於挑戰的精神。
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儘管沒有太多的坎坷和苦難，但承受著父輩們沒有經歷過的競爭壓力。作為父母，為他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項成功和進步感到高興和自豪，我們退休後的晚年生活實際並不輕鬆，那一份牽掛和操勞始終揮之不去。
如今我和老伴最快樂和幸福的是我們和兒孫們團聚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最希望的是兒孫們都健康快樂，最懷念的是老家浙江餘姚和在那裡的親人朋友，也許這就是綠葉對根的回憶。（逸品堂根據謝素珍《四十年風雨猶如一首歌》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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