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此瓶（嘉窑青花白地小瓶。作者注）做木样一件，发往江西照样烧造嘉窑款二件，其余烧造乾隆款，随大运呈进。钦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
“照此木样（青花白地嘉窑款瓶。作者注），准发往江西烧造。钦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着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财、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钦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俱交江西（青花白地胆瓶、哥窑双耳碗、宣窑双管花插、官窑小瓶各一件。作者注），每样烧造二件，有款照样落款，无款不必落款。钦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钦此。”（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至诚诚烧造。钦此。”（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祭器（坛庙祭器纸样，地坛，祗谷坛，夕月坛木样。作者注）内铜器交庄亲王成做，磁器交江西唐英烧造，编竹丝漆器交苏州织造图拉成做……俱赶祭祝各坛庙日期以前送到。钦此。”（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
从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至五月初二一个月的时间，乾隆就下发了那么多道与景德镇烧瓷有关的圣旨。一个掌管广阔疆域、整日面对如山国事的皇帝，对景德镇这样一个盛产瓷器的小小区域竟然施以如此事无巨细的关注，真是不可思议。
他不断地向景德镇颁布圣旨。在圣旨里，他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具体的瓷器花样、器形和数量，仿佛他才是景德镇的督陶官，而身在景德镇的唐英不过是景德镇一名普通的瓷匠。他会在圣旨里对唐英严加斥责，如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可能是嫌瓷器烧造式样老旧，他托太监胡世杰传旨申斥和处罚：“此次唐英呈进磁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磁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钦此。”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他又下旨斥责并施罚：“唐英上年所进磁器内，选出缺釉、毛边、足破甚多，明系尔离任，将脚货选入上色，希图蒙混，将选出釉水不全等磁器数目，不准报销，着伊贴补。再传与回子知道，以后选上色磁器务要细心办理，不可疏忽。钦此。”
他真像是一个极其啰唆、喜怒无常的老者，或者说是有着恋物症状的精神病人。毋庸讳言，由于他亲临一线指挥，景德镇的瓷器烧造的确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各种体态精巧、构思新奇的瓷器大量出产，各种镂雕技法广泛使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登峰造极，质地精良，无与伦比……
可是当乾隆皇帝还在迷恋瓷器上的蓝色花朵，日日思考怎样在瓷器上烧制出他所谓的文治武功、大国气象，烧制出中国农耕文化里的诗意、传统文化里的精致和高妙境界，还在为手工业创造的非凡物象所沾沾自喜的时候，由于清代自开国以来所秉承的闭关锁国政策，他并不知道，世界另一头的欧洲，此时已经取得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的工业革命的成功，拉开了现代国家的序幕，即将对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他并不知道，他驾崩四十一年后（1840），欧洲列强将以虎门销烟为名，乘四十余艘船舰渡海来袭，而他的士兵，只能用过时的梭镖与大刀，悲壮而可笑地与他们的火炮对抗。因为清政府的闭关自守错失了踏上现代文明之路的机遇，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
鸦片战争的炮弹让依然待在农耕文明和手工业文明梦境里的中国伤痕累累。大清王朝仿佛一件图案美妙吉祥质地却脆弱无比的青花瓷器，轻轻一碰就轰然破碎。1840年鸦片战争破碎的声响，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标识之一。这一点，肯定让一贯自以为是、以圣君自诩的乾隆皇帝始料未及。
然而青花是无辜的。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大门洞开，青花便成了“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中的宫娥，便成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的山河与草木，便成了“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中的笛声和春色。虽然青花由皇家工厂制造，严格按照标准化的宫廷美学范式装扮一新，可它从来没有皇家惯有的威严刻板的表情。它从来就是泥土和火焰的后裔，是中华大地如此多娇的青山与绿水的缩影。当我们这个民族到了改朝换代或者危在旦夕的时候，它从来都是乡愁的组成部分。
然而青花是不存在的。青花，乃是现实世界中虚拟的美物。它就像麒麟、凤凰与龙一样，是我们民族想象的生灵，是出于美和信仰创作出来的用于崇拜的精神幻象。虽然普天下的皇帝纷纷以拥有它为荣，但事实上，它从来都不会真正为谁所拥有。
《青花帝国》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宋真宗赵恒将年号“景德”赐予离京师千里之外的昌南镇，这个南方小镇的历史就注定被改写。从此，景德镇开始了苦心孤诣的陶瓷艺术探索，在岁月长河中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学体系，缔造了一个庞大的“青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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