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廣安鄧小平故居陳列館裡，靜靜地擺放著鄧小平當年的部分手稿，這些手稿無聲地述說著小平同志曾經走過的崢嶸歲月。我們從中挑選幾份，講述它們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大家一起來領略小平同志的偉人風采和情懷。
一本油印雜誌
上世紀20年代初，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編輯部成員。他主要從事蠟版刻寫和印刷、裝訂方面的工作。每天從工廠下班後，常常來不及換下工裝，他便匆忙趕到編輯部，在昏暗的燈光下，緊張地伏案工作。當時，擔任刊物領導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來。每當夜幕降臨，他們就擠在狹小的房間裡，開會、討論、寫稿、刻寫、油印、裝訂。餓了，就吃兩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幾口自來水；困了，就在地鋪上稍事休息。為了保證刊物按時出版，常常是周恩來寫完或改好一篇，他們就趕緊刻寫、印出一篇，通宵達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
鄧小平刻的蠟版字體工整，油印清晰，裝訂簡雅。刊物印出來後，大家都讚不絕口，稱他為“油印博士”。這既是對他雋秀字體的讚譽，更是對他嚴謹的工作態度的肯定。後來《少年》改名為《赤光》。鄧小平曾以本名和化名發表過許多充滿激情的戰鬥檄文，如《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捏造》《請看國際帝國主義之陰謀》和《請看〈先聲週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等文章，語言尖銳、潑辣，富有戰鬥性。《赤光》雜誌由於辦得生動活潑，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時弊，所以具有強烈的感召力，深受當地華人歡迎。
鄧小平
一份會議記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召開了秘密會議——“八七會議”。由於白色恐怖，加上交通不便、時間緊迫，參加會議的只有瞿秋白、李維漢、毛澤東等21人，當時毛澤東是候補中央委員。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方針，實現了黨的工作戰略大轉變。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第一次聽到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從鄧小平所作的《八七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有備而來的。他在發言中尖銳地批評了過去中央在對待國民黨和工農運動等問題上的錯誤，還就最緊迫的軍事問題發表了令人讚歎的真知灼見：“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的這個重要論斷，是從大革命時期血的教訓中得來的，為共產黨人指明瞭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大方向。
這次會議既是我黨的重要歷史轉折，也是鄧小平從事中央秘書工作的一次重要經歷，後來他回憶說：“我們二十幾個人分三批進來，我是第一批，記不清和誰一起進來。我在這裡待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極為緊張。我是最後走的，走得最晚。八七會議是武漢最熱的時候，開會的當時連門也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我是一個晚上帶小行李進去的，我們進去就睡地鋪。”
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還負責會議接待、安保和會議記錄，為期一天的會議形成了長達20頁的《八七會議記錄》，手稿字體清秀、記錄清晰、內容全面，已成為當今研究黨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一份工作報告
1929年，鄧小平受黨中央派遣前往廣西，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俞作柏部開展統戰工作，同時領導中共廣西黨組織的全面工作。他到達廣西后，化名鄧斌，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他重點開展廣西省政府及廣西警備武裝部隊的統戰工作，同時迅速恢復廣西黨組織的建設，推動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桂系將領李明瑞開放農民、工人、學生運動，在軍隊中建立發展中共黨的各級組織，迅速掌握廣西教導總隊和警備四、五大隊的領導權。經過鄧小平和廣西黨組織卓有成效的工作，短短几個月的時間，一個新的革命高潮在廣西迅速發展起來。
正當廣西革命鬥爭形勢有了新的轉機之時，俞作柏、李明瑞貿然通電反蔣。鄧小平隨即開始實施既定應變方案，於1929年10月6日發動南寧兵變，把黨所掌握的武裝力量拉出南寧，向群眾基礎較好的百色、龍州地區挺進。
12月11日，鄧小平、張雲逸、雷經天、韋拔群等領導發動百色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1930年2月1日，鄧小平、張雲逸、俞作豫、李明瑞等領導發動龍州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和左江革命委員會，鄧小平兼任紅八軍政委。至此，廣西紅軍發展到7000人，紅色區域擴展到20多個縣，擁有100多萬人口，成為當時較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
1930年11月初，紅七軍在河池整編為紅七軍19、20、21師，19、20師北上征戰，21師留守右江根據地。紅七軍從廣西出發，轉戰七千餘里，歷時10個月，打破敵人的重重封鎖和步步緊追，與中央紅軍在江西匯合。
1931年2月，鄧小平隨紅七軍轉戰到江西崇義後，紅七軍前委決定改稱紅七軍團委。3月，鄧小平根據團委決定赴上海向中央彙報在廣西的工作，對廣西紅軍和根據地建設進行全面總結。4月29日，鄧小平在上海撰寫了《七軍工作報告》，共1.5萬字，詳盡彙報了紅七軍和紅八軍的建立和戰鬥歷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及開展土地革命運動等情況，以十分誠懇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總結這一階段的工作體會和經驗教訓，這是一篇對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工作具有重要價值的指導性文獻。但由於當時王明的“左”傾錯誤領導，中共中央對報告未予理睬。不過，《七軍工作報告》所體現出的鄧小平實事求是和注重效用的工作風格以及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一封“招賢”信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鄧小平主政大西南，擔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在鄧小平等人的領導下，西南各項工作全面有序開展。重慶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南局立即作出決策：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發展，幫助四川恢復經濟。鄧小平親自主持制定了修建成渝鐵路的計劃。
成渝鐵路是新中國成立後自力更生修築的第一條鐵路，當時面臨著資金、物資、技術、人才等困難，其中最為缺乏的還是技術人才。為提前做好建設大西南的準備，1949年8月，鄧小平在南京專門致信給兵工專家、瀋陽兵工總廠廠長陳修和，請其代為物色一批技術人才，並幫助動員他們到四川參加成渝鐵路建設。信中寫道:“面託物色兵工技術人才事,諒蒙辦妥。茲派陳志堅同志來滬辦理此事,請賜接洽。關於安家費用等項,亦請商同辦理。費神之處,容候面謝。”陳修和，四川人，黃埔軍校畢業後，一直在國民政府兵工、軍械部門任職。他熟悉國民政府修築成渝鐵路的一些情況。1949年上半年，鄧小平在上海曾拜訪他，請他幫忙物色兵工技術人才。接信後，陳修和欣然應允。沒過幾天，他推薦的一批留洋鐵路建設專家紛紛響應號召離開上海進軍西南，其中不乏行業內的權威專家：莊權曾留德，任過兵工廠廠長；方兆鎬曾留日，任過兵工廠廠長及公路局局長；陳祖東清華大學畢業後曾留美，水利專家，任過西南水文勘測隊隊長；周自新曾留美，任過雲南軍工53廠廠長……
1950年8月，成渝鐵路開始鋪軌。建設中，鄧小平明確指示：要學會掌握修路技術，尊重技術人員的指導，要大膽使用專家，讓專家有職有權，並在工資待遇上儘量給予從優照顧。專家們倍加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奉獻了全部的技術和智慧，克服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保證了鐵路建設的工期和質量，為國家節省了大筆資金。
經過兩年的艱苦奮鬥，1952年7月1日，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條由自己設計建造、材料零件全部為國產、全長505公里的鐵路竣工，重慶、成都兩地同時舉行了隆重的通車典禮。四川人民期盼多年的鐵路夢終於變成了現實。通車當天，鄧小平為《新華日報》題詞:慶祝成渝鐵路全線通車。
兩封求助信
鄧小平曾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那段“非常歲月”中，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經歷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次跌落。面對無端加在自己身上的這場浩劫，鄧小平心胸坦蕩、平靜應對。但當得知兒子鄧樸方因自己而被迫害致殘時，他百感交集、無法釋懷，兩次致信中央請求幫助治療。
1970年9月，鄧小平突然接到通知，組織上認為鄧樸方病情有所好轉，決定讓鄧樸方出院，到江西同他們一塊兒生活。這個消息對他來說太突然了，兒子病情究竟好轉到什麼程度、是否還需要繼續治療、送到這裡他們有無能力照顧等疑問，都使他惶惑不安。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向中央求助，希望兒子能在現在的醫院繼續治療。10月17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我們深切地期望，鄧樸方能夠治好。現在病情既有好轉，如可繼續治療下去，必能漸見大效。所以，我們懇切地希望他能在現在的醫院繼續治療下去。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幫助，要求黨的幫助。”
鄧小平在期待中焦急地等待迴音。不久，組織通知，送鄧樸方到江西的決定暫時作罷，鄧小平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
但好景不長，1971年2月3日，鄧小平從妹妹鄧先群的來信中得知兒子樸方被趕出三〇一醫院，送至北京市清河鎮社會救濟院。這一刻，鄧小平再也放心不下深受病痛煎熬的兒子，立即再次提筆給汪東興寫信，希望組織將鄧樸方送到江西，由他們兩位老人自己來照顧。皇天不負有心人，1971年6月，分別五年的兒子終於與父母在江西團聚。可是這個兒子不是像其他子女那樣歡蹦亂跳回來的，而是讓人連同輪椅一起抬回來的。父子相見，卻相顧無言，傷心的目光表達了一切。鄧小平每天為兒子翻身、擦澡，搽上痱子粉，把收音機給兒子調試、維修，讓兒子充分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心裡的創傷也逐漸癒合。
2004年，當鄧樸方回家鄉參觀鄧小平故居陳列館讀到這兩封信時，眼裡頓時噙滿淚水，泣不成聲。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親寫給中央的求助信，他甚至不知道有這樣的信。因為父親這輩子很少求他人為家人辦事。
鄧小平既是一位偉人，也是一位慈父。他平日在家話語不多，對子女的愛更是不輕易說出口。由於受自己的牽連，兒子樸方永遠無法站立起來了，這種痛苦是常人難以理解的。鄧小平用他堅強的內心撫慰著家人心靈上的創傷，用他那質樸的情懷詮釋了偉大的父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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