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苦

这个问题，就牵扯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武王伐纣，分封诸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不是绝对。

周昭王南征楚国，周天子六师全军覆没，周天子命丧黄泉，史书上只有很隐晦的短短一句话，周昭王南征不复。可见也就那么回事。

周天子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也是诸侯国中的一个，接受诸侯国馈赠，承诺保护诸侯国。

这时候，包括最开始的夏商，都没中央集权的概念。作为共主的周天子无权干涩诸侯国内政。诸侯国享有经济军事政治大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微乎其微，所以存在了四百多年。

但汉代就不一样了，汉承秦制，中央集权。

皇帝独尊，皇权至上，却又在地方搞分封制，刘邦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赢氏整体实力不强，所以大厮分封刘姓为诸侯王，大多被分配到富庶地区，希望天下大乱时他们可以巩卫京师，起兵勤王。但是八王之乱，赤裸裸打脸了，只有反王没有叛郡。

诸侯国享有经济军事政治大权，所以往往形成割据势力，对抗中央集权。诸侯国实力提高，必然会发生叛乱。

但是小编不得不提一句，发展地方经济还是分封比较好。行政区化越小，管理者对每个角落的了解程度必然会提高。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大陆的一个市也就跟香港一个区地位差不多，但是香港区明明更有钱。

逸谦吧唧吧

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秦王嬴政奋六世余烈，东征西讨，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并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从此，中国历史正式告别分封制，正式进入郡县制。

所谓分封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天子拿过地图，在某一块土地上画个圈，跟某某子弟或功臣说，从此，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了，你就是这块土地的王，你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组建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在这块土地上收税。

从此，这块土地就成了某某子弟或某某功臣家族的，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这就是分封制。

而所谓的郡县制，就是把全天下的土地都划为郡，郡下又划为县

所有土地理论上都归天子所有，天子在整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每个郡、每个县又建立各自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管郡政府，郡政府管县政府，县政府再通过基层官吏官吏县内的所有百姓和土地。

这就是郡县制，郡县制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同于封建制的国王，他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更不能世代相传——因为他是由国家统一任命的，有任期，但总任期不固定，他有可能高升，也有可能被贬谪，还有可能退休。

但是，历史教科书没告诉我们的是，虽然汉承秦制，但汉高祖并没有全盘继承秦始皇的政治遗产，而是在秦始皇所创立的政治制度上做了一些调整，最明显的，西汉初期没有完全拷贝秦始皇的郡县制。

汉高祖刘邦在西楚霸王咸阳分封的既定整治成果和楚汉相争结束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行了「郡国制」的政治模式，所谓郡国制，就是郡县制和分封制杂糅的产物，在中央政府也就是汉政府管辖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在向天子称臣的各诸侯所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分封制。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汉高祖刘邦搞的还是分封制，燕、梁、楚、淮南、长沙诸诸侯王，不过是给汉高祖刘邦上了个皇帝的尊号，承认刘邦天下共主的身份而已。

这一段历史表明，从西楚霸王咸阳分封开始，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个短暂的回潮，一般认为，这一回潮持续到汉武帝时。

这似乎印证了我们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历史总是螺旋的前进。

但是，在封建制短暂回潮的这一段时间内，便是接连不断的诸侯造反，先是汉王刘邦造霸王项羽的反，后是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造汉高帝刘邦的反，后是齐王刘襄等造汉后少帝刘弘的反，最后是楚王刘濞等造汉景帝刘启的反。

而同样实行分封制的夏、商、周，都是发展了几百年后才有诸侯造反，为什么明明都是分封制，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三方面的原因。

①夏商周时，人口有限，全民的生产力有限，人们在原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就能过得很好了，各诸侯既没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所以那时很少有诸侯造反。

但从春秋开始，人口不断地争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进步，各诸侯有了向外扩张的欲望和能力，诸侯间的相互攻伐也就成了常态，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便是从春秋开始，战争已经谈不上「义」了，就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得极为正常。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众多的诸侯国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了，天下归于一统是必然的，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彻底遏制诸侯王继续攻伐的欲望，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在理论上使人民免于战争的苦楚。

而秦始皇不过是那个摘桃子的人而已。

②秦始皇和秦二世执政时期，国家并未如预料的那般，减轻人们的负担，人们依旧要像战时一样，不断地付出，甚至由自由人沦为刑徒，人们再也受不了这种苦楚了。

秦始皇死后，这位曾经了统一了六国极度权威的帝王归为尘土，政府内原本唯秦始皇命是从的大员逐渐掌握话语权，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行力下降，原本被打压的东方六国百姓和野心家也趁此机会揭竿而起，秦二世胡亥又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于是，大秦亡了。

秦亡于项羽和刘邦所代表的楚军，也亡于陈胜、武臣、魏咎、田儋、赵歇等各诸侯四处点起的烽烟，更亡于秦帝国治下的百姓对秦政的愤怒。

因为武力的不济，项羽只能在咸阳主持分封，而不能称帝；主持分封时，项羽把自己可以自主处置的秦楚两地皆一分为四，秦地分给刘邦、章邯、司马欣、董翳，楚地分给项羽自己、英布、吴芮、共敖，而项羽和刘邦的老领导楚怀王熊心，则被遥尊为义帝，有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身份。

其实，只要我们稍稍仔细地看项羽的分封，就能发现，项羽的分封其实是在给各诸侯埋雷，项羽要的并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政治形态，而是一个随时会不断起火的天下大势，项羽要在当灭火队长的同时，逐步地兼并天下，最后成为秦始皇那样的帝王。

「彼可取而代之」，项羽当年可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的。

随时会起火的天下大势也确实如项羽所料，但项羽料到了开头，没料到结局，没料到局面会彻底失控，在失控的局势下脱颖而出的，竟然是汉王刘邦。

刘邦于垓下击败项羽后，被诸侯推举为皇帝，而后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人的造反，不过是秦末诸侯混战的延续罢了。

③刘姓诸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后，不会坐以待毙，必会奋起反击，这便是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但其实，在七国之乱前由齐王刘襄主导的诛诸吕，虽被汉文帝、周勃君臣给予了正面肯定，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造反。

吕后死后，吕后时期遭受打压的刘姓诸王意识到，虽然自己也姓刘，但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自己随时可能被调离封地（梁王、淮阳王），随时会被削去部分封地（齐王），自己随时会绝嗣（燕王），当他们被打压后，吕家和惠帝的儿子就会过来填补这些空白，他们不但不能坐以待毙，还要发起最猛烈的反击，一举拿下最高的权力，主导天下大势。

这其中，齐王刘襄做的准备充足，也差点就成功了。

可惜，当年跟随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害怕刘襄登上皇位后秋后算账，把吕后打为负面人物后，他们也会被打成附逆之臣，他们的爵位、前途都将不保，因此，以周勃、陈平、灌婴为代表的老臣迎立了皇四子代王刘恒为帝，功臣和皇子达成政治同盟，仅在军事上短暂占优的刘襄也不得不妥协，回到封地齐地继续做自己的齐王。

在这里，我们看到，刘姓诸王之所以要反，是因为怕，怕失去，所以主动出击，这跟春秋、秦末的诸侯战争都不一样，春秋和秦末的诸侯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想要更多。

参考资料：《史记·周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史记·吕太后本纪》、《史记·孝景本纪》、《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史记·黥布列传》

遥望燕园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们不明白倒也没什么关系，最不明白也最死不瞑目的，是项羽。项羽本来觉得他可以像周武王那样，分封诸侯后，就安心地过周天子的生活，让他的西楚帝国也延续800年。但是，基本上他的屁股还没坐稳，他分封的那些诸侯就造反了。

（刘邦剧照）

第二个不明白，死了又忍不住睁开眼发火的，是刘邦。他为了他的子孙们，诛杀异姓王，把江山都分封给他的子孙们。为了做成这件事，他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遭了多少咒，挨了多少骂，可是几十年不到，他的子孙又打起来了。如果他地下有知，他都不知道要叹息成什么样子。

那么，为什么秦汉时期，分封制不能像西周时期那样，继续推行呢？

第一，两个时期天子与诸侯王的待遇差别太大了。

周武王分封的时候，除了周天子对诸侯们有节制能力外（靠什么来节制？我们一会儿讨论），在土地和臣民的分封上，是按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等这样的等级往下分配的。天子占有的土地和臣民最多，但也并没有多到哪儿去。因此可以说，天子和诸侯王的等级差别并不大。

项羽分封、刘邦分封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秦始皇当了皇帝后，给天下做出了一个皇帝的标本，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臣民都是皇帝的。虽然秦朝按照军功，有一定的分封。但是秦朝的法律太严酷，基本上皇帝随时随地就可以夺去诸侯的土地和臣民。而且事实上，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没有封过一个诸侯王，不管是他的儿子还是功臣们，都没有一个是王。

（秦始皇雕塑）

秦始皇树立的这根皇帝标杆，让后世的人知道，当皇帝有多么重要，当皇帝和当王当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人人都想当皇帝，都要争夺皇位。

第二，两个时期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周朝建国的时候，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大批奴隶被局限了井田里生产，而且劳动力水平低下，就算是奴隶主，很多时候都要亲自参加劳动，亲自参与顺应季节的农耕及祭祀各种事项，所获得的物质利益，也不是很多。同时，由于忙于繁重的生产活动，奴隶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争权夺利。只有到春秋开始，铁制农具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争夺土地和臣民才变得很有意义。

秦汉时期，生产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井田制已经被废弃，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变成了主要的生产模式。同时，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这样，贵族地主不需要亲自指挥布置生产，更不需要亲自参加劳动，只需要到时候收取地租就可以了。因此他们有更多时间忙于政治事务以及打仗的事情。而且，占有的土地和臣民越多，获得的地租等利益也越多。

第三，两个时期的文化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周朝建国的时候，社会秩序，是按照周礼的规范来要求的。

作为奴隶等劳动者来说，不需要什么礼仪，他们在棍棒和绳索下劳动。对于王公贵族来说，礼仪则非常重要。那时候，周礼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运行规则。谁要是违背的周礼，都会遭到大家的谴责。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维护尊卑秩序。位卑的人，不可能通过造反，获得更尊贵的爵位。所以，在周礼的规范下，社会秩序井然，造反很少。

（周武王画像）

但是，经过春秋、战国400年的大动荡后，周礼已经完全破坏，并且没有建立起其他维护社会运行的新秩序（儒家秩序，是汉武帝之后才开始有的，而且一直不成熟）。社会秩序完全由利益来操控。每个人都敢造反，都敢向最高的权力中枢靠拢。陈胜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敢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敢说“大丈夫生当如此”。

可以说，虽然项羽、刘邦都进行了分封。但是，因为维护分封制的周礼缺失，分封肯定是不能维持下去的。所以分封不久，又开始造反，重新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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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时，分封制已经是种很成熟的体制，至少夏商周三代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他最起码照顾了每一个诸侯，让每个诸侯都享受到了作为君的好处，这是个分权的时代。但是到了秦始皇时期，这套成熟的体制被破坏殆尽，直接采取了在中央加强君权的体制，那在地方上将全部权力收归中央甚至到皇帝手中再重新进行分配，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郡县制，也就是说郡县制实际上是中央君主集权制的一个对于地方政策的配套措施，这个时候的地方官，虽然对于他们的下级而言，还是君，但是对于中央对于皇帝而言，他们是完完全全的臣子，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所以才会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说。这就是后来司马光资治通鉴开篇之论，我个人深深赞同。如果说以前的社会只是让权力地位的观念在贵族之中根深蒂固，那到了秦汉时代，对于权力地位的追逐则深入到每个平民老百姓的骨髓之中，比方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比方说陈胜吴广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干的所谓何事？都是干的秦始皇的勾当，当皇帝，一统天下。为什么？因为当了皇帝后所拥有的权力可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可能比拟的，所以说从秦汉时代开始，人人都在做着皇帝梦，其实到了现在人也一样。所以说，在君权面前，人人平等。你凭啥能当皇帝，我还想当呢。你剥夺我权力，我在名分上不能反对皇帝，所以也只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干着杀人越货抢夺地盘当皇帝的勾当。这就是时代背景和人的观念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现象上的变化。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不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名分上不同。所以分封制下的中国会天下大乱，而郡县制下的中国依然会天下大乱。有人会说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绝对的，实际上这种说法纯扯淡。那按照这种说法，夏商周时代的小农经济在哪里？现在的小农经济又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反应了一个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夏商周时代如此，帝国制时代如此，现代一样如此。所以，刘邦搞分封会造反多少不是偶然，他不搞分封一样要造反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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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刘邦比起周武王姬发来说它的手段完全不比对方强！如果说真的要我找到刘邦的汉朝里面有哪一个皇帝做到跟周武王姬发一样的话，那就只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招看似平常，看似有一点点多此一举，但实际上对于汉朝接下来的统治，正巧是因为这个措施使得汉朝能够延续400年的时光！

荀子曾经说过，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商汤和周武究竟强在哪里？曾经商朝有一个皇帝叫做武丁，他把国家的祭祀权和国家的王权糅合在了一起，使得商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周朝为了能够打破商朝之间的统治就必须打破商朝所建立起来的神学，如何打破周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重新制造一种崇拜，重新制造一种信仰，周礼！

周礼看似是一种里实际上这是一种信仰，就连大圣人孔子都拜倒在这种信仰之下，可见这种信仰对当时的人民有多么大的一种影响力，天下百姓都知道周王是个废物，（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但是天下百姓又服从周礼的安排，并且周礼的最终解释权在姬发的后人手里面。

所以说战国百年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打破周礼这个信仰，并且为了自己而战。

刘邦依靠着武力上的优势战胜的西楚霸王项羽登顶了天下之巅，但是他却没有给国民创造信仰，一方面国家形势有点不容乐观，需要长期的处理各种干的叛乱，另外一个方面，刘邦没有这个意识，手底下的人也认为秦朝既然制定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那就顺着这个框架继续建设，也不需要多费心思去建立新的信仰，这样的话对于整个政治行政的压力来说，可以稍微减轻一点儿。

在这之前，战国打破信仰的传统，得到了延续，所有人知道叛乱那些头顶的人，他们并不是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击垮他们击败他们，从他们手里把权力打过来也是可以的，这也就造成了刘邦登基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战乱一直不停。

直到汉武帝。直面了这个问题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除了武力上面是我服，其他的外来势力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上面彻底统治！

我们看到在封建制度的后期，很多帝王并不是主张武力上面的绝对是强势，而是主张精神上面的统治，很明显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封建王朝的倒台，人们从废墟之上剪出来的一两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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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周王朝的分封制，奠定了中华帝国的初始版图。汉朝时的分封制，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的修正缓冲行为。在完成了必要的民众心理和制度的完善后，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历史主流。

周王朝：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

周王朝施行分封制的原因是，周武王在一天之内革命成功，灭掉了商王朝，是小兵临大国。

王朝初建，天下土广民众，如何能够用最小的人力，快速地消化商王朝的政治遗产，是摆在统治者面前最为棘手的任务。周武王夙兴夜寐，“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怀着开天辟地的政治情怀，对于顽固的殷商遗民，周王朝没有实行“剃发易服”的强制同化之策，而是采取了“存人国、继人祀”的方法，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尽最大可能地降低了民族矛盾。

（周武王）

姬发在克商四年后病逝，他的弟弟周公旦在商王朝的“内外服”政治制度基础上首推“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将众多的王室宗亲封建到各地，为新兴的周王朝开疆拓土，保驾护航。

这个时候的各个诸侯国，于公是国家的臣子，需要为君主打仗开疆；于私是家族的成员，需要为“族长”周王排忧解难。宗法制，是与封建制同时建立起来的伦理制度。

周王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看似划拉一大片地方，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先在当地建立起稳固的、深入人心的统治，并没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当地还有很多土著政权，抵抗新来的诸侯王军队。这样，诸侯国就不得不依赖“族长”的力量来形成局部优势，在当地站稳脚跟。

比如，姜尚得到了齐国作为封国，然而齐国地处东夷，民风彪悍，纣王时期也没有将齐地的东夷人打服。姜尚被任命为齐国公，在没有打下来之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周王室实际很聪明，慷他人之慨，对后来的秦国也是如此。姜尚在前往山东的路上，一个当地的部落长告诉他：“周公、召公都封诸侯，可是他们没有上任，还在朝廷，这是因为他们是姬姓王族的缘故，他们即使没有封国，依然也是朝廷重臣。你是一个外姓人，这次齐地建国是你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片基业的好机会，怎么还慢腾腾地走呢？”姜尚听后，快马加鞭，史称“黎明即至”，然后靠着周王朝给予的“征东大元帅”的名义，充分调动了周王室力量，一连打了三年，才站稳脚跟，为诸侯国封土建国开了一个好头。

（西周诸侯王：殖民据点）

诸侯国纷纷就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些城镇充当殖民据点。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的领土实际上并不是连成一片的。在全国各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殖民据点，大邑数千人、小邑数百，有装备着青铜武器的周人嫡系部队守卫，对城外的数万“野人”进行军事、政治压制，文化同化。“野”这个词，之所以现在具有了“粗俗”、“蒙昧”的内涵，与周朝时期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未开化”的人有关。

这种压制并不稳定。在周王朝势力上升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敢打诸侯国的主意——打狗还要看主人。当年周王可是连续三次南征“楚蛮”，最后昭王都被“楚蛮”偷袭淹死在了汉水。齐桓公带着九国诸侯，兴师问罪楚国时，还把这件事跟楚国不上供祭祀用的茅草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当时的周王朝非常尚武，能够压制一般的“野人”，为诸侯国提供强大的外援和底气。

春秋战国：分封制渐显颓势

周王朝晚期，情形发生了变化了。“边缘民族”由于受到了周王朝先进的文化的影响，渐渐开化，形成了原始的政权，纷纷迁往中原居住，翟、狄等部落都已经把黄河流域当家了。周王室却渐渐开始腐朽堕落，终于发生了犬戎攻破镐京的事件，堪称周朝时期的“靖康之变”。此后平王东迁洛阳，周王室力量衰败，开始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原先设置的分封制的基础，就已经没有了社会环境。西周300年的发展，各个诸侯国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中原的郑国、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国，其人口和军事能力都已经与周王室并驾齐驱。因此，“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个诸侯国，开始主动寻求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努力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股变法的高潮。

（春秋早期:周王已式微）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变法，其根本目标都是富国强民，兼并讨伐其他国家。战国时期，中原各地都已经开发完毕，少数民族都已经被同化、被赶跑。比如，秦国把义渠人同化了，赵国把楼烦和林胡赶到了漠北，就是弱如燕国还把东胡从辽东赶跑了。战国列强越打越大的战争规模，终于催生了中央大一统政权的来临。

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全国的战争资源参与竞争，这是战国时期牺牲的200万士兵们用生命写就的政治经验。因此，分封制逐渐没落，各个国家都开始了中央集团的变革。其中，由于秦国发展最慢，贵族势力最弱小，秦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最为成功。历史选择了秦国，作为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开创政权。

汉代分封：历史的惯性

在缺乏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下的中央集权，受到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以复辟为目的的军事叛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

历史终于演进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但是汉朝并没有采取秦朝一样的“革命”做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良。

不管是出于承认既成事实，还是遵从了人们恢复古制的愿望，刘邦开国，分封诸侯国，天下凡有36郡，分封且占21郡。

（刘邦分封形势图：守内虚外，占据关中四周关隘，立于不败之地）

此时的天下州郡，已经大都开发完毕，尤其中原各郡，经过周秦两朝800多年的开发，民族、文化高度统一，经济发达。刘邦占据了关中和四周的险要隘口，形成四塞之地，借鉴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关中对关东形成了战略地缘优势。在中原地带，控制了洛阳作为前出基地，威慑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首先发难，凭借着封地里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发动了反叛。刘邦在去世前一年，还在平叛的路上。刘邦临死前，已经削平异姓诸侯国，杀白马立誓：非刘不王。

刘邦是第一代天子，家族人丁不旺，因此不排除刘邦分封诸侯国的个人动机——在中国传统的宗族概念里，刘邦希望能多封众建，快速提升宗族实力。

但是此时的分封，已经与周王朝初期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语了——周王朝分封，是为开拓；汉王朝分封，是为众建。时代不同，同样分封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刘邦在世时，就曾考虑过诸侯国会不会造反的事。吴王刘濞在就国前，刘邦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刘濞啊，以后，你会不会造反啊？”

唬的刘濞马上趴在地上，连声说：“不敢，不敢！”可是最后造反的，就是这个刘濞带头。可见，刘邦当时也不认为在当时中原土地都已经开发的时候分封是一件好事。刘邦在平叛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关东土地肥沃，生齿日繁，经济发达，封土建国必然会使诸侯国对中央权力产生觊觎之心。诸侯王对皇位，有着极大的道统优势，从纳什均衡理论来看，天生具有夺取皇位的利益动机。七国之乱中，楚王就曾说过：“都是高皇帝的子孙，为什么我不能做皇帝？”

汉武正道：天下终归一统

可刘邦为什么还要分封呢？除了前文中说过的刘邦的家族私心外，刘邦朝廷的权力架构的平衡设计，才是汉代分封制的另一个主因。

在汉朝的权力架构设计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实现外部制衡。功臣集团与外戚势力，形成内部制衡。外戚、功臣、宗亲，又形成了三方制衡。

在朝堂上，皇权与功臣集团充分合作。因为功臣集团的利益与皇权一致。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以朝廷直辖的政治、国力优势，压制对中央有威胁的诸侯王。

在地方上，诸侯王都是刘氏宗亲，在外部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对朝廷里的功臣集团形成战略威慑，使得功臣集团不敢变成权臣集团，同时宗王镇守地方，在汉朝的官僚制度没有完善前，也有助于汉朝统治的稳定。

汉朝初期，皇权在微弱时期，也要借外戚的力量来施展皇权，免于被功臣集团架空。可是外戚一旦坐大，势必要引起功臣集团和宗亲的抵制，这两方会合作铲除外戚。

这样，外戚、宗王、功臣集团实现了三方制衡，在皇权不是很稳固时的汉朝初期，实现了平稳过渡。

（汉武帝时的扩张）

这样的过渡本来就是妥协式的，三方制衡的，经常会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而打破平衡。因此，汉朝初年政治斗争不断，但是总是能化险为夷，再次建立平衡。这种局面，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被打破，诸侯国的势力开始被削弱。到了汉武帝时，他一口气做了54年皇帝，从小字辈熬成了爷爷辈。汉朝的初年的几大势力中，宗王势力被“推恩令”削弱，外戚势力严重依赖皇权，汉初功臣集团基本被连根拔起。汉武帝此时，又不失时机地完善了察举制和征辟制等官僚选拨渠道，使得汉朝中央完成了大一统集权。

（汉武帝剧照）

所以，汉朝刘邦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是由周王朝的开拓式的分封政治向统合式的中央集权政治转变的缓冲制度。战国时期诸侯封建叛乱的旧例（三国分晋、田氏代齐等），也毫不例外也发生了叛乱的行为。只是，由于刘邦设计的权力架构的制衡体系，等到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完成了中央集权。

而知而行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因为它到处了两个虽然看似分封制，但实际上并不相同。

上图为西周分封诸侯图

西周分封的特点：

1、西周分封的核心是拱卫防御。周武王时的第一次分封，是为了围堵商朝，虽然商朝在帝辛时被西周击败，但疆域辽阔，实力不必西周弱小；周成王时的第二次分封，是为了防御东夷和淮夷，这才有齐和鲁两地的分封，而商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将底层人员和贵族分布处置，彻底解决商朝问题。

2、西周时被分封的人员，以姬姓血亲为主，不是以功臣为主。周、鲁、晋、燕、郑、蔡等很多大而重要的诸侯国都是姬姓。真正以功臣分封的只有齐一个国家，还是因为东夷的存在而分封的。因此，西周分封主要是以姬姓血亲为主，功臣分封为辅。

3、西周分封时的诸侯国实际有效管辖分为很小，基本上就是以城邑为中心。想要造反，哪有这个资本。

4、在西周时期，西周王室一支都是最强大的

上图为秦末汉初项羽分封的十八路诸侯国图

再来看项羽或者刘邦时的分封制度：

2、秦末汉初的分封，都是以功绩为标准来分封。这和西周时以血亲来分封是不一样的。在刘邦灭异姓王后，汉朝及后世王朝以血亲分封也同样保障了分封的相对长久。

3、秦末汉初的分封，都是大块土地的分封，和西周时只是分封一小块土地不一样。西周时的诸侯只有一点点土地，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来对抗周王室，造反是有心无力。秦末汉初的分封各王都是占有相当大的土地，有足以支撑的割据实力。

4、在刘邦称帝时异姓王时期，西汉的刘邦虽然是皇帝，但刘邦的西汉，和韩信的齐或楚，彭越的梁，英布的九江等国相比，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即便是齐国之乱时的吴楚，军力一点不比西汉低，逼得西汉军队不得不以梁为诱饵来保存实力和寻找战机。

实际上，和西周分封最为接近的是秦朝的一次流产分封方案：

即丞相王绾的封王建议：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以秦始皇20多个儿子来尖酸，燕、齐、楚三国就要分裂为20多个诸侯国。这和西周时以血亲分封的做法是一样的。目的也是一样的（镇压远方）。

至于能不能像西周那样那么久，就不得而知。

历史哨声

这就要好好研究一下，分封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很多人理解分封制，就是皇帝把自己手里掌握的土地分封出去，造出一堆大大小小的诸侯。这样理解好像没毛病，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至少周初封建的时候，远远不是。

我们在大一统的传统中过习惯了，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的理解可能跟它最初的意思并不相同。

夏、商、周，上古三代，名义上也是大一统，但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对各个部落、各个方国、各个诸侯国，并没有直接的统治力。欧洲封建社会，有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说，三代亦然。不是天子不想管，而是实在管不到。这还是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通讯手段过于落后，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原大地，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间接统治方法。

这也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不是天子不想直管，而是管不过来，只好分封诸侯镇守之。

例如，武王伐纣，灭了殷商，但是对于殷商遗民，并不能直接管理、统治，还是要封殷商的王子在殷商故地。先是武庚、“三监”，后是宋、卫，都是分封殷商遗族或者同姓诸侯在那里世代镇守。

而很多地方的分封，只不过承认个既成事实，纳入到纳贡体系里来，维持表面的“礼法”罢了，关起门来，人家就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王国。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封建，实际上是开拓性质的。天子把哪位诸侯封在某处，并不见得是那个地方已经处在天子的治下，而是划定个大概的范围，有本事你自己去占好了。

封到封地的诸侯，有本事的能渐渐做大，没本事的，就可能经营不下去了。上古三代，中原是”华夷杂处“的环境，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不是“四夷”就只处于四境，而是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的缝隙里，跟华族居民犬牙交错。周天子尚可以被犬戎攻灭，何况诸侯国？卫国那位玩儿鹤的卫懿公，不就是被狄人灭了国？为什么春秋的时候齐桓公提“尊王攘夷”可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当时诸侯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并不是彼此兼并，而是在蛮夷的洪流面前如何生存。燕国也是差点被灭国，就是赖齐桓公才得以保全。本来带领各诸侯国应对蛮夷的责任，应该是周天子的，但是东周以后，周王室衰微，就由有力的诸侯负起这个责任了。

说到这里，回到题目本身。首先，周实行分封制后，诸侯并不是四百多年后才造反。其实刚刚分封了，诸侯就造反了，就是“三监之乱”，周公还亲自东征，后来西周的历代周王都没少征伐。但是相对于后面的诸侯乱世来说，这个频度的确少得多。这一方面是史料记载得比较少，另外就是，刚刚分封的很长一段时间，各个诸侯国之间亲缘关系比较紧密；各国都还只是在自己封地周围开拓，并未直接接壤，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直接冲突；而当时诸国直接的威胁并不来自彼此，而是蛮夷之国。

可刘邦分封就不一样了。其实何止是刘邦分封，在之前的项羽分封就已经是了。那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开发比较成熟，这个时候分封，相当于战国的延续，各诸侯国间直接冲突，利益当然难以平衡。项羽分封完十八路诸侯，马上就有人造反了，还不是后来得天下的刘邦，而是齐国。刘邦分封也不是几十年后诸侯才造反，他当皇帝的时候，异姓王就已经该反的、不该反的，都被他整得差不多了。文景时代对付同姓王，武帝时还要用“推恩令”最后定局。

时代已经不同了，经过战国厮杀、秦并六国，统一的帝国开始成为稳态，这个时候再搞分封，就是逆潮流而动了。

说白了，上古三代分封，要么是承认既成事实，要么是开疆拓土。周初封建最为典型，也证明了在开拓期，封建制度卓有成效。而当中原地域已经开发相对成熟，这个时候搞分封，就都是从自己已经可以直接管理的郡县中设置封地。一个是封的反正还不在自己手里，一个是从自己兜里掏出来的都是肉，这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开拓进取阶段，分封制非常有效；一旦天下定鼎，分封就不符合郡县制下大一统帝国的利益，就要被翦除了。这就是为什么从秦汉开始，封建制虽然屡有反复，但逐渐不再成为主流的原因。

轩辕十四Rex

开宗明义，这个问题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周实行分封，是在武王伐纣之后，封三个弟弟为三监，镇守殷商故地，监视统领殷商遗民的纣王之子武庚。

然而，武王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三监之乱”。

《史记·周本纪》：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

《史记·鲁周公世家》：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尚书·金縢》：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这些史书记载表明，在周武王刚刚死去时，武王的弟弟们就发动了“三监之乱”反对摄“践阼”的周公旦，而从一些记载也能看出来，周公当时确实自行称王了，并以王的口吻行事。

那么，上述的时间间隔是多久呢？

周武王克殷后三年即驾崩……

也就是说，诸侯们册封了3年左右就反了……甭管是反昏君还是反奸臣，反正是反了。

第二，刘邦分封几十年后就有诸侯王造反的说法，实际上是以“七国之乱”作为标记，其实也是错误的。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史记·楚元王世家》：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吴王受封的时间，为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

而刘姓诸侯王的反叛，其实是在吕后死后，齐王刘襄即起兵，首先夺取了琅邪王刘泽的封地和军队，进而西进与汉将灌婴对峙，得到承诺后又回军攻占为吕后割取的齐国旧地。

事实上，这并不是齐国一家的行动，而是齐、楚联合行动，《汉书·高后纪》记载：

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

也就是说，反对汉朝中央朝廷的军事行动，要比七国之乱早得多。

以汉高祖六年齐、楚封王算起，是公元前201年，到吕后死是公元前180年，也就是21年后，诸侯王反叛，以吴王受封算起，就再减6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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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一下，哪个造反来得快？？？

刘三解

首先，问题中的结论就有违史实。

长期以来，史书对于西周初期就有着不少美化之处。比如，《史记·周本纪》就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以说明周初时的教化天下之功。但实际上是否真是如此？

考古学家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找到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师旂(音旗)鼎。

师旂鼎的铸造时间是在西周初，属于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师，是西周军队官职名称；旂，是铸鼎者之名。师旂，是伯懋父手下的将领；而伯懋父，则是周成王时期的王室大将。（《西周史》许倬云 著）在师旂鼎铭文中，就记录下一件发生西周军队中的稀罕事情。

据铜器铭文记载，在周王室准备前去讨伐“方雷”时，师旂属下“众仆”集体“罢工”，都拒绝服兵役。师旂用尽了一切命令、威胁、恐吓等等手段，下属们都丝毫无动于衷，不肯从命。万般无奈之下，师旂只能求助于上级，向周王室执政大臣伯懋（音毛）父告发此事。

周王畿之地，居然有人敢煽动集体逃避“兵役”，这简直是等同造反！人人都拒服“兵役”，周王室还凭什么去打击异族恐怖主义活动？还怎么去镇压那些不听话的诸侯？所以，伯懋父一听到师旂的告发，大感震惊：这些目无法纪的顽固抗法分子，绝不可姑息迁就！他立刻给出批示，对于这些不肯服兵役的人，依法就应该——处以罚款！

集体拒服兵役，周王室的处罚居然如此之轻，已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是，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目无法纪的“众仆”们，居然连罚款也拒绝上交！师旂的命令，部下们都视若无物，这让他根本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再次向大将伯懋父求援。伯懋父听闻此事，对目无法纪分子如此冥顽不灵表示高度震惊，对此类不法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他严厉地指出，对这种拒绝服兵役之人，依法就应该驱逐出境！但是，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特地从轻发落、法外施恩，只要能把当初王室定的罚款上交，那就……算了！

周王室出征，居然有人敢逃避兵役，而且从铭文“众仆”分析，这还是一次集体逃避兵役的重大事件；不仅仅是拒服兵役，他们甚至连周王室开出的罚款也敢拒交！更加令人意外地是，伯懋父最终给出的处罚，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颇有些息事宁人的味道。

拒绝服兵役的“众仆”，有学者认为，应该通于“众附”，即指众附庸国。（《对西周铜器“师旂鼎”中的几个问题探讨》陈曦 著）所谓“附庸”，是指那些领土面积狭小的方国。说是“国”，实际上也许就只是一座城。《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附庸于诸侯。”这意味着，师旂鼎所提到的“众仆”，实力甚至连最低等级的诸侯国都不如。但是，“众仆”们却因王室的徭役负担过重，敢于联合起来，公然抗命、不听从周王室调遣！

从周武王到周公旦再到周成王，周国“国父”、“国叔”所推动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封建制），运行才不过几十年。因为《史记》有“成康之际，刑错四十年不用”的说法，很多学者因此质疑师旂鼎的年代，把它定在了西周中期。但是，师旂鼎中伯懋父在成王时期的其它青铜器铭文中也时常出现，那么它属于成王时器当然更具说服力。

成康之际，连小小的附庸国都敢公开违抗周王室法令、不听从调遣，那些势力更为强大的诸侯国，调动之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师旂鼎的铭文，真实地反应出西周建国以来，周王室权威每况愈下的残酷事实。

所以，不管是西周还是西汉，分封制实施了不到几十年，中央集权都已经遭遇到来自分权势力的挑战。只不过，西周王室应对这种挑战是采取容忍退让的策略；而西汉皇室则采取了更加激化矛盾的对抗策略。这就是西汉“七国之乱”陡然爆发的原因，并不是西周分封制比西汉分封更加高明。

然而，即便西周王室如此容忍退让，到周夷王时，仍然出现了“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现象（《史记·楚世家》）。这表明，天下诸侯方国已隐隐有不臣之心了——而此时距离西周分封制的建立，也不过才一百多年！

因此，西周不过是因为有了“刑错四十年不用”的光环效应，让后人对西周教化之功更为仰慕；但社会和历史有其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不会因朝代的不同就出现差异。所以，不会出现西周分封制维持了四百年而西汉分封制仅维持了数十年的本质差异。

關鍵字: 周昭王 周天子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