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歲年年柿柿紅》以一個普通底層勞動婦女的故事為切入口，講述時代變遷之下的動態農村圖景。
“作為一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獻禮片，《歲歲年年柿柿紅》展現的不是‘精英’的四十年，不是所謂的‘先行者’發家致富的四十年，而是地地道道中國北方農民的四十年，尤其是農村婦女的四十年，這是難能可貴的。”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李準在提及電視劇《歲歲年年柿柿紅》的創作立意時這樣說。
現實主義農村題材劇《歲歲年年柿柿紅》以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為背景，講述了一名普通農村婦女楊柿紅，在經歷了重重挫折之後，通過自我奮鬥，承擔起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帶領群眾走上致富之路的故事。
7月20日，《歲歲年年柿柿紅》在京舉辦專家研討會。來自學界、業界的專家以及該劇的主創團隊圍繞該劇的創作手法、精神內涵等層面展開討論。
為農民譜寫時代變遷史
近年來，現實主義創作領域湧現了大量優秀的類型化作品，農村題材要“突出重圍”並不容易。在中國作協全委、理論批評委員會主任範詠戈看來，越來越多人把現實主義創作當成一種追求，反而造成了創作標籤化、形式化的尷尬局面。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不僅僅需要情懷，還需要能力，他用“去、走、存、留”四個字緊扣這部劇的主題。
與許多描寫農村生活的劇一樣，《歲歲年年柿柿紅》將鏡頭對準了人和土地。這部劇將重心放在一個“留”字上，用“小我”與“大我”的結合塑造了對生活充滿希望的農民形象。劇中，楊柿紅原本是一個性格潑辣、天真單純的農村婦女形象，經歷了一系列變故之後，逐漸成長為有擔當、有信念的獨立女性。她將一生奉獻給家庭，奉獻給家鄉，以一人之力帶領村民發展柿子產業。在劇中，不僅楊柿紅傳遞著“留”的精神，楊柿紅的丈夫王長安也是如此。王長安考上大學以後，面臨著是繼續鄉村教育事業還是上大學實現個人夢想的兩難境地，一番思考之後，他還是把錄取通知書撕掉，說：“走容易，留下難。”
“留”下來的不僅僅是人，更重要的是樸實卻有力的生命力。《歲歲年年柿柿紅》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時間脈絡，從“一碗麵都吃不上”到包產到戶後“想吃多少白麵就吃多少白麵”，楊柿紅的家庭變遷也正體現著改革開放對中國農村的影響。李準認為，這部劇做到了切實地創作，將小家庭、小人物的情感置於歷史進程中，具有歷史厚重感。“中國農村40年的改革和發展史，也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奮鬥史，他們的挫折就是整個農村的挫折，他們現在面臨的難題也就是整個農村、農業所面臨的問題。但如何展現他們的成長和變化恰恰是在農村題材電視中間最常見的空白，這個片子填補了空白。”
“寫農民，演農民，為中國農民寫戲，為他們演戲提供精神食糧，是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一個優秀傳統。”在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看來，《歲歲年年柿柿紅》是接續了上世紀到新世紀，中國特色農村題材電視劇發展的正確道路。“一部戲，從普通農民的視角描寫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許多重要時間節點，恢復高考、分田到戶、農村搬遷等等，還展現了普通農民對於法律，對於民主法制的公平呼喚，整體敘事既全面又有層次。”
農村題材的“腔調”
“歲歲年年”象徵著時代變遷，“柿柿紅”則象徵著楊柿紅的命運，從青黃到成熟，柿子“紅了”為人物命運打下了的註腳。
談及《歲歲年年柿柿紅》的敘事角度，《文藝報》藝術部主任高小立用“講究”一詞評價。她認為，“講究”是一種藝術追求，但這種追求在當今許多劇作中都消失了。“全劇摒棄了靠大量的臺詞或者編年體式的純粹生活流來推進敘事，而是把生活流的寫實和藝術化的寫意結合起來。”
“村頭有一個老人，戴著眼鏡坐在那一言不發。他就像觀察審視這個時代的旁觀者，用無聲的語言講述時代的變遷，雖然鏡頭不多，但無法令人忽略。這是這部電視劇敘事文學的象徵手法和意向化敘事表達的結合。”劇中不乏文學象徵手法的敘事鏡頭，例如，王長安母親臨死的時候，讓楊柿紅摘柿子吃，鏡頭裡，她咬了一口後慢慢撒開手，還沒有變紅的柿子滾落在地上，苦澀的一生也就這樣結束了。
老一輩農民生活困苦，多少人還沒來得及享福就離開人世，但是劇作並不囿於單純地表現困難，更注重以此傳達出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就如王長安一家，雖然一貧如洗，但院子裡常年種滿鮮花，給人以希望，寥寥幾個鏡頭就表現了這一家人的堅韌品格。
將敘述語言轉化成視聽語言，反而昇華了畫面的寓意。廣袤的田野、金黃色的麥浪、一片片紅火的柿子林、雞犬相聞的村舍窯洞，視覺上的衝擊塑造了一種農民們與土地的親切感，而這種情感正是這部戲打動人心的精神源泉。
《歲歲年年柿柿紅》雖然是以楊柿紅的命運為故事主線，但整體上體現的是農民與土地的情感扭結。就像故事結尾，老支書一個人坐在村口的山樑上抽著菸袋，望著小溪，河流，充滿生氣的村莊，無言之中是對故土的千萬不捨。在這片黃土地上勤勤懇懇勞作的農民，以地為生，以地為終點，“留”下來既需要勇氣也需要熱愛，對生命的熱愛，對農村美好未來的嚮往成為這部劇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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