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石峰高，湘江水長。20世紀初，湘江之濱的大山烏石峰下的茅舍中，有一位貧苦農民15歲的兒子，因帶領饑民鬧糶被人告發，為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離家鄉。他坐在一條載人又載貨的大帆船上，漂流在湘江之中。
幾年後，為生活所迫，他到長沙靖港參加了湘軍，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在湘軍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他機智勇猛，得到營長、連長的賞識，被選送到團部的訓練隊去學習。此間，他在《論立志》的文章中，寫道：“志不立，吾人無可成之事。國亡家亡，滅種隨之。覆巢之下，豈容完卵？弱肉強吞，莫此為甚。吾人生逢斯時，視若無睹，何以禽獸為伍……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何所底乎……”他把“救國救民”作為自己的責任，並身體力行，為“富國強兵”的願望奮鬥畢生。他，就是彭德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民族獨立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勳的，戰功顯赫、享譽中外的人民共和國元帥。
“兩年的擔泥等於住了勞動大學”
彭德懷，原名彭得華，1898年10月24日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烏石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童年時，彭德懷家裡除了父母和他們兄弟3人外，還有一位年老的祖母，鰥居的伯祖父也同他們一起生活。全家七口住在幾間伸手可以摸到屋簷的破草屋裡，耕種著屋後的幾畝荒土。而後，父親病重，母親早逝，一家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彭德懷只讀了兩年私塾就被迫停學，8歲開始肩負起全家生活的重擔。他上山打柴，下水捉魚，換點米充飢;他給富農家放過牛，到煤礦挖過煤，留下的都是辛酸的回憶。
1913年，也就是彭德懷15歲那年，烏石大旱，田土無收，窮人無米為炊。當時烏石有個地主叫陳吉祥，外號“陳滿鑽子”。陳家囤有多年積穀，暗地與奸商勾結，夜裡僱人偷偷運到外地賣高價，卻不肯賣給當地農民。一天，彭德懷提著米袋參加了求糶隊伍。陳家門口擠滿了上百饑民，可陳滿鑽子卻裝出一副可憐相，指著碗裡的蠶豆說：“我要是有米不糶，怎麼對得住鄉親？可是現在實在沒有米了，我屋裡都是吃蠶豆了。”彭德懷十分憤怒，邀一個小夥子闖進陳家大門，爬上倉屋，發現裡面裝滿著稻穀，便大聲吆喝起來。飢餓的人們頓時湧進去開倉出谷。
陳滿鑽子恨透了揭穿他騙局的彭德懷，即去向團總稟報。團防局以彭德懷“聚眾鬧糶，擾亂鄉曲”為罪名，派槍兵到烏石來抓人。群眾聞訊後，趕快給彭家報信。彭德懷連夜逃出烏石，去西林圍當了堤工。
西林圍，在洞庭湖南濱，是由官府撥款和當地大戶集資，利用湘江和資水兩大河流注入洞庭湖時的沖積淤泥，興建的圍湖造田工程。到這裡修堤的苦力大多是附近各縣的貧苦農民和一些為生活所迫走投無路的人。他們不分酷暑嚴寒，整天泡在泥裡水裡，肩上壓著沉重的擔子，還要受著包工頭的殘酷剝削。
堤工的工價壓得很低，還要被包頭與棚頭各抽走5%。另外，對堤工局的監工和驗收員也不能怠慢，逢年過節或遇婚喪喜慶，堤工們都得送錢送禮。稍有不周，他們就會以各種藉口加以刁難，讓你吃啞巴虧。尚未成年的彭德懷既燒火做飯當炊事員，又挑土壘堤，往返於沒膝的泥水中，累酸了筋骨，壓駝了腰背。辛辛苦苦做了兩年半工，僅得三擔半米的工資。因此，他不禁感嘆：“所謂洞庭湖區是湖南米倉，就是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積起來的。”1916年春節前，彭德懷領頭，要求預發工錢過年。堤工局不但不答應，反而將彭德懷定為“不安分子”驅逐。
兩年的沉重勞動，使彭德懷的性格越來越倔強，心中充滿了對豪富者的仇恨和對貧苦大眾的同情。他回憶這段苦難經歷時說：“兩年的擔泥等於住了勞動大學，從這時起，我才認識到勞動人民的偉大和艱辛，認識了中國社會，同勞動人民結了深厚的感情，產生了挽救他們的思想。”
“懷是想念貧苦人民，德是為貧苦人奮鬥，為國家富強而奮鬥”
彭德懷在遭堤工局驅逐的逃離途中，遇上大雨，躲進一個山洞稍避。洞內響著“滴嗒滴嗒”的聲音，仔細一看，原來是洞頂的水滴落髮出的響聲，而水滴落處的石頭，已形成一個深深的窩。他由此受到啟發，說：“石頭這麼硬，還能被水滴穿，如果受苦人都像這水滴一樣，長年累月、堅持不懈地鬥爭下去，這人吃人的舊社會不也會被滴穿、被砸碎嗎？ 人就是要有這麼一股子勁才行。” 於是他為自己起了一個字號：“石穿”。在走投無路之時，恰逢湘軍招兵，彭德懷到長沙靖港報了名。在湘軍招兵的花名冊寫上名字以後，又鄭重地寫下了剛為自己起下的字號：石穿。不滿18歲的彭德懷在湘軍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當了二等兵，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他憑著窮鄉山村苦孩子的勞動本性，在隊伍中任勞負重，埋頭苦幹，不論是軍事操練還是文化學習，成績都很優秀。
1922年8月，彭德懷報考湖南陸軍講武堂時，名字由得華改為德懷。好友郭得雲問他改名“德懷”是什麼意思？他解釋說：“懷是想念貧苦人民，德是為貧苦人奮鬥，為國家富強而奮鬥！”郭得雲十分讚賞，他說：“把你的字號石穿聯繫起來看，你是一個有抱負的人！”的確，他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去實現自己遠大的志向，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實。
彭德懷在舊軍隊中生活了10年。他結交了像黃公略、李燦等20多個真正具有愛國熱忱的知識分子和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他們相約以救國救民為宗旨，不做壞事，不貪汙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討小老婆），不擾民。他們還秘密組織了“救貧會”，議出4條章程：滅財主，平均地權；滅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發展實業，救濟貧民；實行士兵自治，反對笞責、體罰和剋扣軍餉，實行財政公開。
彭德懷在舊軍隊裡不僅不嫖、不賭、不搞錢，而且對舊軍隊中的某些陳規陋習不願隨波逐流。他被提升為團長時，師長周磐找他談話，要他趁提升的機會到省長等上司那裡去拉拉關係，當時叫做“謝委”。彭德懷當即表示，“我不去謝委”。周磐還說就職那天，上邊發有就職費1200元，地方上的公教團體、本師師部和各團的同事都會來道賀，應設宴招待，以便爭取他們以後捧場。彭德懷更加反感地說：“這麼多麻煩，這個團長我不當了！”周磐深知彭德懷脾性，只好向師參謀長交代說：“師部各員，二、三團官佐都不要去道賀了，免得石穿又犯了他的犟脾氣。”
在注滋口駐防期間, 彭德懷在空閒時常到附近的農民家串門聊天。大家見他態度和善，談起農事來很在行，又很同情貧苦人，就都願向他傾訴苦衷。一次，有個叫姜子清的農民，向他訴說前幾年辛辛苦苦在湖濱開墾出來的10多畝稻田葦地，被當地惡霸地主歐盛欽強行霸佔的事。彭德懷對姜子清十分同情，回去進行調查，發現不僅此事屬實，而且得知歐還在該地封河禁止網魚、封葦地禁止砍伐、禁止捕獵野鴨，還巧立名目加稅收、強佔良田房產、放高利貸、強迫賣青苗。歐盛欽還一人包攬當地稅務局長、堤工局長兩個肥缺，依仗其兄是少將高參，在注滋口鎮一帶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彭德懷決心除掉這個惡霸，便派一班長王紹南和魏本榮等3名救貧會會員，化裝成老百姓，帶著槍，由姜子清帶路，悄悄摸進歐的住宅，乾淨利索地處決了這個魚肉百姓的惡霸，並張貼匿名佈告，宣佈歐盛欽的罪狀，大家暗暗叫好。
彭德懷秘密處決歐盛欽的事，不久被人告發，遭逮捕，幸於押往長沙途中，機智逃脫，在湘潭縣易家灣得船工羅六十老倌幫助，夜渡湘江，逃過一劫。而注滋口只停了一天稅收，百姓仍在受苦。這次救貧活動使彭德懷深刻認識到“殺一兩人無濟於事”。他對救貧會會員說：“中國如何得富強？過去只知道有滴水穿石那樣的意志去奮鬥。現在明白了，沒有政治主張，沒有共同信仰的團體共同奮鬥，那只是一種幻想。”
“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裡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就在此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後，開始了北伐。彭德懷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他脫下湘軍營長的官服，換上國民革命軍的灰色軍裝，參加了北伐戰爭。他看到一路上貼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的標語，感到一片新氣象，非常振奮。在攻打武昌的戰鬥中，彭德懷代理團長指揮一團作戰，有機會結識了一師政治部秘書長、共產黨員段德昌。
段德昌在深入各團活動時，發現彭德懷帶領的部隊戰鬥力強，軍紀嚴明。他倆多次交談，並在玉泉山上的關帝廟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彭德懷向段德昌傾吐心曲，向他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救國救民的願望。段德昌針對彭德懷的“耕者有其田”，告訴他：“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當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應當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由按勞分配發展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共產黨是按照這樣的理想而鬥爭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已實行按勞分配，消滅階級剝削。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員就是要為這樣的理想社會奮鬥終身。”
這讓彭德懷在彷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很快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了熱切的嚮往。他如飢似渴地閱讀段德昌送給他的《嚮導》《新青年》《共產主義ABC》《通俗資本論》等進步書刊，開始從深層次來思考自己的人生歷程，對自己作了嚴肅的剖析。
之後，他莊重地向段德昌表達加入共產黨的願望，並要求段德昌派人來一營發展共產黨組織，對部隊進行改造。只是由於考慮國共合作的關係，上級決定暫不在第八軍中發展黨員，他的願望才沒有馬上實現。1927年10月，彭德懷升任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長。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懷從大革命的失敗中真正認識了共產黨，拋棄高官厚祿，冒著生命危險，毅然決然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段德昌作為介紹人與他促膝長談。段德昌說：“這一年中，你多次要求加入共產黨，雖然未能如願，但仍獨立地堅持革命的立場，這對你來說，是經受了考驗和有益的鍛鍊。現在你很久的願望己經實現，特委通過你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報省委批准。待批准後要舉行入黨儀式。”
在入黨儀式上，彭德懷莊嚴宣誓：願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犧牲一切，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他還懷著堅定的信念對支部的黨員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們這裡不是又加了一股嗎？”
在以後的46年中，他為實踐莊嚴的誓詞，赴湯蹈火，嘔心瀝血，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無論肩負重任、身處順境還是罷官謫居、身陷囹圄，升沉榮辱，他都同樣保持赤子之心，信念始終如一。“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
彭德懷一生心裡時刻裝著人民的憂和樂。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環境，他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要說有一點長處的話，那就是不忘本。”彭德懷多次說過，“我們都打過仗，哪有靠一個人能打勝仗？要靠集體領導、民主作風、群眾路線。”“我們勝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離開了人民，我們就會一事無成。”他待士兵親如兄弟，時刻把戰士的飢餓冷暖掛在心上，對部屬生活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長征過夾金山時，他發現孫毅沒有乾糧吃，馬上把自己僅有的一點乾糧，分給孫毅一半。孫毅再三推辭，彭德懷笑著說：“俗話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見面分一半嘛！”這讓孫毅感動不已。
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提出在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就連在最艱苦的時候捋樹葉、挖野菜，也規定部隊不得在村莊附近與民爭採。他親自帶領幹部攀巖越嶺到遠處山中去尋，把近處、平坦處的野菜、樹葉留給群眾。革命勝利後，他在任國防部長期間又一次對部隊實行了精兵簡政，並且從自己做起，將警衛局給他配備的3個警衛人員精簡兩個。
彭德懷牢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始終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克勤克儉，艱苦樸素。行軍打仗時，他常常身著一套舊布軍裝，腳穿一雙草鞋或布鞋，有時布鞋破爛得穿不住，還用麻繩綁著，與普通戰士沒有什麼兩樣。不同的是，他還揹著一個地圖包，像長長的漁鼓。戰士們遠遠地看到，都笑他：“打漁鼓的來了！”
彭德懷主持制定八路軍的供給標準時，堅持和朱德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只拿與師旅長一樣的5元錢的津貼費。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續範亭在延安見了彭德懷，感動不已，寫了這樣一首詩相贊：“爽直將軍貴姓彭，志如鐵石氣如鯨；三軍一致稱模範，粗布征衣半老兵。”
革命勝利了，可他仍然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他從西北前線進京彙報工作時，看到從西柏坡進駐北京暫住香山的一些機關辦公室裡，不僅擺著沙發、茶几，鋪著地毯，而且還放著花瓶、盆景、魚缸，極其敏銳地感覺到幹部進城後思想、作風的微小變化，便直截了當地對周恩來說：“前方幹部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情況還極其艱苦，我想說的不只是他們可能看不慣這裡的這些情況，而主要的是恐怕進了城的同志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感情淡薄起來，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裡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麼樣呢？”周恩來稱讚他意見提得及時。
抗美援朝回國後，他住進中南海“永福堂”。這是一座古老建築，年久失修，門窗油漆剝落，屋頂漏雨。管理部門給他在什剎海附近找了一個有兩層樓房的小院。可他看後對秘書和侄女說：“住在中南海，門口有個站崗的就夠了，搬到這裡，又要搞個警衛班，那不是增加國家負擔嗎？”有關部門見他不肯搬，想把舊房翻修和粉刷，也被拒絕了。他說：“哪裡漏就補哪裡，能住就行了。”
1958年12月，彭德懷在湖南湘潭地區進行調查研究
1955年，國家進口了一批吉斯牌轎車，管理部門想把他那輛舊吉姆車更換,他說什麼也不肯。有人向他講述新車寬敞、平穩、舒適等好處，他嚴肅地說：“世界上好東西多的是，總不能見到什麼好就搞過來嘛!配車是工作需要，不是為了圖舒服，有個車坐就行了。”
彭德懷說到做到，從不搞“下不為例”。1958年回鄉時，鄉親們送了一瓷壇蜂蜜和兩隻鴨子給他。本是家鄉人民一片情意，蜂蜜和鴨子又是本地土產，可他回京後發覺了，堅持要折價匯款給隊上，並給支委們寫了一封信：“回到北京居地，數星期以後才發現你們送我一瓷壇蜂蜜，這是烏石生產大隊全體人民的勞動果實。我對於中國人民和鄰友們，無多貢獻，吾之心情不安，深感慚愧，擬將原物奉還，又不便投寄，故折價30元，請予查收，交大隊投入副業生產。”
1966年，他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時，在螺髻山畜牧場吃了一頓飯。回到西昌一打聽才知道只收了兩元飯錢。他說，那是人家用血汗生產的，付這麼少的錢不好。即給一位姓田的幹部寫了一封信：“我們今天在你場吃過飯，每人只算兩角錢，實在太少。以六斤肉計，每斤七角，即四元二角，還有其他飯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給兩角外，另補八元，請查收。任何企業必須嚴格執行核算制度。”
彭德懷常常告誡幹部：“我們革命幹部在人民群眾中，時時刻刻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利益……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抬高我們，讚頌我們，害怕我們。”
“對毛主席就是要講真話，才是對革命負責”
彭德懷為人剛直爽快，最反對虛偽和明哲保身，敢於堅持真理，有意見敢於直言。他常說：“一個負責幹部，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這才叫負責。”1957年，他在視察一些地方後，發現反右有擴大化的傾向，準備向毛主席彙報。有的同志說：“運動正在風口上，現在談不是時候吧？”可彭德懷說：“對毛主席就是要講真話，才是對革命負責。”去見毛主席時，他直接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他去過湖南、河北、甘肅、青海、陝西等10多個省、區檢查工作。在各地，他看到一些已經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大棵大棵的樹被砍來燒炭鍊鐵，昔日的青山變成了禿嶺，深為人民的生活擔心。他對各地宣揚的畝產稻穀幾萬斤、紅薯幾十萬斤的“高產典型”十分懷疑，便回到自己的家鄉看個究竟。晚上，他在家裡召開有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和社員代表參加的座談會。會上，社員說話吞吞吐吐，各級幹部報的畝產數差別很大。為了弄清一畝地到底能產多少糧，會後，他冒著寒風，來到吳公塘幾丘沒有收割的、被幹部們稱為的“高產田”邊，幾次蹲下去，扯出禾蔸根數。他對同去的幹部說：“你們看，禾蔸這麼小，禾苗香棍子粗一根，會有千斤一畝嗎？我們那時在家作田，一畝扮上500斤就算好禾咧！”幹部們也都承認，今年收成雖然算好，但實際上沒有講的那麼高，畝產數字是喊出來的。
通過親自深入調查瞭解，他發現“大躍進”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決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廬山會議上，他對1958年以來黨在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指導思想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他直言上書，實事求是、切中時弊的批評被指稱“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向党進攻，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鬥爭，並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
彭德懷注重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進行探索。他說：“幹什麼光憑好心腸不行，得先學習，先調查。”1961年11月3日至12月23日，他在湘潭進行了50天的農村調查，先後接觸了2000多名群眾和幹部，召開過許多座談會，調查過7個公社和10多個大隊的情況，在烏石彭家圍子的煤油燈下和湘潭錳礦簡陋的招待所裡寫下了《湘潭縣烏石公社金星、新坪、烏石三個大隊的手藝工人情況》《湘潭縣花石黃荊坪集市貿易的情況》《一個減產隊的調查材料》等5個調查報告。
1965年，他赴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很高興“又能夠為人民服務了”，帶到成都的書就有20多箱。他說對工業是外行，準備邊幹邊學。
“文革”中，彭德懷身陷囹圄，長期遭受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但他仍矢志不移地學習。在接受審查期間，他說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求訂閱多種報紙，提供一些書籍。他寫信給侄女彭梅魁，請她幫助買一些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他還給四川省三線建設辦公室會計寫信，說眼鏡度數不夠了，不便看書，請多郵一點錢讓他配副眼鏡。他追求真理的學習，直到生命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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