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早在6月1日，康有為代楊深秀擬定了《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請求“定國是，宣佈維新之意”。6月8日, 又代徐致靖擬《請明定國是疏》，“請特申乾斷，明示從違，以一眾心而維時局”。光緒帝遂召集軍機處的親王大臣，表露變法決心，認為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乃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佈此詔，斥責頑固守舊派官僚，號召努力向上，發奮圖強，宣佈變法宗旨。百日維新從此開始。
慈禧太后退居頤和園屮，表面上將權力歸還給光緒帝，實則仍在隱操大權，一切軍國要政，都要先到頤和園內樂海堂請懿旨，再於皇帝御前奏聞。維新變法開展後，慈禧更是在樂壽堂內頻頻召見守舊的王公大臣，密謀破壞變法。
榮祿（1836—1903年)，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曾經提出了一些改革軍事制度的建議，但也只是重彈中體西用的老調子。維新運動高漲時，他反對變法維新，固執地認為“祖宗之法不能變”。維新不久，榮祿請求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北洋重兵（幫慈禧抓住了軍權），後協助慈禧太后發動戊戍政變，幽禁光緒帝，捕殺了譚嗣同等維新派人士，導致戊戌變法終歸失敗。
袁世凱（1859—1916年)，字蔚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早年曾多次參加科舉不第，遂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光緒十一年（1885年）經李鴻章推薦後，任“駐紮朝鮮總理交涉事宜”的全權代表。中日甲午戰爭初發之際，見局勢不妙，請調回國。甲午戰後，以道員銜駐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在維新變法期間，袁世凱曾以個人名義參加強學會 ，贏得維新派的信任。光緒帝宣佈“百日維新”之後，後黨勢力加緊活動，政變風雲驟起。勢單力薄的維新派把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光緒帝親自召見袁世凱，授予袁世凱侍郎候補銜，委他專辦軍務，企圖拉攏袁世凱。但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反覆酌想，權衡利弊後，未能站到光緒帝一邊。
當光緒帝銳意革新變法時，守舊派也加緊了政變行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日，李鴻章的親家、御史楊崇伊奏請慈禧太后“訓政”。次日，榮祿也由天津趕至北京，同慈禧太后密謀發動政變。當天晚上，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囚於中南海的瀛臺，同時宣佈“重新訓政”，並以“結黨營私”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為。康有為事先得到消息與梁啟超化裝出走日本。而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相繼被捕，於八月十三日喋血菜市口。其他參與新政和傾向變法的官員，皆被革職或囚禁。慈禧太后宣佈廢除百日維新的上諭，復辟一切舊制，百日維新失敗。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下令將光緒帝囚禁在北京城內南海中的瀛臺。這是一處孤浮水中的小島，四面環水，只有一處活板橋與外界相通。慈禧太后派太監嚴密監視著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從此，貴為“九五之尊”的天子形同階下囚，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林旭（1875—1898年),字暾谷，福建侯官人（今福州)，舉人出身，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上書請拒和議，繼而任內閣中書。對康有為維新思想和政治見解表示贊同，拜康有為為師，積極參加變法維新運動。百日維新時，於八月與譚嗣同、劉光第、楊銳同受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六日政變發生，初九日被捕，十三日與譚嗣同等同時被害，年僅24歲。
劉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進士，授刑部主事。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辭官，歸家教書，提倡實學。光緒二十四年到北京參加保國會。“百日維新”期間，經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受到光緒帝召見。八月與譚嗣同、林旭、楊銳同受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預新政。9月11日，湖南守舊派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啟超，他和譚嗣同一起擬旨詳加駁斥。在維新變法期間，新舊勢力激烈鬥爭之際，他努力釆取調和態度，力使“維新守舊，鹹得其宜”。後與譚嗣同等同時遇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康廣仁（1867—1898年)，字廣仁，號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之弟。青年時因痛恨科舉，故不曾取得科舉功名。曾任浙江保甲小吏，後因不滿官場腐敗而退出。維新變法期間，他協助兄長康有為從事變法活動。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在澳門辦《知新報》，又在上海辦大同譯書局，並參與發起“不纏足會”。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期間，協助康有為草擬新政奏稿，後與譚嗣同等人同時遇害。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維新派的建議，頒佈了 100多道推行近代化的詔令，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方面。其中文教方面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確立了京師大學堂的重要地位，把創辦京師大學堂作為教育改革之首項議題。戊戌政變後，慈禧重新訓政，立即宣佈廢除百日維新的上諭，復辟一切舊制，但是維新期間所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卻幸運地保存了下來，京師大學堂即是當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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