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厄齐尔」
1954年，德国发生两件事。
第一，参加瑞士世界杯，创造“伯尔尼奇迹”，拿到了第一座雷米特，正式步入足球豪强序列；第二，官方引进客籍劳工，正式揭开移民序幕。
后来大家发现，“伯尔尼奇迹”磕了药，移民乱了德国人的心跳。
六十四年后，两条线索交织在一个人身上，梅苏特-厄齐尔。俄罗斯的夏天，德国战车陷入喀山墓穴，厄齐尔身份危机浮出水面。
他一要证明：德国人是德国人，二要证明：我的总统”不是我的总统。于是，有了“厄三篇”。“厄三篇”事件背后，不单是一张合影，也不单是兵败俄罗斯，而是一个土耳其家庭在德国移民暗流中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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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齐尔家在六十年代来到德国。
1961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劳务中介竖起了巨幅广告：“到德国去，两年后，带着买大众车和二层小楼的钱回来。”
那时候，300万土耳其农民家庭里，51万没有土地，赴德淘金，条件诱人。厄齐尔的爷爷也没有地，正在黑海沿岸挖矿，听到这个广告，立马跳上开往慕尼黑的“客工专列”，跟6700个弟兄一起，一路向西，最终到达盖尔森基兴。
因为“柏林墙”是在那一年竖起的。东德对外说是要阻止法西斯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搞破坏”，其实是为了防自家人倒戈。殊不知，这堵墙也成为了很多土耳其人命运的转折点。西德无法从东欧募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只能把目光伸向地中海。
1961年10月30日，西德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联邦德国-土耳其劳动力招聘协议》。同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也先后成为招工对象。不过，当时西班牙、葡萄牙自己国内也要搞发展，遍地工作机会；希腊在二战中伤筋动骨，亟待重建；意大利打工仔要价颇高，狡猾油腻。只有人口爆炸的土耳其，潜力巨大，合同签完第二年，土籍劳工人数立马上涨300%。
淘金之旅中，厄齐尔的爷爷结识了厄齐尔的外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踏实干活，好好攒钱，两年后回到土耳其，开大众、住二节楼，千万不要留在德国。因此，他们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习惯：抠门。
德国政府也不想留他们，摆了很多道道儿。比如：不让他们带家属和配偶，只能单身打工；合同两年一签，期满必须回国，哪怕雇主愿意续签，“客工”也要先回到土耳其，再签约返回。
但是，很快土耳其人就发现，两年内买车买房纯粹是开玩笑。他们的时薪只达到西德用工最低标准，2.28马克。那怎么办？只能玩儿命加班。西德企业倒是乐得此景，便宜、肯干、熟练、心眼实，这样的人，哪里舍得两年就放走。于是，为了延长用工时间，很多企业都帮劳工在合同上做了手脚。地方政府为了GDP，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被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厄齐尔的爷爷和外公。
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西方民权运动轰轰烈烈。鲍勃-迪伦写出了《答案在风中飘》，马丁-路德-金向全世界呼唤“我有一个梦想”，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掀起新左派运动的高潮。
热浪之中，西德政府不得不出台“家庭团聚”政策，客籍劳工也有享受家庭的权利。厄齐尔爷爷、姥爷各自接来妻儿、妻女，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定下了“娃娃亲”。彼时，厄齐尔爸爸穆斯塔法、妈妈古丽扎尔均刚满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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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给以色列送来了飞机大炮，阿拉伯国家则以牙还牙，联合祭出石油武器，抬高油价、实行禁运。
石油危机让整个欧洲陷入经济泥潭，失业率飞速上涨，与此同时，土耳其劳工数量经历逐年攀升，已经占到西德外国人口的23%，成为最大户。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趁机推动建立新法案，11月，终止了和土耳其的劳务协议，同时，出台一系列政策，催促劳工返乡，但是收效甚微。
此时，厄齐尔的爷爷和外公已经改了念头，打算留下。不为别的，在西德，只要还干得下去，一个月至少也能拿个6、700美子，回土耳其，别说大众车和二节楼，就连薪水都只有十分之一。
厄齐尔在自传里说得很实在： 那时，我的祖辈想念地中海的浪，号角连天的港，空中鸣叫的鸥和堤上新鲜的鱼。但是，相比消解乡愁，还是赚德国马克更有安全感、更实在。
九年级结束的迟夏，古丽扎尔辍学了，成为一名清洁工。那时，在土耳其传统观念里，女性出门工作赚钱，不存在的。西欧自由浪漫的风气并没有真正渗入这个家庭。几年后，她如约嫁给穆斯塔法。没有恋爱，没有约会，甚至没有见过彼此。婚礼清淡，嫁妆潦草，一个清洁工和一个皮革匠，例行公事般组合在一起。
日子如水。
直到1988年10月15日，盖尔森基兴布幕克-希伦区博恩街30号5层，梅苏特-厄齐尔降生。
一年后，柏林墙倒了。但在人们心中，高墙渐筑，德国人在这头，“德国人”在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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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齐尔3岁时，德国修订了《外国人法》。其中规范了取得德国籍的程序，给了外国人法律上的认可。即便如此，极右翼政党还是称他们为：拿身份证的德国人。
的确，一张身份证远不能帮助厄齐尔冲破隔离。
博恩街30号，他出生的这栋楼，一共有十户人家，九家外国人，甚至，整条博恩街都看不见一个德国人。离家不远的波茨广场，到处都是土耳其人，偶尔还有黎巴嫩人，厄齐尔从小就跟他们一起玩。到后来，黎巴嫩小孩土耳其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德国学龄晚，法国、英国小孩4岁就能上小学，在这儿得等到6、7岁。厄齐尔还上不起幼儿园，因为，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对移民后裔来说是奢侈品，只能散养。
上小学时，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语言培养时机。而且，德国的小学一般只上半天课，他们更倡导把时间留给家庭，按照德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父母的辅导，才是孩子进步的关键。但古丽扎尔在学校做清洁工，早上6点上班，干到下午4点，晚上7点还得再加个夜班；穆斯塔法下岗之后，开小卖部、开台球厅、开小餐馆，拼命赚钱。谋生都困难，何谈辅导孩子呢？
1996年，德国各州联合发布《关于中小学跨文化教育的建议》，加强“母语课程”发展。那些年，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是个时髦的词儿。德国人本想顺应潮流，尊重差异，促进文化融合，但落实起来，反而割裂了本就不牢靠的社会，土裔孩子更加依赖自己族群的生活圈。
那些政策，给厄齐尔的直观体验就是：土耳其语课时间是德语课的三倍，课时短，任务量大，每节德语课都像“跨栏赛跑”，“每个栏都会挂住自己，跑得跌跌撞撞，终点线遥遥无期”。
缺少学校教育，又失去家庭教育，整天说土耳其话，“德国人”厄齐尔总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他真打心底问过无数次：我是谁，我在哪？而现实回应，往往把厄齐尔推得更远。
从1998年到2000年，他们的邻居，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后裔齐达内的率领下，连捧世界杯、欧洲杯。而在德国，十岁出头的土耳其后裔，厄齐尔，一次又一次被沙尔克04青年队拒之门外。盖尔森基兴是德国北部的工业老城，隶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是全国第一个响应“多元文化主义”号召的地区，却没能改变另一群德国人心底的成见。
接连碰壁。厄齐尔问：“我到底哪错了？”“因为你叫梅苏特。”是的，如果他叫“马库斯”或者“米夏埃尔”之类的常见德国名字，早就踢上青年队比赛了。
2000年，红白埃森抛出橄榄枝，俱乐部传奇维尔纳-基克给他买了双新球鞋，耐克的。这是厄齐尔第一次穿上耐克鞋，被接纳的滋味。
但是，厄齐尔被认可不代表土耳其后裔群体的融入。
2000年3月，欧盟在葡萄牙召开了首脑会议，定了个计划叫《里斯本战略》，要建立一套“反社会排斥”的机制。但同样也是这一年，德国排外暴力犯罪案件达到了创纪录的15651起。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盟国家经济负增长，德国失业人数在2002年高达400万，占总人口的4.8%，其中大多数是土耳其人。2001年，“911事件”又给世界蒙上阴影，时代崩塌，社会焦虑。
2002年韩日世界杯在动荡中到来。决赛中，德国0-2输给巴西，德国人很沮丧；土耳其则凯歌高奏，杀进4强，哈坎-苏克在3、4名决赛中11秒闪电破门，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纪录，土耳其人欣喜若狂。
那一年，厄齐尔在家里，用卫星电视接收土耳其语转播，目睹了原乡同胞的奇迹。也是那一年，土耳其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修改宪法，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4年前，他因言获罪，入狱10个月，恢复资格4个月后，他成为国家总理。
而他与厄齐尔的缘分，还要等到七年后。
4
2005年，厄齐尔如愿加盟沙尔克04梯队，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遭拒。
贝尔格区综合学校的足球课，主教练埃尔格特一眼相中了他。那时，红白埃森已经为十六岁的厄齐尔开出职业合同，月薪4000欧，训练车接车送。但这次，埃尔格特承诺：球员进队不看出身，全靠实力公平竞争。最后，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骚扰”，厄齐尔终于迈步走向大球会。
足球天赋为厄齐尔创造了融入德国社会的顺境，但另一方面，他身上与生俱来的种子，也悄悄生根发芽，比如斋戒，比如诵经。
尽管如此，2007年11月，厄齐尔还是放弃为土耳其国家队效力，选择了德国。那是他最后一次抉择，因为，2009年6月以前，国际足联规定，参加过国际青少年A级赛事的青年球员，如果想代表其他国家参加国际A级赛事，必须在21岁之前更改国籍。
当时，厄齐尔的决定并未掀起波澜，三年后，新的身份危机才姗姗来迟。
2010年秋天，欧预赛，德国对战土耳其。两国首脑一齐出现在看台包厢，厄齐尔遭受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嘘声，土裔德国人里外不是人。不过，这是他第一次会面埃尔多安。
彼时，这位政治强人在国际舞台风头正劲。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埃尔多安是最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一年前，达沃斯经济年会上，他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就“加沙问题”激烈争吵，愤然退场，凭借极强的个人魅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土耳其人民精神备受鼓舞，腰杆硬挺。
比如，阿尔滕托普讽刺起厄齐尔就毫不留情：“选择德国就是一桩生意，他不是德国国脚的话，皇马会看上他吗？他会有这么高的身价吗？”他和厄齐尔一样，都是土耳其后裔，都出生在盖尔森基兴，但他选择了土耳其。
不过，那年土耳其在2016年欧洲杯的申办上，一票之差败给法国，厄齐尔提供了声援。
同年11月，默克尔在波茨坦发表演讲，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彻底失败 ”，德国依然欢迎移民，但移民必须同时努力，融入社会、学习德语。
德国大力推进文化融合的年代，正是土耳其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在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的复杂拉锯战中，后者显然更对300万土裔的胃口。2006年，德国学者调查发现，50%土裔居民只看土耳其电视节目，28.6%只看土耳其语报纸。
2002到2012年，土耳其年均经济增长率5.2%，其中，2010、2011年分别高达9.2%、8.8%。GDP从2300亿美元增至7860亿美元，人均GDP从3500美元上涨到10504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即便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土耳其经济增速依然不减。除此之外，他们还跻身G20成员国，成为欧洲第六大经济体。总之，换作那十年，厄齐尔的爷爷，绝对不会想去德国打工。
那十年，埃尔多安披着“世俗”、“民主”、“温和”的外衣，走上了内政外交的的巅峰，个人魅力最大化。但2012年开始，先后经历叙利亚难民危机、党内贪腐危机、与盟友葛兰大决裂、经济增速骤减、ISIS恐怖袭击、“715”军事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内外交困，支持率持续走低。
此时，厄齐尔已走上职业生涯巅峰，从皇马到阿森纳，跻身世界顶级中场；2011、2012、2013、2015、2016年，五次成为德国最佳国脚；还在2014年拿到世界杯，终于有资格向他的偶像齐达内看齐。“厄祖”皇冠加冕，成为德国足坛的旗帜。但另一方面，他也被动地成为埃尔多安拉拢人心、获取选票的棋子。
今年4月，埃尔多安突然宣布，新一届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6月24日进行，比预计时间提前一年半。
中东混乱、通货膨胀、里拉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隐患像笼罩在埃尔多安头上的乌云，只要寒流一到，土耳其即将遭遇暴雨冰霜。所以，他一定要在风云突变之前推动选举，确保自己的地位。
而厄齐尔，就是德国土裔居民手里100多万张选票的“风向标”。
于是，2018年5月13日，德国队世界杯大名单公布前一天，埃尔多安、厄齐尔、京多安、土耳其国脚托松，伦敦会面，史称“合影门”。
世界杯后，厄齐尔家乡土耳其宗古尔达克区，撤下厄齐尔穿德国国家队服的海报，换上他与埃尔多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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