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前的1971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的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對中國和聯合國來說，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熱愛和平、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永遠牢記“歷史上的這一刻”。當年11月15日，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正式出席第26屆聯大會議，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喬冠華團長在會場經典的開懷大笑，深刻地印證了“歷史上的那一刻”。“那一刻”，結束了中國被剝奪在聯合國席位22年的歷史。從此，聯合國成為中國瞭解世界和世界瞭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也成為中國開展全方位的多邊外交的重要舞臺。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是以阿爾巴尼亞為首的23個國家共同提交，在阿爾巴尼亞的要求下，被聯大列入會議日程的。載入聯合國史冊的提案名稱即為“阿爾巴尼亞提案”(ALBANIAN RESOLUTION)。而在1971年之前，阿爾巴尼亞連續9年在聯大會議上仗義執言，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可以說，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阿爾巴尼亞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以說功不可沒。對此，時任外長喬冠華曾專程赴地拉那，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堅持原則，堅持正義，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不懈努力的阿爾巴尼亞表示衷心感謝。
如今，47年過去了，中國始終沒有忘記這份情誼，中國國務委員、外長王毅會見阿爾巴尼亞外長迪特米爾·布沙蒂（DitmirBushati）時曾表示，“阿爾巴尼亞當年曾為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銘記在心。”
阿爾巴尼亞已故前外長馬利列和阿爾巴尼亞資深外交家彼得拉奇·波亞尼（PetraqPojani）都是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親自參與者和見證人。筆者作為新華社記者，曾在阿爾巴尼亞先後工作了22年之久，經歷了“中阿關係的春、夏、秋、冬”。為了追憶“歷史的那一刻”，筆者在地拉那期間，曾專門採訪了上述兩位外交家。
馬利列深情回憶
1997年夏日的一天，筆者夫婦來到地拉那“飛行員大樓”，馬利列外長夫婦住在大樓的二層，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馬利列是阿爾巴尼亞的資深外交家。勞動黨執政時期，曾多年擔任阿副外長和外長，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曾擔任阿駐華大使。他的第一任妻子——阿首任總統阿利雅的妹妹——及其子，在從中國回阿爾巴尼亞休假途中，因飛機失事而身亡。採訪中，馬利列向我們詳細介紹了阿爾巴尼亞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所做的努力。這也是阿爾巴尼亞政府官員首次向外界披露1971年“歷史那一刻”的內情。
他說，“我作為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成員，從1956年起就經常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一些會議，從而有機會多次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大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進行了約20年的討論。隨著時間的推移，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越來越多，而反對的國家則逐漸減少。當時的重要障礙是美國，它出於自己的政治原因，拒絕承認現實，不接受中國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馬利列說：“由於阿爾巴尼亞是將這一問題列入大會議程的主要倡議國，它理所當然地負有在聯大就此問題進行辯護的特殊責任。同時，我們也應當很好地利用正在出現的新的政治形勢，即尼克松總統領導的政府，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在改善美中關係方面，邁出了果敢的具體步伐，這足以促使一些國家改變它們對中國的立場，以更積極的態度對待中國，對待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於是，我們在地拉那及時精心地研究了問題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們在聯大的行動綱領和策略，擬定了提案，設想了其他支持國所應做的工作。我們還就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國家有可能在實質問題和程序問題方面提出的各種方案進行了討論，確定了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們意識到，我們將面臨意想不到的情況，因此在聯大應當特別小心。我們把擬定的策略及決議草案交給了中國時任駐地拉那大使劉振華，請他送交北京，徵求中方的最終意見。幾天後，中國大使到阿爾巴尼亞外交部，向我通報說，中方完全同意提案及我們考慮採取的策略。完成這些準備之後，我們帶著略微平靜一些的心情前往紐約。儘管如此，代表團成員們還是繼續就這個問題討論了整整一路。”
馬利列繼續沉浸在深深的回憶中。他緩緩地說，“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按照常規於1971年9月份的第三個星期的星期二如期舉行，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分為兩個階段。最初連續幾天，大會就這一問題的政治方面進行辯論，每個代表團發表自己的觀點，最終表決則放在10月25日的一次專門會議上進行。
“聯合國大會就提案進行辯論的日子一天天臨近，這期間，阿爾巴尼亞提案的共同提案國又增加了，一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也加入到了共同提案國的行列。與此同時，另外一方也在加緊他們的工作。除了美國的提案外，一些代表團又提出了幾項修正案，其最終目的是破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共同提案國的提案。
“美國代表團幾次傳話給我們，要求將聯合國大會確定的表決時間向後推遲幾天。對此，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與共同提案國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一致意見：不能接受美國這一策略性提議，對提案的表決應按已經確定的時間——10月25日進行。十分清楚的是，美國人想等基辛格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後再做出定論，然後才對提案進行表決。一些代表團從他們原來贊成美國提案的立場退卻了，另一些代表團則猶豫不決。他們認為：‘既然基辛格還在北京，這說明華盛頓在改變對中國的態度，我們又何必要繼續堅持原來的立場呢？’我們決定利用這一對我們有利的政治機會，對美國提出來的所有旨在推遲表決時間的建議均予以拒絕。
“在聯大提案進行表決的前夕，我們23個共同提案國的代表團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討論我們在大會上應採取的策略。我們將各種問題逐個進行了討論。我們首先決定表決必須於1971年10月25日舉行，絕不接受任何其他日期。我們還決定，無論如何不能允許把我們的提案分割成幾部分，不接受任何修正案，也不同意對提案進行逐段表決，因為提案是一個整體。事實上，任何一點修改都會觸及提案的本質。因此，我們要為提案如同我們提交的那樣，原原本本地獲得通過而鬥爭。
“我們同時意識到，大會進行過程中，將會出現許多程序性障礙和操縱現象。於是，我們對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了討論，並對各共同提案國負責反駁的問題做了分工，以便不讓重擔僅落在兩三個代表團身上，而是所有提案國代表團組成一個團體，一起站起來捍衛我們的提案，實現我們的目標。
“共同提案的各國代表團為將在大會上開展的‘戰役’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就在程序性辯論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做準備。除了上述會議分配的任務外，我們代表團還就可能危及我們提案的幾個關鍵性的和敏感的問題做準備，並設想了大會間某個提案國突然未與會，我們如何及時補救等問題。但實際上，所有共同提案國都表現得認真而積極，他們全都準確無誤地完成了上述會議為他們確定的任務”。
說到這裡，馬利列外長略微提高了一些聲調說，期待已久的聯合國大會對各項提案的表決時刻終於來臨了。會議開始前半小時，大會會場內便擠滿了人，為新聞記者和聽眾保留的位置也座無虛席。各國代表團走來走去，都在爭取對自己提案的支持者或提醒其他代表團正式或秘密做出的承諾，那些不太瞭解情況的代表團，則努力打探最新消息。
對各種修正案和提案進行表決之前，與議程問題直接相關的方面阿爾巴尼亞、蔣介石政權和美國的代表，各有一次發言機會，以便對自己的提案做出說明。
他說，“我在發言中再次闡明：只有一箇中國，這就是於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省則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美國看清楚了總趨勢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便改變策略同意中國進入聯合國，同時又讓臺灣留在聯合國。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只有一箇中國。
“這期間，聯大上有一個暗中散佈的假消息，說北京似乎已經接受美國的提案。為了排除一些代表國的猶豫不決，我當即摘要宣讀了1971年8月20日中國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發表的聲明。聲明中說：‘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因此，只要在聯合國裡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地位未定‘或其他類似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關係。中國政府的這一嚴正立場是不可改變的。
“我還在發言中指出，不存在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而是恢復她在這個組織中的一切合法權利的問題，因為中國是這個組織的首創國之一。
“大會就美國提出的要求——阿爾巴尼亞提案應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算通過——發表意見。圍繞這一問題，一場新的辯論又開始了。我們當時相信我們的提案能夠獲得簡單多數通過，但對能否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沒有把握，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這一要求。美國的建議付諸表決，所有代表團都不安地注視著投票情況，結果是美國輸了，大會沒有接受它的建議。這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重大失敗，而對於聯合國中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席位的各國代表團來說，則是一個鼓舞。這次表決也使許多代表團重新考慮對阿爾巴尼亞提案應持的態度，它們急切地撥動通往國家首都的電話，向自己的政府說明情況和聽取新的指示。
“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政權已無望再繼續留在聯合國組織中時，臺灣代表團離開了大會會場，中國的席位空缺。就阿爾巴尼亞提案進行表決的道路終於開通了”。
馬利列外長回憶道，“大會主席手執名冊，宣佈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共同提案國的提案進行表決。大廳內鴉雀無聲，會場內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貫注。代表團一個接一個地高聲表達自己的立場：“贊成”、“反對”、“棄權”，以便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聽清楚。所有的人都在記錄各代表團的表態。
“會場內一片寂靜，靜得連根針掉到地上都聽得見。大會主席馬利克宣佈表決結果：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的共同提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獲得通過”。
馬利列外長激動地說，馬利克主席的話音剛落，會場內全體起立，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20年的不公正終於得到了糾正。聯大主席宣佈，將把表決結果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結果後，他還強調指出，美國提案已無需再進行表決。
“大會會場內沸騰了。有節奏的掌聲經久不息。一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密切友好關係的非洲國家代表團成員，跳起了歡樂的非洲舞蹈，有的人甚至到桌面上載歌載舞，其他人則不斷地用力鼓掌，手掌都拍紅了。代表們、新聞記者們、聽眾們以及在會場外通過電視和廣播跟蹤大會情況的人們，都成為聯合國大會會場這一絕無僅有場面的見證人。
“聯合國大會1971年10月25日的會議於紐約時間的15時開始舉行，不間斷地開到當天夜晚的23時25分，當時地拉那時間為10月26日晨5時25分，北京時間則是10月26日12時25分”。
說到這裡，馬利列還講述了一個耐人回味的細節：就在聯大表決結束後，當夜凌晨，一批美國警察突然來到阿爾巴尼亞代表處住處。他們手裡拿著提包和儀器，跟我們說，警察局收到匿名電話，說在阿爾巴尼亞代表處安置有一枚炸彈，隨時有爆炸的危險，並說這是對聯合國有關中國的決議的報復。我們當即表示，搞這種犯罪行徑是毫無道理的，或許是精神不正常人開玩笑或純粹為了轟動效應。我們同時說明，我們認為在一座高35層、裡面居住著數千平民百姓的大樓內安放炸彈是不可能的。其實，在聯大對提案進行表決的會議召開之前，我們就接到一些威脅電話，一些不負責任的人還在代表處門前組織示威，他們手舉“撤回提案”的標語並高呼這一口號。我們讓警察干他們的事。他們檢查了代表處以及其他各處，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什麼也沒有發現。
馬利列外長最後說，“1971年10月25日的會議，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從程序角度看，都將作為聯大工作中最特殊的、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之一，作為聯合國生活中最值得載入史冊的事件之一，而永遠被人們所回憶。聯合國有關這一問題的文獻，即使在將來，也會被國際法的專家和律師以及歷史學家們時常參閱，進行研究再研究，以便了解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人民，在這個世界性組織中的代表權問題是如何得以解決的。他們還將研究反對公正、合法地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所使用的種種程序手段，以及他們千方百計使問題複雜化和儘量拖延時間而玩弄的各式各樣的花招”。
波亞尼大使：世界各國人民都有貢獻
2017年6月，地拉那驕陽似火。82歲的老人波亞尼在位於市中心的“青年公園“的餐飲娛樂中心向筆者談起了1971年“那歷史的一刻”。
波亞尼先生曾歷任阿爾巴尼亞駐法國、比利時和歐盟大使，從1971年起擔任阿爾巴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他回憶說，他“參加過八次以上的聯合國大會，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6屆聯大。也正是在那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談到在26屆聯大會議上高度緊張的工作，這位資深外交官回憶道：“對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來說，這是一件大事。當時的團長是雷茲·馬利列（ReizMalile）。我們的精神必須高度集中，因為時間很緊，經常碰到需要立刻決定是否在提案中增加新內容的情況，而我們又不可能在現場召集其他國家開會商議，所有做這些決定的任務就落到了提案的主要發起國——阿爾巴尼亞身上。說實話，我們沒想到能取得最終的勝利。所以當這個提案得到通過時，大家都很激動，其他國家的代表也跑過來祝賀我們。”
波亞尼說，為了這個期待已久的時刻，阿爾巴尼亞從1963年就開始著手準備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共同起草方就提案內容進行了多次討論和修改，過程充滿了曲折與艱辛。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件事情多年後仍被人們不斷提及。這是一段難忘的歷史，也是一件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這裡面不僅有阿爾巴尼亞，還有世界其他國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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