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期，流浪狗傷人事件頻發。一面是人對狗由躲避至對抗的態度，一面是愛狗人士對傷狗行為的極力反對。“人狗矛盾”並非憑空產生，愈演愈烈的對抗背後，主角並不是人與狗，而是人與人。
資料圖。
《民主與法制時報》見習記者 孫夢凡 北京報道
7月26日，合肥翠微院小區一物業公司張貼懸賞打狗公告，一條狗1000元。物業人員稱，小區接連發生6起流浪狗傷人事件，被咬的都是老人和兒童。此事經網絡發酵，關於流浪狗的爭議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就北京來說，當前能統計到的流浪狗數量超過2000萬隻。而2017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是2017.7萬人。不文明養狗現象比比皆是，流浪狗問題依然突出。
據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狂犬病發病數為516人，死亡數為502人。而在過去的上半年，已有197人死於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近乎100%，流浪狗又處於無人看管的境地。恐慌與躲避，加劇了關於流浪狗的爭議。
一面是對流浪狗的聲討與捕殺，一面是流浪狗民間救助站普遍面臨的生存困境。大部分流浪狗之前都是家養寵物，被主人隨意遺棄後變成流浪狗。未被絕育的狗大量繁殖，導致流浪狗數量激增。種種爭議背後，最應該被規範的是養犬人的行為。
“失寵”的社會棄犬
“流浪狗的問題大都是由人引起的。”
流浪狗傷人事件發生後，公安機關通常會對狗進行緊急處理，然而，愛狗人士的聲討隨之而來。捕殺—輿論聲討—平息。新的事件產生後，依然重複這一循環。輿論戰與事件的緊急化處理並沒有推動問題的解決。
“流浪狗的問題大都是由人引起的。”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坦言。
養狗行為過於隨意是產生流浪狗的一個原因。朱巍提到，北京很多小區內都開設寵物店，許多人出於對狗的喜愛就會去買。但這其中很多都是來北京工作的租戶，而一旦搬家，容易發生遺棄行為。“過於隨意的養狗行為，其實是對狗不負責任。”
《北京市養犬管理規定》第11條明確規定，個人養犬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有合法身份證明,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有固定住所且獨戶居住,住所在禁止養犬區域以外。租戶住所的不固定，並不利於養狗行為的持續性。
更深層次的是養犬人對養狗的娛樂態度。
“流浪狗大多由社會遺棄產生。”北京Letslove流浪動物救助中心創始人王依說，流浪狗都算是失寵動物，它們原來有主人，大部分人都是一時新鮮養的，不想養就扔掉。過於隨意的棄養行為導致流浪狗數量越來越多。
而對於棄養行為，《北京市養犬管理規定》只做出原則性規定，並沒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其第17條提到，養犬人不得虐待、遺棄所養犬。但對違反行為並沒有設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對相關責任人也沒有任何懲罰措施。懲罰措施的缺位，導致法律並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棄養行為依然無人監管。
從人這一源頭開始，隨之而來還有各種不文明養狗行為。很多小區內養犬人夜晚不在家，狗無人看管，半夜狂吠。此外還有主人出門遛狗不牽引，不處理糞便等種種問題。
“中國現在，尤其是大城市，真的應該從嚴管理狗的問題。”朱巍說，狗的數量多少其實沒有關係，主要是主人。第一要有狗證，第二晚上不能嘶叫。在美國，《妨礙公共利益法》(也叫“睦鄰法”)規定，法律賦予公民養狗的權利，同時也賦予非養狗者以休息和不受養狗街坊鄰居干擾的權利。主人無論何時都要嚴格控制狗吠，要遵循“三吠”原則處理鄰里關係。
民間救助站處境尷尬
因為沒有錢，只能保證這些狗活著。
面對大眾對流浪狗的激烈聲討，流浪動物民間救助站常常處於失語狀態。一方面是站在對立面的輿論，另一方面則是自身艱難的生存處境。有力量的民間救助站並不多，大多數救助站的聲音隨流浪狗一起被邊緣化。
王依算是處境好一些的。從2007年開始，看到流浪狗她就會帶回家，母親也是愛狗者。陸陸續續撿了20多隻後，沒有地方安置這些狗，王依便萌生了建立一個流浪動物救助站的想法。
2017年12月，流浪狗救助站竣工。不到一年，這裡已經收了177只狗。其中有23只寄養，28只救助，剩下的都是她自己從各個渠道領回來的。小院兒的容納能力馬上接近飽和，但王依盡力保證狗合理的生存環境，這裡算是北京條件最好的救助站之一。
據王依介紹，北京大概有20多個這樣的小院兒，京津冀周邊加起來大概五六十個，但是數量正在越來越少。此外，大多數救助站環境並不好，分佈在比較偏僻的地方，有在大棚房的，甚至有在豬圈、羊圈的。因為沒有錢，所以只能保證這些狗活著。這也是中國流浪動物的生存現狀。
“救助人的主力群體是六七十歲的人，靠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撐救助站運轉。資金上的困難使救助站無法為動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環境。”王依說，像她這樣的“90後”只佔救助人群體的十分之一。
困難還是有的。王依的救助站如果維持正常運轉，一年要花30萬元左右。包括工人工資水電、地皮耗損、房屋耗損等。現在救助站容納能力接近飽和，需要尋找新的地方，這個過程並不會很順利。然而，其他救助站處境更差。
據王依介紹，北京將近一半救助站面臨因拆遷無處可去的處境。此前，她已經幫一個被拆的救助站從北京轉移到河北。一晚上，和其他抓捕師完成了300多隻狗的轉移工作。“對於普通救助人來說，沒有與政府對話的渠道。”王依說。
面對輿論關於流浪狗的爭議，王依表示，自己只是個人救助人，不想激化民眾矛盾。但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就是約束養犬人的行為規範。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一個和諧的狀態。如果再不進行強有力的規範，激化矛盾就是一個必然的走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寵物絕育，不要亂繁殖，亂遺棄，才是解決流浪動物的根本途徑。”
“執法落地”迫在眉睫
現在的主要問題在於執法，一套切實可行的長效機制有待產生。
從嚴規制文明養犬的法律愈來愈受到重視。日前，西安警方出臺最嚴整治不文明養狗措施。根據《西安市限制養犬條例》，“黑名單”制度將被嚴格執行。目前，西安市已經有8人因連續三次出現違規養犬行為被吊銷養犬登記證。此外，對有遺棄犬、虐待犬行為的，直接吊銷養犬登記證，並收走其犬隻，5年內不得再次養犬。
遺棄犬隻的懲罰措施被明確，對流浪狗問題來說是好的解決走向。
“但現在的主要問題在於執法。”朱巍稱，養犬條例是屬地管理，屬於地方管理範圍，各地綜合自身情況制定所屬地法律。但問題在於從嚴執行，杜絕不作為的情況。
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博士生譚偉傑也認為，流浪狗難題更多的是執法問題，很多地方對於流浪狗都有規定，但是執行不到位。這不僅僅是行政機關的事，要涉及社會的綜合治理。
當前流浪寵物的管理涉及公安、工商、城管、農業、衛生等多個部門。“多龍治水”容易產生困境。當流浪狗問題出現時，通常集中各個執法部門進行運動化處理，但治標不治本。一套切實可行的長效機制有待產生。
除去少數地方對遺棄犬隻有懲罰措施，很多地方對棄犬行為的法律規制依然空白。王依認為，根本上還是要從養犬人立法的角度切入，外國法律比如德國可以為我們提供參照，用高額罰款去約束人的棄犬行為。“控制好棄犬的源頭，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德國法律規定，棄犬者（包括遷居而將犬隻留在原地者）需罰款9萬歐元，嚴重虐犬可判至兩年坐監。而在日本，實行動物的“終生飼養”，如果養狗人有不及時餵食喂水等虐待動物或遺棄動物的行為，要處以最高30萬日元罰款。要在考慮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借鑑國外法律。高人口密度，城市公共空間小，使得養狗很容易影響到他人。這種情況下，對養狗人行為進行嚴格規制就更顯必要。
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除南極洲以外，其他各洲都存在狂犬病，但95%以上的人類死亡病例發生在亞洲和非洲，主要影響偏遠農村地區的貧困和脆弱人群。對於流浪狗問題來說，城市法律規範與執行尚存阻力，偏遠農村與山區的養犬行為規範更是盲區。（文中王依系化名）原標題：誰為夾縫中生存的流浪狗擔責？養犬行為亟須法律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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