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期，流浪狗伤人事件频发。一面是人对狗由躲避至对抗的态度，一面是爱狗人士对伤狗行为的极力反对。“人狗矛盾”并非凭空产生，愈演愈烈的对抗背后，主角并不是人与狗，而是人与人。
资料图。
《民主与法制时报》见习记者 孙梦凡 北京报道
7月26日，合肥翠微院小区一物业公司张贴悬赏打狗公告，一条狗1000元。物业人员称，小区接连发生6起流浪狗伤人事件，被咬的都是老人和儿童。此事经网络发酵，关于流浪狗的争议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就北京来说，当前能统计到的流浪狗数量超过2000万只。而2017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是2017.7万人。不文明养狗现象比比皆是，流浪狗问题依然突出。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狂犬病发病数为516人，死亡数为502人。而在过去的上半年，已有197人死于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近乎100%，流浪狗又处于无人看管的境地。恐慌与躲避，加剧了关于流浪狗的争议。
一面是对流浪狗的声讨与捕杀，一面是流浪狗民间救助站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大部分流浪狗之前都是家养宠物，被主人随意遗弃后变成流浪狗。未被绝育的狗大量繁殖，导致流浪狗数量激增。种种争议背后，最应该被规范的是养犬人的行为。
“失宠”的社会弃犬
“流浪狗的问题大都是由人引起的。”
流浪狗伤人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通常会对狗进行紧急处理，然而，爱狗人士的声讨随之而来。捕杀—舆论声讨—平息。新的事件产生后，依然重复这一循环。舆论战与事件的紧急化处理并没有推动问题的解决。
“流浪狗的问题大都是由人引起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坦言。
养狗行为过于随意是产生流浪狗的一个原因。朱巍提到，北京很多小区内都开设宠物店，许多人出于对狗的喜爱就会去买。但这其中很多都是来北京工作的租户，而一旦搬家，容易发生遗弃行为。“过于随意的养狗行为，其实是对狗不负责任。”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第11条明确规定，个人养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合法身份证明,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固定住所且独户居住,住所在禁止养犬区域以外。租户住所的不固定，并不利于养狗行为的持续性。
更深层次的是养犬人对养狗的娱乐态度。
“流浪狗大多由社会遗弃产生。”北京Letslove流浪动物救助中心创始人王依说，流浪狗都算是失宠动物，它们原来有主人，大部分人都是一时新鲜养的，不想养就扔掉。过于随意的弃养行为导致流浪狗数量越来越多。
而对于弃养行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只做出原则性规定，并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其第17条提到，养犬人不得虐待、遗弃所养犬。但对违反行为并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相关责任人也没有任何惩罚措施。惩罚措施的缺位，导致法律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弃养行为依然无人监管。
从人这一源头开始，随之而来还有各种不文明养狗行为。很多小区内养犬人夜晚不在家，狗无人看管，半夜狂吠。此外还有主人出门遛狗不牵引，不处理粪便等种种问题。
“中国现在，尤其是大城市，真的应该从严管理狗的问题。”朱巍说，狗的数量多少其实没有关系，主要是主人。第一要有狗证，第二晚上不能嘶叫。在美国，《妨碍公共利益法》(也叫“睦邻法”)规定，法律赋予公民养狗的权利，同时也赋予非养狗者以休息和不受养狗街坊邻居干扰的权利。主人无论何时都要严格控制狗吠，要遵循“三吠”原则处理邻里关系。
民间救助站处境尴尬
因为没有钱，只能保证这些狗活着。
面对大众对流浪狗的激烈声讨，流浪动物民间救助站常常处于失语状态。一方面是站在对立面的舆论，另一方面则是自身艰难的生存处境。有力量的民间救助站并不多，大多数救助站的声音随流浪狗一起被边缘化。
王依算是处境好一些的。从2007年开始，看到流浪狗她就会带回家，母亲也是爱狗者。陆陆续续捡了20多只后，没有地方安置这些狗，王依便萌生了建立一个流浪动物救助站的想法。
2017年12月，流浪狗救助站竣工。不到一年，这里已经收了177只狗。其中有23只寄养，28只救助，剩下的都是她自己从各个渠道领回来的。小院儿的容纳能力马上接近饱和，但王依尽力保证狗合理的生存环境，这里算是北京条件最好的救助站之一。
据王依介绍，北京大概有20多个这样的小院儿，京津冀周边加起来大概五六十个，但是数量正在越来越少。此外，大多数救助站环境并不好，分布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有在大棚房的，甚至有在猪圈、羊圈的。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保证这些狗活着。这也是中国流浪动物的生存现状。
“救助人的主力群体是六七十岁的人，靠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救助站运转。资金上的困难使救助站无法为动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王依说，像她这样的“90后”只占救助人群体的十分之一。
困难还是有的。王依的救助站如果维持正常运转，一年要花30万元左右。包括工人工资水电、地皮耗损、房屋耗损等。现在救助站容纳能力接近饱和，需要寻找新的地方，这个过程并不会很顺利。然而，其他救助站处境更差。
据王依介绍，北京将近一半救助站面临因拆迁无处可去的处境。此前，她已经帮一个被拆的救助站从北京转移到河北。一晚上，和其他抓捕师完成了300多只狗的转移工作。“对于普通救助人来说，没有与政府对话的渠道。”王依说。
面对舆论关于流浪狗的争议，王依表示，自己只是个人救助人，不想激化民众矛盾。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约束养犬人的行为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如果再不进行强有力的规范，激化矛盾就是一个必然的走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宠物绝育，不要乱繁殖，乱遗弃，才是解决流浪动物的根本途径。”
“执法落地”迫在眉睫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执法，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有待产生。
从严规制文明养犬的法律愈来愈受到重视。日前，西安警方出台最严整治不文明养狗措施。根据《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黑名单”制度将被严格执行。目前，西安市已经有8人因连续三次出现违规养犬行为被吊销养犬登记证。此外，对有遗弃犬、虐待犬行为的，直接吊销养犬登记证，并收走其犬只，5年内不得再次养犬。
遗弃犬只的惩罚措施被明确，对流浪狗问题来说是好的解决走向。
“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执法。”朱巍称，养犬条例是属地管理，属于地方管理范围，各地综合自身情况制定所属地法律。但问题在于从严执行，杜绝不作为的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博士生谭伟杰也认为，流浪狗难题更多的是执法问题，很多地方对于流浪狗都有规定，但是执行不到位。这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要涉及社会的综合治理。
当前流浪宠物的管理涉及公安、工商、城管、农业、卫生等多个部门。“多龙治水”容易产生困境。当流浪狗问题出现时，通常集中各个执法部门进行运动化处理，但治标不治本。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有待产生。
除去少数地方对遗弃犬只有惩罚措施，很多地方对弃犬行为的法律规制依然空白。王依认为，根本上还是要从养犬人立法的角度切入，外国法律比如德国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用高额罚款去约束人的弃犬行为。“控制好弃犬的源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德国法律规定，弃犬者（包括迁居而将犬只留在原地者）需罚款9万欧元，严重虐犬可判至两年坐监。而在日本，实行动物的“终生饲养”，如果养狗人有不及时喂食喂水等虐待动物或遗弃动物的行为，要处以最高30万日元罚款。要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借鉴国外法律。高人口密度，城市公共空间小，使得养狗很容易影响到他人。这种情况下，对养狗人行为进行严格规制就更显必要。
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除南极洲以外，其他各洲都存在狂犬病，但95%以上的人类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主要影响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和脆弱人群。对于流浪狗问题来说，城市法律规范与执行尚存阻力，偏远农村与山区的养犬行为规范更是盲区。（文中王依系化名）原标题：谁为夹缝中生存的流浪狗担责？养犬行为亟须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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