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多年的僖宗,回到长安不到一年的时间,又一次被迫“巡幸”山南。玄宗、代宗、德宗这些曾经离开过长安的天子,回来以后也都还有时间治理整顿,但是此时僖宗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朝廷混乱,而关内、关外则都是拥兵自重的各路军阀,狂澜已倒。
上源驿之夜李克用几乎丧身于汴州城朱温刀下,尽管极为愤怒,但是冷静下来后李克用还是选择了隐忍,匆匆离开了中原,回到河东老家。很快,李克用就去信中央陈述自己的冤屈,“有破黄巢大功 ,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已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
自己克黄巢复长安功第一,何况这次出兵中原,也是应这几位节度使所请,也是急朝廷之所急,无论是对他们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我李克用都是仁至义尽,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被朱温背后捅刀子,而且如此凶狠,“全忠妒功忌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中央一定要主持公道严肃处理朱温,“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朝廷只要公开下令双开了朱温,我必自费带河东兵去消灭这个老贼,不劳国家出钱出力。
此时还没有回到长安的僖宗,派出宦官杨复恭前往李克用军营,传达了中央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当然知道你李克用是受了大委屈,这事责任也都在朱温身上。
但眼下国家各种事务繁忙,其中牵涉过于广泛,还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把个人恩怨暂时放置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你要相信组织将来机会合适的时候,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面对朝廷这样和稀泥的做法,李克用“郁郁不平”,而“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秉畏矣”,李克用如此劳苦功高,这一次又是明显受了暗算,中央竟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胡作非为的朱温很快还被加封“同平章事”,享受副国级待遇,各路藩镇都知道当前除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没有别的出路,不能再指望朝廷出面维护什么公平正义。
藩镇将帅之间明争暗斗,其实在朝廷内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其凶险诡秘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僖宗本人都无可奈何,“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随着年纪日渐长大,在外流亡的经历日渐丰富,唐僖宗也已经深感到他一向依赖的“阿父”田令孜是如何跋扈专权如何严密操控自己。
僖宗本身当然没有能力反制田令孜,但是不代表就不存在制约田令孜的势力。我们知道,中晚唐朝廷内宦官的权力是有着制度性保障的,有很多成文的法律和不成文的规矩,像田令孜这样仅是由于所侍奉的主子幸运当上天子,自己从而成为政坛暴发户的宦官新贵,其实是一个异数,权力基础也说不上相当稳固，更难一手遮天,其政治对手恰恰就是那些传统的正牌宦官势力。
在当时,杨复恭、杨复光这对宦官兄弟就是令田令孜又恨又忌惮的实力派对手。杨氏兄弟其实都本不姓杨,都是宦官杨玄翼的养子,而在内宫里杨家则是“世为权家”,前面我们提到过黄巢攻陷长安以后,唐僖宗、田令孜流亡巴蜀,在外监军的杨复光则奔波于组织反抗的最前线,从借兵周岌到收复邓州,又说降朱温、推荐李克用,可谓是功劳卓著,可惜的是在长安刚刚光复没多久,杨复光就因病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也可见杨复光在军中的威望之高。
杨复光去世,田令孜“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复恭为飞龙使”,失去弟弟在外的支援,被降级为飞龙使的杨复恭暂时称病躲去蓝田疗养。杨复光手下的忠武军八都将军也在其死后,由鹿晏弘带领率兵离去。其后不久王建、韩建等人又与鹿晏弘发生矛盾,被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诱之”,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王建、韩建帅众数千投奔行在,也就是跑去投靠了田令孜。
如果说藩镇将帅之间的争抢地盘扩张人马是明争的话,那么内廷里暗斗的影响也绝不可忽视。河东李克用一直都和杨复光关系良好,其出兵关中也正是杨复光首先提议,很可能会被视作是杨氏势力的武装后援,因而上源驿之变,就存在宦官田令孜一方借朱温之手清除李克用的可能性,当然这都还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只是推测。
光启元年(885年)正月,“车驾发成都”,在外流亡多年的大唐天子终于开始启程回家。三月丁卯至京师,然而此时的长安城“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一片劫后疮痍,“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在西蜀期间,田令孜招兵买马经营自己的势力,除了以亲兄弟陈敬瑄担任西川节度使掌控一方之外,还大肆招募了许多新军,“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两神策,为十军以统之”,希望逐渐把自己的人马充实到禁军系统之中,这十军将士自然也都被田令孜带回了关中。
然而目前的现实却是,战后的关中已经残破不堪,而“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朝廷的财政状况糟糕入不敷出,又哪里去搞更多的经费来养活带回来的这些军士们呢?田令孜把主意打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掌控的安邑、解县两座盐池身上,本来这两座盐池所产盐由国家“榷之”政府专卖,战乱时期落入了河中节度使手中。
现在朝廷既然已经回来了,田令孜就希望能把榷盐的权力再收到自己手中。“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然而现在不比从前,地方节度使可不再是听话的下级,王重荣坚决不接受这项指令,好说歹说都不愿意交出榷盐的专利。
“五月,令孜徙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既然你不听话干脆把你调走,换个新人来,趁立足不稳收其大权。调令一出局面大乱,以王重荣为首的地方节度使和田令孜把持的朝廷矛盾公开化。
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李克用还念念不忘他和朱温的恩怨,说你先和我一起出兵去灭了朱温,“待吾先灭全忠,还扫鼠辈如秋叶耳”,王重荣着急了“待公自关东还,吾为虏矣”,等你去灭了朱温我早就成人家阶下囚了,还是你先帮我对抗了田令孜我再帮你去灭朱温。
就这样,挟重兵的李克用又一次卷入了他人之间的纷争,这一回是帮着王重荣去和朝廷对抗。十一月,王重荣、李克用进兵关中沙苑,上表请诛田令孜以及由他调遣而来的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十二月两军战于沙苑,朱玫、李昌符大败。
李克用大兵压长安,慌乱中田令孜只能再次裹挟唐僖宗,由开远门向西逃去,离开了这个回来还不到一年的京城。这一次的逃离,对于僖宗来说真是心不甘情不愿,走到凤翔听说李克用、王重荣已经撤军,就不想走了,还重新起用田令孜的老对头杨复恭为枢密使,这下田令孜更不放心再回长安。
光启二年(886年)正月在僖宗再次拒绝前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后,当天夜里田令孜“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等于是绑架了天子一路向自己的地盘而去。
田令孜狗急跳墙强行将天子带往汉中,“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且惮李克用、王重荣之强,更与之合”,朱玫、李昌符也不再敢跟着田令孜,而是出兵去从田令孜手里把天子再抢回来,一时之间各派势力在关中与汉中之间你争我夺,形势极为紧张,这可苦了落魄的僖宗。
田令孜命令神策军使王建、晋晖负责贴身保护僖宗南逃,千万不可落入追兵之手。王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僖宗把大唐的传国玉玺交给王建随身携带,过大散关的时候,道路已经被李昌符命人焚烧,十分艰险。
王建扶持皇帝从各处火堆之间跳跃而过,到了傍晚,已经疲惫不堪的僖宗枕着王建的大腿沉沉睡去。醒来之时,僖宗脱下御袍赠与王建,说“以其有泪痕故也”。这一天,跟着一起逃难的襄王李煴(yūn)由于生病掉了队,落入朱玫等人之手。
三月,经过艰苦跋涉“危殆者数四”,僖宗一行终于翻过秦岭到达山南兴元,逃出了关中势力范围。邠宁节度使朱玫一看既然天子已经南去,田令孜又一时难以去除,不如就在长安再立一位新天子,只要新天子树立起来,自己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这一招风险很大,但也还值得一试,这样襄王李煴就被朱玫所相中。
四月,朱玫逼凤翔百官奉襄王李煴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朱玫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兴元一个,长安一个。逃到兴元的田令孜也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而且一贯言听计从的僖宗如今对自己已经深恶痛绝,既不为天下所容又不得天子信赖,再留在僖宗身边就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了。很快田令孜找借口说是要去成都替生病的僖宗寻医,拔腿开溜前往西川去投靠他兄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而把皇帝扔在了兴元。
在长安当代理皇帝的襄王李煴以及朱玫当然也需要各地藩镇的迅速支持,否则很难维持多久,朱玫以李煴的名义向李克用去信解释为什么自己要当代理皇帝。李克用的谋士向其分析,“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天下人都认为是我们把当今合法天子给逼成这样子的,如果再站到李煴那边去,我们可是罪责难逃啊,“今不诛玫,黜李煴,无以自前洗”。李克用自然也知道这其间的轻重所在,“燔诏书,囚使者”,拒绝了长安方面邀请。没有李克用做后援,李煴、朱玫的临时班子也就没有支撑下去的可能性了。
光启二年十月,朱玫匆匆忙忙给李煴搞了一个登基仪式,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田令孜离开僖宗之后,宦官首领杨复恭重新出山,传檄关中“得朱玫首者,以静难节度使赏之”。檄文果然有效,朱玫的手下王行瑜就响应檄文,反戈一击斩了朱玫,“诸军大乱,焚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老百姓又无辜遭了一茬大罪。
伪皇帝李煴逃出失控的长安,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假意答应愿意收留,但是等李煴一到河中,就被王重荣所杀,脑袋被王重荣送去兴元僖宗那里,以赎之前王重荣联合李克用围攻长安之罪。
一场风波总算稍稍平息,但是天子的颜面与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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