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題是
「厄齊爾」
1954年，德國發生兩件事。
第一，參加瑞士世界盃，創造“伯爾尼奇蹟”，拿到了第一座雷米特，正式步入足球豪強序列；第二，官方引進客籍勞工，正式揭開移民序幕。
後來大家發現，“伯爾尼奇蹟”磕了藥，移民亂了德國人的心跳。
六十四年後，兩條線索交織在一個人身上，梅蘇特-厄齊爾。俄羅斯的夏天，德國戰車陷入喀山墓穴，厄齊爾身份危機浮出水面。
他一要證明：德國人是德國人，二要證明：我的總統”不是我的總統。於是，有了“厄三篇”。“厄三篇”事件背後，不單是一張合影，也不單是兵敗俄羅斯，而是一個土耳其家庭在德國移民暗流中的彷徨。
1
厄齊爾家在六十年代來到德國。
1961年，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地區勞務中介豎起了巨幅廣告：“到德國去，兩年後，帶著買大眾車和二層小樓的錢回來。”
那時候，300萬土耳其農民家庭裡，51萬沒有土地，赴德淘金，條件誘人。厄齊爾的爺爺也沒有地，正在黑海沿岸挖礦，聽到這個廣告，立馬跳上開往慕尼黑的“客工專列”，跟6700個弟兄一起，一路向西，最終到達蓋爾森基興。
因為“柏林牆”是在那一年豎起的。東德對外說是要阻止法西斯進入社會主義國家“搞破壞”，其實是為了防自家人倒戈。殊不知，這堵牆也成為了很多土耳其人命運的轉折點。西德無法從東歐募集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只能把目光伸向地中海。
1961年10月30日，西德與土耳其政府簽署了《聯邦德國-土耳其勞動力招聘協議》。同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突尼斯、摩洛哥等國也先後成為招工對象。不過，當時西班牙、葡萄牙自己國內也要搞發展，遍地工作機會；希臘在二戰中傷筋動骨，亟待重建；意大利打工仔要價頗高，狡猾油膩。只有人口爆炸的土耳其，潛力巨大，合同簽完第二年，土籍勞工人數立馬上漲300%。
淘金之旅中，厄齊爾的爺爺結識了厄齊爾的外公，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踏實幹活，好好攢錢，兩年後回到土耳其，開大眾、住二節樓，千萬不要留在德國。因此，他們還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習慣：摳門。
德國政府也不想留他們，擺了很多道道兒。比如：不讓他們帶家屬和配偶，只能單身打工；合同兩年一簽，期滿必須回國，哪怕僱主願意續簽，“客工”也要先回到土耳其，再簽約返回。
但是，很快土耳其人就發現，兩年內買車買房純粹是開玩笑。他們的時薪只達到西德用工最低標準，2.28馬克。那怎麼辦？只能玩兒命加班。西德企業倒是樂得此景，便宜、肯幹、熟練、心眼實，這樣的人，哪裡捨得兩年就放走。於是，為了延長用工時間，很多企業都幫勞工在合同上做了手腳。地方政府為了GDP，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越來越多的土耳其人被留了下來，其中就包括厄齊爾的爺爺和外公。
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西方民權運動轟轟烈烈。鮑勃-迪倫寫出了《答案在風中飄》，馬丁-路德-金向全世界呼喚“我有一個夢想”，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民權法》，法國爆發“五月風暴”掀起新左派運動的高潮。
熱浪之中，西德政府不得不出臺“家庭團聚”政策，客籍勞工也有享受家庭的權利。厄齊爾爺爺、姥爺各自接來妻兒、妻女，在異國他鄉，過上了拖家帶口的日子，還定下了“娃娃親”。彼時，厄齊爾爸爸穆斯塔法、媽媽古麗扎爾均剛滿兩歲。
2
好景不長。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美國給以色列送來了飛機大炮，阿拉伯國家則以牙還牙，聯合祭出石油武器，抬高油價、實行禁運。
石油危機讓整個歐洲陷入經濟泥潭，失業率飛速上漲，與此同時，土耳其勞工數量經歷逐年攀升，已經佔到西德外國人口的23%，成為最大戶。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趁機推動建立新法案，11月，終止了和土耳其的勞務協議，同時，出臺一系列政策，催促勞工返鄉，但是收效甚微。
此時，厄齊爾的爺爺和外公已經改了念頭，打算留下。不為別的，在西德，只要還幹得下去，一個月至少也能拿個6、700美子，回土耳其，別說大眾車和二節樓，就連薪水都只有十分之一。
厄齊爾在自傳裡說得很實在： 那時，我的祖輩想念地中海的浪，號角連天的港，空中鳴叫的鷗和堤上新鮮的魚。但是，相比消解鄉愁，還是賺德國馬克更有安全感、更實在。
九年級結束的遲夏，古麗扎爾輟學了，成為一名清潔工。那時，在土耳其傳統觀念裡，女性出門工作賺錢，不存在的。西歐自由浪漫的風氣並沒有真正滲入這個家庭。幾年後，她如約嫁給穆斯塔法。沒有戀愛，沒有約會，甚至沒有見過彼此。婚禮清淡，嫁妝潦草，一個清潔工和一個皮革匠，例行公事般組合在一起。
日子如水。
直到1988年10月15日，蓋爾森基興布幕克-希倫區博恩街30號5層，梅蘇特-厄齊爾降生。
一年後，柏林牆倒了。但在人們心中，高牆漸築，德國人在這頭，“德國人”在那頭。
3
厄齊爾3歲時，德國修訂了《外國人法》。其中規範了取得德國籍的程序，給了外國人法律上的認可。即便如此，極右翼政黨還是稱他們為：拿身份證的德國人。
的確，一張身份證遠不能幫助厄齊爾衝破隔離。
博恩街30號，他出生的這棟樓，一共有十戶人家，九家外國人，甚至，整條博恩街都看不見一個德國人。離家不遠的波茨廣場，到處都是土耳其人，偶爾還有黎巴嫩人，厄齊爾從小就跟他們一起玩。到後來，黎巴嫩小孩土耳其語說得比母語還溜。
德國學齡晚，法國、英國小孩4歲就能上小學，在這兒得等到6、7歲。厄齊爾還上不起幼兒園，因為，學前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對移民後裔來說是奢侈品，只能散養。
上小學時，他已經錯過了最佳的語言培養時機。而且，德國的小學一般只上半天課，他們更倡導把時間留給家庭，按照德國中產階級的概念，父母的輔導，才是孩子進步的關鍵。但古麗扎爾在學校做清潔工，早上6點上班，幹到下午4點，晚上7點還得再加個夜班；穆斯塔法下崗之後，開小賣部、開臺球廳、開小餐館，拼命賺錢。謀生都困難，何談輔導孩子呢？
1996年，德國各州聯合發佈《關於中小學跨文化教育的建議》，加強“母語課程”發展。那些年，在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是個時髦的詞兒。德國人本想順應潮流，尊重差異，促進文化融合，但落實起來，反而割裂了本就不牢靠的社會，土裔孩子更加依賴自己族群的生活圈。
那些政策，給厄齊爾的直觀體驗就是：土耳其語課時間是德語課的三倍，課時短，任務量大，每節德語課都像“跨欄賽跑”，“每個欄都會掛住自己，跑得跌跌撞撞，終點線遙遙無期”。
缺少學校教育，又失去家庭教育，整天說土耳其話，“德國人”厄齊爾總感覺自己是個外國人。他真打心底問過無數次：我是誰，我在哪？而現實回應，往往把厄齊爾推得更遠。
從1998年到2000年，他們的鄰居，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後裔齊達內的率領下，連捧世界盃、歐洲盃。而在德國，十歲出頭的土耳其後裔，厄齊爾，一次又一次被沙爾克04青年隊拒之門外。蓋爾森基興是德國北部的工業老城，隸屬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這是全國第一個響應“多元文化主義”號召的地區，卻沒能改變另一群德國人心底的成見。
接連碰壁。厄齊爾問：“我到底哪錯了？”“因為你叫梅蘇特。”是的，如果他叫“馬庫斯”或者“米夏埃爾”之類的常見德國名字，早就踢上青年隊比賽了。
2000年，紅白埃森拋出橄欖枝，俱樂部傳奇維爾納-基克給他買了雙新球鞋，耐克的。這是厄齊爾第一次穿上耐克鞋，被接納的滋味。
但是，厄齊爾被認可不代表土耳其後裔群體的融入。
2000年3月，歐盟在葡萄牙召開了首腦會議，定了個計劃叫《里斯本戰略》，要建立一套“反社會排斥”的機制。但同樣也是這一年，德國排外暴力犯罪案件達到了創紀錄的15651起。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盟國家經濟負增長，德國失業人數在2002年高達400萬，佔總人口的4.8%，其中大多數是土耳其人。2001年，“911事件”又給世界蒙上陰影，時代崩塌，社會焦慮。
2002年韓日世界盃在動盪中到來。決賽中，德國0-2輸給巴西，德國人很沮喪；土耳其則凱歌高奏，殺進4強，哈坎-蘇克在3、4名決賽中11秒閃電破門，創造了世界盃歷史最快進球紀錄，土耳其人欣喜若狂。
那一年，厄齊爾在家裡，用衛星電視接收土耳其語轉播，目睹了原鄉同胞的奇蹟。也是那一年，土耳其正發黨贏得議會選舉，修改憲法，恢復了埃爾多安的從政資格。4年前，他因言獲罪，入獄10個月，恢復資格4個月後，他成為國家總理。
而他與厄齊爾的緣分，還要等到七年後。
4
2005年，厄齊爾如願加盟沙爾克04梯隊，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遭拒。
貝爾格區綜合學校的足球課，主教練埃爾格特一眼相中了他。那時，紅白埃森已經為十六歲的厄齊爾開出職業合同，月薪4000歐，訓練車接車送。但這次，埃爾格特承諾：球員進隊不看出身，全靠實力公平競爭。最後，經歷了一個多月的“騷擾”，厄齊爾終於邁步走向大球會。
足球天賦為厄齊爾創造了融入德國社會的順境，但另一方面，他身上與生俱來的種子，也悄悄生根發芽，比如齋戒，比如誦經。
儘管如此，2007年11月，厄齊爾還是放棄為土耳其國家隊效力，選擇了德國。那是他最後一次抉擇，因為，2009年6月以前，國際足聯規定，參加過國際青少年A級賽事的青年球員，如果想代表其他國家參加國際A級賽事，必須在21歲之前更改國籍。
當時，厄齊爾的決定並未掀起波瀾，三年後，新的身份危機才姍姍來遲。
2010年秋天，歐預賽，德國對戰土耳其。兩國首腦一齊出現在看臺包廂，厄齊爾遭受了職業生涯以來最大的噓聲，土裔德國人裡外不是人。不過，這是他第一次會面埃爾多安。
彼時，這位政治強人在國際舞臺風頭正勁。2010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的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埃爾多安是最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一年前，達沃斯經濟年會上，他與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就“加沙問題”激烈爭吵，憤然退場，憑藉極強的個人魅力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土耳其人民精神備受鼓舞，腰桿硬挺。
比如，阿爾滕託普諷刺起厄齊爾就毫不留情：“選擇德國就是一樁生意，他不是德國國腳的話，皇馬會看上他嗎？他會有這麼高的身價嗎？”他和厄齊爾一樣，都是土耳其後裔，都出生在蓋爾森基興，但他選擇了土耳其。
不過，那年土耳其在2016年歐洲盃的申辦上，一票之差敗給法國，厄齊爾提供了聲援。
同年11月，默克爾在波茨坦發表演講，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徹底失敗 ”，德國依然歡迎移民，但移民必須同時努力，融入社會、學習德語。
德國大力推進文化融合的年代，正是土耳其經濟騰飛的“黃金年代”，在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的複雜拉鋸戰中，後者顯然更對300萬土裔的胃口。2006年，德國學者調查發現，50%土裔居民只看土耳其電視節目，28.6%只看土耳其語報紙。
2002到2012年，土耳其年均經濟增長率5.2%，其中，2010、2011年分別高達9.2%、8.8%。GDP從2300億美元增至7860億美元，人均GDP從3500美元上漲到10504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即便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土耳其經濟增速依然不減。除此之外，他們還躋身G20成員國，成為歐洲第六大經濟體。總之，換作那十年，厄齊爾的爺爺，絕對不會想去德國打工。
那十年，埃爾多安披著“世俗”、“民主”、“溫和”的外衣，走上了內政外交的的巔峰，個人魅力最大化。但2012年開始，先後經歷敘利亞難民危機、黨內貪腐危機、與盟友葛蘭大決裂、經濟增速驟減、ISIS恐怖襲擊、“715”軍事政變之後，埃爾多安內外交困，支持率持續走低。
此時，厄齊爾已走上職業生涯巔峰，從皇馬到阿森納，躋身世界頂級中場；2011、2012、2013、2015、2016年，五次成為德國最佳國腳；還在2014年拿到世界盃，終於有資格向他的偶像齊達內看齊。“厄祖”皇冠加冕，成為德國足壇的旗幟。但另一方面，他也被動地成為埃爾多安拉攏人心、獲取選票的棋子。
今年4月，埃爾多安突然宣佈，新一屆土耳其總統和議會選舉6月24日進行，比預計時間提前一年半。
中東混亂、通貨膨脹、里拉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隱患像籠罩在埃爾多安頭上的烏雲，只要寒流一到，土耳其即將遭遇暴雨冰霜。所以，他一定要在風雲突變之前推動選舉，確保自己的地位。
而厄齊爾，就是德國土裔居民手裡100多萬張選票的“風向標”。
於是，2018年5月13日，德國隊世界盃大名單公佈前一天，埃爾多安、厄齊爾、京多安、土耳其國腳託松，倫敦會面，史稱“合影門”。
世界盃後，厄齊爾家鄉土耳其宗古爾達克區，撤下厄齊爾穿德國國家隊服的海報，換上他與埃爾多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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