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前的197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和联合国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永远牢记“历史上的这一刻”。当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26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乔冠华团长在会场经典的开怀大笑，深刻地印证了“历史上的那一刻”。“那一刻”，结束了中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席位22年的历史。从此，联合国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是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个国家共同提交，在阿尔巴尼亚的要求下，被联大列入会议日程的。载入联合国史册的提案名称即为“阿尔巴尼亚提案”(ALBANIAN RESOLUTION)。而在1971年之前，阿尔巴尼亚连续9年在联大会议上仗义执言，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可以说，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阿尔巴尼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功不可没。对此，时任外长乔冠华曾专程赴地拉那，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表示衷心感谢。
如今，47年过去了，中国始终没有忘记这份情谊，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会见阿尔巴尼亚外长迪特米尔·布沙蒂（DitmirBushati）时曾表示，“阿尔巴尼亚当年曾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铭记在心。”
阿尔巴尼亚已故前外长马利列和阿尔巴尼亚资深外交家彼得拉奇·波亚尼（PetraqPojani）都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亲自参与者和见证人。笔者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在阿尔巴尼亚先后工作了22年之久，经历了“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为了追忆“历史的那一刻”，笔者在地拉那期间，曾专门采访了上述两位外交家。
马利列深情回忆
1997年夏日的一天，笔者夫妇来到地拉那“飞行员大楼”，马利列外长夫妇住在大楼的二层，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利列是阿尔巴尼亚的资深外交家。劳动党执政时期，曾多年担任阿副外长和外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担任阿驻华大使。他的第一任妻子——阿首任总统阿利雅的妹妹——及其子，在从中国回阿尔巴尼亚休假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采访中，马利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阿尔巴尼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做的努力。这也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官员首次向外界披露1971年“历史那一刻”的内情。
他说，“我作为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成员，从1956年起就经常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从而有机会多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大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了约20年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而反对的国家则逐渐减少。当时的重要障碍是美国，它出于自己的政治原因，拒绝承认现实，不接受中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马利列说：“由于阿尔巴尼亚是将这一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主要倡议国，它理所当然地负有在联大就此问题进行辩护的特殊责任。同时，我们也应当很好地利用正在出现的新的政治形势，即尼克松总统领导的政府，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改善美中关系方面，迈出了果敢的具体步伐，这足以促使一些国家改变它们对中国的立场，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于是，我们在地拉那及时精心地研究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制定了我们在联大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拟定了提案，设想了其他支持国所应做的工作。我们还就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国家有可能在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方面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意识到，我们将面临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在联大应当特别小心。我们把拟定的策略及决议草案交给了中国时任驻地拉那大使刘振华，请他送交北京，征求中方的最终意见。几天后，中国大使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向我通报说，中方完全同意提案及我们考虑采取的策略。完成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带着略微平静一些的心情前往纽约。尽管如此，代表团成员们还是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路。”
马利列继续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他缓缓地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按照常规于1971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如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分为两个阶段。最初连续几天，大会就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进行辩论，每个代表团发表自己的观点，最终表决则放在10月25日的一次专门会议上进行。
“联合国大会就提案进行辩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这期间，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共同提案国又增加了，一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也加入到了共同提案国的行列。与此同时，另外一方也在加紧他们的工作。除了美国的提案外，一些代表团又提出了几项修正案，其最终目的是破坏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
“美国代表团几次传话给我们，要求将联合国大会确定的表决时间向后推迟几天。对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与共同提案国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不能接受美国这一策略性提议，对提案的表决应按已经确定的时间——10月25日进行。十分清楚的是，美国人想等基辛格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再做出定论，然后才对提案进行表决。一些代表团从他们原来赞成美国提案的立场退却了，另一些代表团则犹豫不决。他们认为：‘既然基辛格还在北京，这说明华盛顿在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又何必要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呢？’我们决定利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政治机会，对美国提出来的所有旨在推迟表决时间的建议均予以拒绝。
“在联大提案进行表决的前夕，我们23个共同提案国的代表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我们在大会上应采取的策略。我们将各种问题逐个进行了讨论。我们首先决定表决必须于1971年10月25日举行，绝不接受任何其他日期。我们还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把我们的提案分割成几部分，不接受任何修正案，也不同意对提案进行逐段表决，因为提案是一个整体。事实上，任何一点修改都会触及提案的本质。因此，我们要为提案如同我们提交的那样，原原本本地获得通过而斗争。
“我们同时意识到，大会进行过程中，将会出现许多程序性障碍和操纵现象。于是，我们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对各共同提案国负责反驳的问题做了分工，以便不让重担仅落在两三个代表团身上，而是所有提案国代表团组成一个团体，一起站起来捍卫我们的提案，实现我们的目标。
“共同提案的各国代表团为将在大会上开展的‘战役’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在程序性辩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准备。除了上述会议分配的任务外，我们代表团还就可能危及我们提案的几个关键性的和敏感的问题做准备，并设想了大会间某个提案国突然未与会，我们如何及时补救等问题。但实际上，所有共同提案国都表现得认真而积极，他们全都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上述会议为他们确定的任务”。
说到这里，马利列外长略微提高了一些声调说，期待已久的联合国大会对各项提案的表决时刻终于来临了。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大会会场内便挤满了人，为新闻记者和听众保留的位置也座无虚席。各国代表团走来走去，都在争取对自己提案的支持者或提醒其他代表团正式或秘密做出的承诺，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代表团，则努力打探最新消息。
对各种修正案和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与议程问题直接相关的方面阿尔巴尼亚、蒋介石政权和美国的代表，各有一次发言机会，以便对自己的提案做出说明。
他说，“我在发言中再次阐明：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美国看清楚了总趋势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改变策略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又让台湾留在联合国。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只有一个中国。
“这期间，联大上有一个暗中散布的假消息，说北京似乎已经接受美国的提案。为了排除一些代表国的犹豫不决，我当即摘要宣读了1971年8月20日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改变的。
“我还在发言中指出，不存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恢复她在这个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权利的问题，因为中国是这个组织的首创国之一。
“大会就美国提出的要求——阿尔巴尼亚提案应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算通过——发表意见。围绕这一问题，一场新的辩论又开始了。我们当时相信我们的提案能够获得简单多数通过，但对能否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没有把握，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美国的建议付诸表决，所有代表团都不安地注视着投票情况，结果是美国输了，大会没有接受它的建议。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失败，而对于联合国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的各国代表团来说，则是一个鼓舞。这次表决也使许多代表团重新考虑对阿尔巴尼亚提案应持的态度，它们急切地拨动通往国家首都的电话，向自己的政府说明情况和听取新的指示。
“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政权已无望再继续留在联合国组织中时，台湾代表团离开了大会会场，中国的席位空缺。就阿尔巴尼亚提案进行表决的道路终于开通了”。
马利列外长回忆道，“大会主席手执名册，宣布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进行表决。大厅内鸦雀无声，会场内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贯注。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高声表达自己的立场：“赞成”、“反对”、“弃权”，以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所有的人都在记录各代表团的表态。
“会场内一片寂静，静得连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大会主席马利克宣布表决结果：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同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
马利列外长激动地说，马利克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内全体起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年的不公正终于得到了纠正。联大主席宣布，将把表决结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结果后，他还强调指出，美国提案已无需再进行表决。
“大会会场内沸腾了。有节奏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非洲国家代表团成员，跳起了欢乐的非洲舞蹈，有的人甚至到桌面上载歌载舞，其他人则不断地用力鼓掌，手掌都拍红了。代表们、新闻记者们、听众们以及在会场外通过电视和广播跟踪大会情况的人们，都成为联合国大会会场这一绝无仅有场面的见证人。
“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的会议于纽约时间的15时开始举行，不间断地开到当天夜晚的23时25分，当时地拉那时间为10月26日晨5时25分，北京时间则是10月26日12时25分”。
说到这里，马利列还讲述了一个耐人回味的细节：就在联大表决结束后，当夜凌晨，一批美国警察突然来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处住处。他们手里拿着提包和仪器，跟我们说，警察局收到匿名电话，说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处安置有一枚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并说这是对联合国有关中国的决议的报复。我们当即表示，搞这种犯罪行径是毫无道理的，或许是精神不正常人开玩笑或纯粹为了轰动效应。我们同时说明，我们认为在一座高35层、里面居住着数千平民百姓的大楼内安放炸弹是不可能的。其实，在联大对提案进行表决的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就接到一些威胁电话，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还在代表处门前组织示威，他们手举“撤回提案”的标语并高呼这一口号。我们让警察干他们的事。他们检查了代表处以及其他各处，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什么也没有发现。
马利列外长最后说，“1971年10月25日的会议，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程序角度看，都将作为联大工作中最特殊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一，作为联合国生活中最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之一，而永远被人们所回忆。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即使在将来，也会被国际法的专家和律师以及历史学家们时常参阅，进行研究再研究，以便了解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人民，在这个世界性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是如何得以解决的。他们还将研究反对公正、合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所使用的种种程序手段，以及他们千方百计使问题复杂化和尽量拖延时间而玩弄的各式各样的花招”。
波亚尼大使：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贡献
2017年6月，地拉那骄阳似火。82岁的老人波亚尼在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公园“的餐饮娱乐中心向笔者谈起了1971年“那历史的一刻”。
波亚尼先生曾历任阿尔巴尼亚驻法国、比利时和欧盟大使，从1971年起担任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他回忆说，他“参加过八次以上的联合国大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6届联大。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谈到在26届联大会议上高度紧张的工作，这位资深外交官回忆道：“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当时的团长是雷兹·马利列（ReizMalile）。我们的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因为时间很紧，经常碰到需要立刻决定是否在提案中增加新内容的情况，而我们又不可能在现场召集其他国家开会商议，所有做这些决定的任务就落到了提案的主要发起国——阿尔巴尼亚身上。说实话，我们没想到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当这个提案得到通过时，大家都很激动，其他国家的代表也跑过来祝贺我们。”
波亚尼说，为了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阿尔巴尼亚从1963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共同起草方就提案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多年后仍被人们不断提及。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是一件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里面不仅有阿尔巴尼亚，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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