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早在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定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请求“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6月8日, 又代徐致靖拟《请明定国是疏》，“请特申乾断，明示从违，以一众心而维时局”。光绪帝遂召集军机处的亲王大臣，表露变法决心，认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乃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此诏，斥责顽固守旧派官僚，号召努力向上，发奋图强，宣布变法宗旨。百日维新从此开始。
慈禧太后退居颐和园屮，表面上将权力归还给光绪帝，实则仍在隐操大权，一切军国要政，都要先到颐和园内乐海堂请懿旨，再于皇帝御前奏闻。维新变法开展后，慈禧更是在乐寿堂内频频召见守旧的王公大臣，密谋破坏变法。
荣禄（1836—1903年)，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曾经提出了一些改革军事制度的建议，但也只是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子。维新运动高涨时，他反对变法维新，固执地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维新不久，荣禄请求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重兵（帮慈禧抓住了军权），后协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戍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了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导致戊戌变法终归失败。
袁世凯（1859—1916年)，字蔚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曾多次参加科举不第，遂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经李鸿章推荐后，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的全权代表。中日甲午战争初发之际，见局势不妙，请调回国。甲午战后，以道员衔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强学会 ，贏得维新派的信任。光绪帝宣布“百日维新”之后，后党势力加紧活动，政变风云骤起。势单力薄的维新派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光绪帝亲自召见袁世凯，授予袁世凯侍郎候补衔，委他专办军务，企图拉拢袁世凯。但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反复酌想，权衡利弊后，未能站到光绪帝一边。
当光绪帝锐意革新变法时，守旧派也加紧了政变行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日，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奏请慈禧太后“训政”。次日，荣禄也由天津赶至北京，同慈禧太后密谋发动政变。当天晚上，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于中南海的瀛台，同时宣布“重新训政”，并以“结党营私”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康有为事先得到消息与梁启超化装出走日本。而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相继被捕，于八月十三日喋血菜市口。其他参与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皆被革职或囚禁。慈禧太后宣布废除百日维新的上谕，复辟一切旧制，百日维新失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将光绪帝囚禁在北京城内南海中的瀛台。这是一处孤浮水中的小岛，四面环水，只有一处活板桥与外界相通。慈禧太后派太监严密监视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从此，贵为“九五之尊”的天子形同阶下囚，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林旭（1875—1898年),字暾谷，福建侯官人（今福州)，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上书请拒和议，继而任内阁中书。对康有为维新思想和政治见解表示赞同，拜康有为为师，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时，于八月与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同受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初六日政变发生，初九日被捕，十三日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年仅24岁。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辞官，归家教书，提倡实学。光绪二十四年到北京参加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经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受到光绪帝召见。八月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同受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9月11日，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他和谭嗣同一起拟旨详加驳斥。在维新变法期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之际，他努力釆取调和态度，力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后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康广仁（1867—1898年)，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青年时因痛恨科举，故不曾取得科举功名。曾任浙江保甲小吏，后因不满官场腐败而退出。维新变法期间，他协助兄长康有为从事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在澳门办《知新报》，又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并参与发起“不缠足会”。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后与谭嗣同等人同时遇害。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 100多道推行近代化的诏令，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其中文教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确立了京师大学堂的重要地位，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教育改革之首项议题。戊戌政变后，慈禧重新训政，立即宣布废除百日维新的上谕，复辟一切旧制，但是维新期间所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京师大学堂即是当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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