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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波譎雲詭的中美關係，意外地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其靜從書齋裡帶到了公眾眼前。
精準預測特朗普的對華舉措
楊其靜於2016年11月發表的《特朗普當選，中國面臨巨大挑戰》，“精準預測”了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國際局勢，成了近期網上受到熱議的文章——
“億萬富翁特朗普以“使美國再次強大”和“美國優先”為口號而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對於這一結果，很多中國人都樂觀地認為特朗普會為中國崛起提供更為寬鬆的國際空間。但事實上，以特朗普的這種精明的商人性質和對重建美國製造業的渴望和專注，將使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特朗普上臺後可能對中國形成兩方面挑戰。
一是在經濟方面，對外貿易保護主義、對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將對中國形成沉重打擊。他不僅視中國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而且明確地將競爭聚焦於製造業的爭奪。為了打擊中國的製造業，促使製造業資本從中國迴流到美國，特朗普很可能在經濟政策上搞兩手抓，即一手強化
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另一手在美國國內大力推行減稅去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二是在地緣政治方面，特朗普很有可能會撬動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力量來圍堵中國，為中國製造不穩定因素。為了惡化中國的外部環境，美國很可能與俄羅斯和解，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深化與周邊國家的聯盟關係，甚至更加大膽地對中國進行軍事挑釁。
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在“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下，特朗普很可能會更有效地利用美國現有的超級大國地位，採取各種非常規手段改變各種遊戲規則，促進資本回流美國，從而重塑美國國內和國際的政治經濟格局。考慮到近年來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相對於美國的成本優勢已基本消失，因此特朗普政府真的有可能對中國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對此，中國必須儘快研究應對措施！”
楊其靜的這篇文章原系人大國發院的政策簡報，表達了對於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的擔憂，認為他會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時，國內普遍持樂觀態度，認為特朗普能夠為崛起中的中國提供更寬鬆的國際空間。這篇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廣泛關注。
轉眼間，兩年時光猶如駟之過隙，楊其靜文中的觀點被美國那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總統一一印證，有網友笑稱特朗普政府簡直是按照這篇文章制定各項政策。
楊其靜本人也激起了網友的濃濃好奇心：能在兩年前就能準確預測未來國際局勢的學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紮根在中關村大街59號
翻翻他在人大經濟學院官網上放出的簡歷會發現，國際政治經濟其實並不在他的主要研究範圍內。
楊其靜的簡歷顯示，他的研究領域是組織經濟學，他在人大經濟學院開的課包括《博弈論》和《中級微觀經濟學》（面向本科生）、《公司財務與治理》（面向研究生）和《組織經濟學》（面向博士生）。而在“當前研究興趣”一欄，他寫的是公司財務與治理問題和國家治理問題。國家治理問題，包括了中央與地方關係、官員治理、腐敗與反腐敗、政企關聯、 土地問題、國企改革等多個領域。
也就是說，其實公司治理和我國的國家治理才是楊其靜教授近年來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他的簡歷上，同樣引人關注的，是他與中國人民大學二十餘年的緊密聯繫。
• 教育背景
1999.09-2002.07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1996.09-1999.07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1992.09-1996.07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本科生
• 工作經歷
2009.12-至今 中國人民大學 博士生導師
2011.07-至今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
2005.07-2011.06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副教授
2002.07-2005.06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講師
楊其靜1972年生於重慶市北碚區，1992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就讀於經濟學系，隨後他在人大讀完了碩士、博士。十年讀書生涯結束後，他便留校擔任經濟學院的老師，升至教授、博士生導師，一直到今天。在學術鑽研的道路上，他與位於中關村大街59號的這座學府相互陪伴，足足待了二十六年。
他也曾於2006年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2016年的時候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Haas School of Business做過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在社會兼職方面，他不僅擔任《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 等中文學術期刊的匿名審稿人，還是一些國家級基金的評議專家。
在微博上他被轉載文章的評論區裡，可以看到他昔日學生的留言。楊其靜治學嚴謹，對待學生十分嚴格，判卷時不會留情，曾經“全班20個掛科”，同時，上課時講的內容“超有意思”。可以看出來，對於這位老師，學生給予的評價還是很高的。
中國模式、央企改革，才是他的研究領域
楊其靜曾將“中國模式”概括為“經濟分權，政治集權”。在四年前的舊文《中國模式最讓人擔心的地方在哪？》中，他表達過對於“中國模式”的擔心——
在他看來，“中國模式”的宏觀優勢在於地方政府會向工商企業提供熱情友好的幫助：“不僅為工商企業提供各種商業便利，而且傾斜性地向工商企業提供大量公共資源，比如各種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廉價土地、大規模基礎設施、低水平環境和低勞工保護。”
然而，一個經濟體實際運行的效率和質量更取決於其微觀主體對宏觀制度的反應模式，因此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需回答，即：政府官員一定會以公開、公正和透明的方式，以最大化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為原則來確定幫助對象並提供寶貴的幫助之手嗎？同時，企業僅僅會被動而消極地等待政府官員公開信息並按照上述原則分配公共資源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此外，在楊其靜另一篇舊文《中國模式的本質，什麼條件下中國模式有效？》中，他認為這種“中國模式”要想促進經濟發展，必須擁有兩個前提：
1、強大而理性的中央政府是分權有效的前提。
2、地方政府有能力是分權有效的必要前提。
在楊其靜看來，中央—地方分權也許縮短了政府與社會的信息距離，卻拉大了政府間的信息距離，從而加大了中央監督的難度。如果中央不夠強大，無法有效地協調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和執行財政紀律，則地方政府
很可能發生了搭便車和過度放牧行為，導致全國性的巨大財政赤字。印度就是一個“事後赤字遠高於政府預期”的典型例子。
擁有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也必不可少。正如他文中所引用的話：“對中國而言，問題並非在於官僚體系是否有能力來培育經濟增長，而在於是否有恰當的激勵來實現它”。
儘管研究的問題與政治經濟息息相關，但楊其靜是個比較低調的學者，執教十餘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次數不多。在刊登出來的報道中，他曾就央企改革、官員晉升等問題表達過自己的看法。
在2015年，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央企改革中，管理運營應當分家。同時他認為，混改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國有資本是否願意放棄絕對控股地位——
“在國有資本面前，其他所有資本不可能獲得平等的地位，更何況國資委在相關企業中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時天然地代表著國家意志。結果，在這些公司的經營管理決策過程中很難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鑑於此，這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是希望通過在國企中引入非國有性質的戰略投資者來有效緩解公司治理問題，提高公司運營效率。”
對於中國官員的晉升問題，他曾在2014年發表文章，將中國地方官員晉升機制的秘密概括為“寬鬆的晉升資格賽”——
“寬鬆的晉升資格賽促使大多數市委書記都必須在任期內努力發展本地經濟；與此同時，上級組織，尤其是中央始終掌握著充分的人事安排自由裁量權，從而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並有機會在更大的候選人範圍內挑選到‘德才兼備‘的幹部。”
在最近的互聯網輿論場中，楊其靜的名字頻頻被拎出來與其他學者並列、比較，對他昔日的預測進行誇讚。
我們無意通過這樣一篇文章來神聖化楊其靜，只是在當前的環境下，像楊其靜這樣認真做學術研究的學者，應當被重視。
▍楊其靜教授獲獎情況
（向上滑動可以看到更多）
◎所指導的碩士研究生論文多次獲得“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李小斌，2010；朱玉，2012；鄭楠，2012；彭豔瓊，2013）（注：2013 之後暫停評選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2009 年，Honorable Mentions, in “2010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the Team of Zhihao Xu, Yu Luo, Wei You, with Faculty Advisor Qijing Yang)。
◎ 2009 年，獲中國人民大學2008-2009 學年學士學位論文優秀指導教師
◎ 2008 年，《理論經濟學創新人才本碩博一體化培養模式》（劉元春、劉鳳良、雷達、陳彥斌、楊其靜）：獲中國人民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2008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
◎2006年，《企業家的企業理論》（獨著）：獲“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 2006年，《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經濟學分析》（楊瑞龍主編，楊其靜撰寫第十章“國有企業經營者的選擇與監控機制創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2：獲 “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2004年，博士論文《企業家的企業理論》：獲 “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2004年，“財富、企業家才能與最優融資契約安排”（《經濟研究》，2003（4））：獲“北京市第八屆哲學人文科學二等獎”
◎2003年，博士論文《企業家的企業理論》：獲“中國人民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2003年，《專用性、專用性與企業制度》（與楊瑞龍合作）：獲“第八屆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研成果論文類優秀獎”
▍楊其靜教授論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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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於手工收集的1994-2012年中國各省紀檢監察部門信訪執紀數據，分別以萬人信訪舉報數和舉報查處率來度量各地的腐敗程度和反腐力度。研究發現：(1)雖然中國的腐敗蔓延趨勢並未得到根本遏制，但自1998年以來腐敗規模總體上呈下降趨勢；(2)中國整體的舉報查處率保持在10%～13%，並不存在所謂的“週期性”問題；(3)腐敗會嚴重損害各地的經濟增長率；(4)提高反腐努力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抑制腐敗；(5)反腐行動沒有阻礙地方經濟發展，反而促進了人均投資增長率。這說明腐敗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幫助之手，而中國有必要持續加大反腐力度。
摘要：利用2007-2012年中國地級(包括副省級)城市工業用地出讓的面板數據，對2009年9月中央開始實施的產能管制措施做了政策效果評估。研究發現：在實行產能管制措施之後，產能過剩—受管制行業的城市工業用地出讓宗數增勢受到顯著抑制，但產能過剩—非管制行業的城市工業用地出讓宗數仍然增勢不減；市政府向受管制行業繼續出讓工業用地的現象依然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那些市領導具有較大潛在晉升機會的城市。這表明，雖然中央的管控措施可在短期緩解產能過剩問題，但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的長期發展還需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適當調整官員的考評晉升機制。
摘要：通過收集整理2007—2011年中國土地市場網上公示的每宗工業用地出讓結果信息而獲得了城市政府出讓工業用地的面板數據。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工具，筆者發現省內經濟實力相近的城市，尤其是經濟強市之間存在著土地引資的惡性競爭，即競相擴大工業用地的出讓規模和協議出讓比例。同時還發現，市委書記的個人稟賦特徵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工業用地出讓行為。這些實證結果都暗示轄區間土地引資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領導晉升競爭的產物。
摘要：本文強調現實中企業不僅會努力對內進行能力建設，而且也會對外尋求政府幫助，以便獲得某種競爭優勢。然而，資源有限的企業必須在能力建設和政治關聯之間進行權衡。本文藉助一個品質縱向差異競爭模型闡明，如果政府被授予的財力和處置權很大，而提升和維護產品品質優勢卻很困難，那麼，企業將熱衷於政治關聯而不是能力建設，尤其是當那些無力消費高品質產品的低端消費群體比例很大時。同時，還發現，如果一個社會收入分配使得貧富差距嚴重且低端消費群體非常大，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佔據了高端市場，那麼，本土企業就很可能甘願淪為低端行業或者產品的生產者，並加劇對政治關聯的渴望。
摘要：在中國式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掌握著大量行政處置權和公共資源，誘使企業積極發展政治聯繫。一方面，政治關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企業，尤其是民企獲得實際的產權保護和廉價的公共資源，突破各種管制和進入壁壘，從而贏得更加有利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另一方面，政治關聯不僅會抑制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建設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而且還會導致租金的耗散和不公平競爭，從而不利於企業和國民經濟長遠的健康發展。為此，產權改革、放鬆(所有制歧視性)管制、強化市場競爭機制都將有效地抑制政治關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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