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被列入《宋史·奸臣傳》，又被後世戲劇、小說演繹為曠世大奸的南宋名相賈似道，網絡上早有許多評價和討論。著名宋史大家何忠禮先生一直不遺餘力地為賈似道正名，也確實逐漸扭轉了賈似道的形象。
但是另一位宋史學家虞雲國先生卻對賈似道的公田法頗有詆譭。許多人因此而準信。
那麼何忠禮和虞雲國兩位先生，究竟誰人所說的靠譜？
賈似道早年督戰鄂州，戰績頗有可稱，讓十萬蒙古大軍灰頭土臉；令忽必烈讚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歷史事實，此處不再多論。
下面，主要圍繞賈似道晚年的公田法改革進行討論。
賈似道
虞雲國詆譭公田法，論述如下。
【公田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反而成為社會動盪的新源頭。
首先，名為回買，實為強奪，加深社會危機。當時浙西上等良田的地價是每畝四百貫，初行公田時，規定對租額每畝一石的良田給以二百貫補償，已經只是市價的一半。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僅給四十貫，還都是無人購買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廢紙的會子。所以，實際上，公田法就是以變相的行政手段強行改變土地所有權，當時人怒斥之為“白沒”（即平白無故的炒家籍沒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對，也就完全不足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買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回買公田的田產標準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後甚至跌到百畝，關鍵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結主事官吏，隱瞞實際田產，造成回買不足。而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民戶，主管官吏故意誇大計算其田畝數，強迫他們增加回買數，造成有些民戶傾家蕩產也無田可賣。而督賣者峻急刻薄，不擇手段，甚至濫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無路的民戶自殺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頭會箕斂，引發階級衝突。在公田回買過程中，少地或無地農民雖然牽連較少，但在後來的官田經營中，他們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為了邀功受賞，或是多報回買的田數，或是高報公田的等級。等到官田實際經營時，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賬面缺額，就只能由租賃承佃的農民來補足。問題還不止於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規定原租額一石的公田，作為政策優惠，現租只收八斗，但實際執行中，卻不論原額多寡與土質肥瘠，甚至原來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雖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實際收租時，仍以大斗徵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視為慣例，丹陽縣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來納租只須納糙米，公田經營中卻強令承佃農戶改納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糧一斗八升。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
最後，加印會子，回買公田，加劇通貨膨脹。回買公田的經費，絕大部分是當時加印的會子，這完全是無本的買賣。而會子本來就貶值的“糞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進十五萬貫投入市場流通，物價飛漲，紙幣貶值，是必不可免的。賈似道黨羽吹噓公田法“可平物價”，既違背經濟規律，也不符客觀事實。事實是景定公田實施不久，就引發了新一輪來勢兇猛的會子危機，迫使賈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廢除會子，改用金銀關子，把財政危機轉嫁到廣大人民頭上。對此，《會子危機》裡已有細說。
後來個別學者似對公田法大有好感，不僅認為有抑制兼併的積極作用，甚至以為包含了某種社會主義的傾向，因為它以贖買的形式剝奪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讓無地少地的佃戶耕者有其田。
但正如明代李贄所說：“若真買大戶逾限之田，似無不可。”而公田法一開始以品官與大土地所有者為對象，很快就放低迴買標準，把剝奪的對象主要轉向了中小地主階級和部分上層農民。抑制兼併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從最後效果看，也沒有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以上長篇累牘的論述，似乎很有道理。
其中看起來最有說服力的一條，就是公田法推行之後，南宋朝廷反而更多地發行紙幣，加劇了通貨膨脹。
然而，南渡之後，土地管理混亂，財政狀況極為困難。之前南宋政府之所以大量增發紙幣，主要用於和糴，即使用增發的紙幣購買百姓手裡的糧食。由於紙幣貶值幾近廢紙，和糴實與強徵等同。
至於和糴的攤派也很不合理，“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重擔主要落在貧弱戶和中、小地主的頭上。
賈似道實行公田法，繼續增發紙幣，則是為了收購豪強之家的土地。亦即改變從百姓手中強徵糧食，為低價從豪強之家手中徵發土地，掠奪性質雖強，但負擔從貧弱戶和下戶，轉移到富有田產的豪強之家，這就是一個進步。
又按虞雲國的說法，公田上佃戶的租稅，比起豪強之家傭耕的租稅更高。這個情況確然是嚴重。
宋理宗
然而虞雲國大言稱【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這個不少是多少，虞雲國先生又實在拿不出數據，也給不出翔實的考證，頗有張嘴就來的味道。
蓋豪強之家為了留住佃農，往往會降低佃戶的稅米，以取得佃戶的愛戴。自耕農由於租稅繁重，便樂於出賣土地，投身豪強成為佃戶，於是自耕農更少，國家財政更加困難，剩餘的自耕農所承受的賦役就更加嚴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賈似道之營公田，與曹操之行屯田，明代施衛所，有相似之處。首先是要在蒙古侵逼，軍費浩繁的局面下，為國家續一線之命，解決財政問題。則對於公田僱耕戶加重剝削是免不了的。然而這樣的做法，卻減少了對底層百姓壓迫最繁重的和糴，是以南宋雖然滅亡，但畢竟是全民抗戰，轟轟烈烈地亡於國力遠勝於自己的蒙古，而不是被內部的義軍和蒙古裡應外合所剿滅，這就為後世推翻蒙古殘暴統治保留了民族大義的火種。
虞雲國聲稱公田法【沒有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然而“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賈似道上臺執政之初，憑藉其鄂州戰功和以前在經濟上、軍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無不為之歡欣鼓舞，著名學者王柏獻詩歌頌他“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群情”，反映了當時土大夫們對賈似道欽備態度之一斑。慣於任情褒貶人物的太學生們，也爭相稱其為“師相”、“元老”和“周公”。可是當賈似道著手實施一些有利於整個封建統治階級而不利於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眼前利益的政策時，就遭到了他們的猛烈反對，在賈似道身敗名裂以後，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為他的一大罪狀而載入史冊。
則賈似道如果沒能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抑制作用，為何招致如此多的仇恨？
賈似道生活奢靡、結黨、排除異己，黨羽亦多有並不清正之人，這是事實。然而明代大改革家張居正又何嘗不是如此？而張居正死後亦遭到報復，家業被抄，妻子兒女受到迫害，甚至差點被鞭屍，與賈似道的遭遇何其相似呢？
虞雲國的論調，其實頗有百度冷兵器吧與知乎小資群體的風範，即堅持認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不去考慮私有財產從何所得，一味反對宏觀調控。宋代不抑兼併，導致土地兼併極為嚴重，貧者無立錐之地，政府以法令剝奪、削減兼併之家的財產，本來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卻遭到屁股在豪強一邊的史學家們的無情嘲諷和詆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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