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陽是東北工人運動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原名金永緒，曾用名金永溪、金贊文、白揚、北陽等。1907年生於大連市。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先後擔任中共北滿地委交通員、滿洲省委候補委員、省委常委、省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33年11月15日在與日寇戰鬥中犧牲，為了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年僅26歲。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把金伯陽列為抗日救國的民族英雄之一。
他那時二十四五歲別有風度
我認識金伯陽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哈爾濱。12月，我和蕭軍到哈爾濱後不久，我在哈爾濱大街上偶然遇見同學黃吟秋，是他介紹我認識了金伯陽。
黃吟秋原名黃仲庵，是我在家鄉臺安縣高等小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他那時在安達中學當語文教員。學校放了寒假他來到了哈爾濱，住在許公路中央大戲院南面一家木器作坊樓上的一間工人宿舍裡。他在家鄉就參加了革命，成了共產黨員。我時常去看他。一次，金伯陽到他那裡聯繫工作我們碰見了。他那時有二十四五歲的樣子，穿件藍布袍，戴頂灰氈帽，穿戴倒很像一個工人，可是他那凍得發紅的臉上，那種動人的劍眉星目，端正的直鼻方口，卻顯得別有風度。金伯陽說起話來聲音清爽，詞句文雅，談論問題思想先進，像一個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覺得這個青年可敬可親。
當時，我和蕭軍住在道外七道街一座二層樓上只有三四米見方的小房間裡，我倆擔任抗日部隊的聯絡工作。我們有時到阿城和賓縣同部隊去聯絡，有時就在小房間裡讀書、寫作，有時去國術館練習武術。一次，金伯陽去看我時見到了蕭軍，彼此也就認識了。他們經過幾次相見，幾次談話，談得投機，互相傾心，也有了感情和友誼。
散發傳單寫標語搞飛行集會
1932年春節前夕，漢奸帶著投降兵給日軍當先鋒，由南面攻到了哈爾濱的近郊。在黎明的時候，金伯陽帶著一捆油印的傳單，來邀我和蕭軍同他一起到三棵樹和極樂寺一帶抗日部隊的前線去。
我們到了第二道防線的指揮所時，第一道防線已經開了火，這個指揮所的指揮是我認識的一個營長名叫徐俊武，我們打開傳單，他一看是中國共產黨《告東北同胞書》和反日會《慰問抗日將士信》，就留了兩張，然後讓傳令兵送到戰壕撒給了士兵。
我們回來的路上遇見了不少往前線送飯送水的人，還有不少扛著擔架到前線做救護工作的人。我們走到道外正陽大街時，都不禁驚訝，大街上的車馬行人都不見了，空蕩蕩的一條大街，所有的商鋪、人家都關門閉戶，一切招牌和幌子也都摘下去了。只有一家日本藥房門上伸出一個長竿，在上頭掛著一面“膏藥旗”，低垂著微微地飄動。
我們去看黃吟秋，他正忙著刻蠟板，我們印完傳單以後，又坐在一起談論起來。大家感到丁超、李杜、馮佔海這些抗日部隊，都想保存實力，不肯堅決抵抗，是靠不住的。哈爾濱很可能像瀋陽、長春、吉林一樣很容易地就被敵軍佔領。果然不出所料，還沒到中午，前線的槍炮聲便沉寂了，抗日部隊紛紛退防。
下午，日本侵略軍就排著隊伍，毫無阻擋地開進了哈爾濱。我們誰也沒有一槍一彈，都是赤手空拳地站在樓上的窗前，眼看著一隊一隊的日本侵略軍扛著烏黑的槍支，露著白色的牙齒，在那裡耀武揚威。那種蠻橫、驕縱、猙獰的姿態，使我們每個人心裡都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任誰一句話也不想說，都緊緊地握著拳頭沉默著。
這天夜裡，我們在黃吟秋處，用各色紙張寫了很多標語。內容是：“驅逐日寇，還我河山！”“打倒漢奸、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拿起武器，抗日到底！”“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乘著黑夜把這些標語貼到幾條大街的牆上，來表示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
2月7日上午，金伯陽帶著我在中央大戲院的門前參加了一次飛行集會。他一面散發傳單，一面向圍著的人群講演：宣傳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反對北洋軍閥的英雄事蹟；揭露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就是投降主義，就是賣國主義；怒斥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是在妄想滅亡全中國。
在這次飛行集會後，我很長時間沒有見到金伯陽。黃吟秋說他到鄉下去了。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月裡，我和蕭軍住在道外頭道街集賢客棧、道里二道街明月小飯館時，金伯陽也沒有去看過我們。
他把我的住處當成地下活動站
直到5月，蕭軍住在《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老裴家裡，我經《東三省商報》副刊編輯陳稚虞介紹接替了他的工作時，金伯陽才由鄉下回來看望我們。
我在報社是住在副刊編輯室內，室內有一張大長桌、一支大木床、兩個裝書報的大立櫃。金伯陽看我有這樣一個工作和住宿地方，祝賀我不僅有了一個新的生活住所，還佔有了一個可用的文藝陣地。他還特別高興地對我講，黨組織由哈爾濱派到各縣去的共有11名同志，他們和各地同志取得聯繫後，有幾處已經組成了游擊隊，隊伍在一天天壯大。哈爾濱的星星之火，已經在東北大地燃燒起來了，共產黨在東北也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東三省商報》社是一個營業蕭條的窮報社，經常是冷冷落落，往來人很少，報社人員也不復雜。因此，金伯陽有時白天來，晚上也來，有時夜間不走就和我睡在大木床上。有時鄉下來的同志找他聯繫，或給傷員買藥，住在旅店不便，他就領來在我這裡住宿，把這裡當成了黨的工作人員的活動站。
這年夏天，金伯陽到瀋陽辦事。回來時，帶來一個衣箱。他說，這是他的貴重衣物，要存在我那裡，讓我像保護他的生命一樣保護好。直到哈爾濱發大水時，商報社被淹了，他才把這貴重的衣箱從裝書報的大立櫃裡取走。
大水退後，他又領來原在瀋陽工作的一位同志，在我那裡住了五六夜，他們是在附近一個私人開設的醫院開會。我知道他們保守秘密，沒問過他們姓名，也沒問過他們開的什麼會議。後來才知道這位同志就是趙尚志。
他們睡在大木床上，我睡在大長桌上，有兩夜我到道里四道街蕭夢田家借宿。蕭夢田是我到報社後新認識的朋友李存哲（舒群）介紹的。李存哲是商船學校的學生，常寫新詩，筆名黑人。蕭夢田是三十六棚工廠的工人，金伯陽知道他們，說他們都是可以信賴的共青團員。
水災時受災受難的人們，大多是全家老小攜帶一部分衣物逃到南崗和極樂寺一帶高地。他們有的搭上帳篷、窩棚，有的是“頂天立地”，天當房子地當炕，真是怨聲載道，哀鴻遍野。金伯陽和黃吟秋，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反日會會員，經常到受災群眾當中散發共產黨和反日會印的《紅旗》報和《工人事業》報，進行宣傳和慰問。我和蕭軍、楊朔、老裴也多次去過，寫了報道文章在報上發表。
老裴寫了一篇《鮑魚之市》，諷刺了漢奸市長鮑觀澄。這個漢奸大發雷霆，逼令國際協報社社長張復生停止了老裴的副刊編輯工作。陳稚虞接任了副刊編輯，他又介紹我給他做了助理編輯。那時，我就住在國際協報社的一間職工單人宿舍裡。
10月1日這一天，金伯陽和黃吟秋來通知我，經他們介紹，滿洲省委通過，我已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和金伯陽由朋友又成了同志。
“人生難得幾十年，豈為衣食名利權？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將熱血灑江山。”這是金伯陽在1932年秋，住在哈爾濱道外十四道街《東三省商報》社我的宿舍時寫的一首抒懷詩。我曾把這首詩發表在我編輯的文藝專欄《孤星》上。他用 “北楊”作為筆名。
這首詩發表以後，被一個叫王醒民的國民黨分子看到了。一次他和商報社社長張子幹在一家旅館裡吸鴉片煙，他給張子幹提出了意見。他說，這首詩裡用了“丹心”和“熱血”字眼，一定就是共產黨人寫的。
張子幹聽他這樣一說，感到有些擔心。回到報社就對我講了這件事，讓我以後不要再登這類稿件。從這時起，金伯陽再寫些什麼文字署名時，就用近似的字音把“北楊”改成了“伯陽”。
他介紹我認識了楊靖宇、趙一曼
有一天，金伯陽在我那裡住宿，我們偶爾談起人的姓名來，他對我說，楊樸夫不是他的真實姓名，是他的化名。他原姓金名永緒，字久光，1925年參加革命後化名為金贊文。因為在1927年第一次來哈爾濱工作時被逮捕，住過幾個月監獄，所以在1931年第二次來哈爾濱工作時，就不再用以前的化名。他用了楊樸夫這個化名，不但化了名，還改了姓。至於別名叫“北楊”，他說，因為在哈爾濱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還有兩個姓楊的：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河南人。同志們為了聯繫時容易區別，就把山東姓楊的同志稱為“山東楊”，把河南姓楊的同志叫“河南楊”。這時我才知道了他的真實姓名，以及他的化名和別名的情形。
“河南楊”就是楊靖宇，在1932年秋離開哈爾濱去吉林時，和金伯陽到商報社去找過我。他問我在東北講武堂學軍事時，學的是不是炮科。我說學的是騎科，蕭軍學的是炮科。他說希望我們能到抗日的隊伍裡去工作，還問我在吉林是否有熟人。我說有兩個熟人，一個叫林煒晨，一個叫公策勳，都是毓文中學學生。
哈爾濱一個秘密集團把偽滿財政部長、漢奸孫其早的兒子綁架以後，日偽的憲警暗探到處搜查。1933年1月，國際協報社的職工宿舍也全被搜查。經過這次搜查，我就搬到馬街一個波蘭人開設的瓦爾沙瓦旅社。
那時金伯陽也住在那裡，還有吳健。我們常在一起聚會，還有一位李潔，她也常去參加。吳健是由上海來的工人，說話是江蘇口音。他說自己參加過上海三次暴動。他曾教我和楊朔學會《國際歌》。李潔是由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她知道我在日本農業學校學習過，讓我教她日語，她教我俄語。他們三人常換上工人服裝到三十六棚車輛廠和電車廠去進行工作，有些工人在早晚也來找他們。李潔就是後來的趙一曼。
白朗、金劍嘯都是革命同志
1933年3月，《國際協報》副刊編輯陳稚虞離開報社到中東鐵路局去工作，我一個人來編副刊，工作加重了，就又搬回報社的宿舍。報社要再聘請一個助理編輯，社長張復生讓編輯長王研石和我在應聘的人中選擇。金伯陽知道了，說有位同志的愛人劉莉（白朗）要來應聘。劉莉到報社來，經過談話以後，就決定聘請她作副刊助理編輯。劉莉和我熟識了，就介紹了一位姓傅的同志給我認識，他筆名洛虹，以後又用筆名羅烽，在呼海鐵路局車務段工作。
一天上午，金伯陽到報社找我。他對我說，有一位由鄉下游擊隊來的同志要和他聯繫，來了很久沒有聯繫上，需要在報紙上登一個啟事，在道里九道街松江小飯館會面。我們沒有考慮周全，登了地點還登了時間，竟被日偽走狗們發覺了。我們在松江小飯館會面後，我和游擊隊的同志走開了，脫離了走狗們的跟蹤，金伯陽卻遭到敵人的逮捕。他被送到日本憲兵隊，在那裡被拷問了一夜。多虧他能說日語，又無任何證據，第二天早晨就把他釋放了。他帶著滿身的傷痛到報社告訴我要警惕，又到商市街告訴蕭軍和蕭紅要警惕。他這樣關心同志，關心朋友的安全，使我們三人深受感動。
過了幾天，金伯陽要到鄉下去，擔心走後我會和組織失掉聯繫，便同我到中央大街一個公證人事務所，給我介紹了金劍嘯。其實金劍嘯是我一位已經很熟的朋友，筆名巴來。自此，我們彼此瞭解了對方的身份，就更感親近了。
金伯陽生於1907年陰曆七月七日，我生於1906年陰曆七月二十三日。他年齡比我小，可是那時他的革命知識和革命經驗卻比我豐富，體會也更多。他有時管我叫大哥，表示親近，而我在心裡卻把他當成師兄一樣尊重。
他在旅順、大連、瀋陽、哈爾濱以及其他地方做過許多革命工作，但他卻從不拿來炫耀，平時很少談起。他在哈爾濱時沒有公開職業，是一位職業革命者，每月黨組織發給他14元哈大洋作為生活費。他在城市工作、到鄉村工作，衣食住行全靠這筆生活費和朋友、同志們的接濟。他沒有穿戴過時興衣褲、流行鞋帽；沒有吃喝過山珍海味、美酒佳餚；沒有住過高樓大廈、精舍暖閣；沒有乘坐過龍形駿馬、轎式汽車。他的衣食住行總是和普通勞動人民一樣艱苦樸素。他在抒懷詩裡表示“人生難得幾十年，豈為衣食名利權？”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也是一個實踐和言行一致的人。
惟有丹心共日月 甘將熱血灑江山
1933年秋，組織決定派我到蘇聯遠東列寧學院學習。在蘇聯，我一直掛念金伯陽，常在夢中與他相見。他那濃黑的短髮、劍形樣的眉毛、星光似的眼睛、端正挺直的鼻樑、稜角鮮明的嘴唇，他那寬大的肩膀、魁梧的身軀，穿一身樸素的衣裳依舊是那樣英姿颯爽。每次從睡夢中醒來都引起我很多回憶。我期待著學成歸國後還可以和他在一起工作。
可我萬萬沒有想到，1935年秋我回到哈爾濱見到楊朔時，楊朔告訴我，在我走後不久有人說，金伯陽到磐石縣巡視游擊隊時，在與日寇的戰鬥中已經壯烈犧牲。楊朔跟金伯陽學過日語，楊朔說完不禁潸然淚下。我聽了也感到非常震驚，可是聽他說的是有人傳說，又希望傳說不一定是事實。
多少年來，我都以為他還活著，還像以前一樣在什麼地方艱苦卓絕地、無私無畏地繼續戰鬥。全國解放以後，我常盼望聽到他在哪裡工作的消息。可是幾次聽到的，都是他的姓名已經列在烈士館，印入烈士傳裡了。
他的一生就像他的抒懷詩所寫：“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將熱血灑江山。”他的一片丹心同日月一樣光輝千古，他的滿腔熱血滋潤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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