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0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法國阿爾勒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

2003年7月10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法國阿爾勒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

【紀念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逝世十週年】2014年8月4日，是世界攝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逝世十週年。

2004年8月4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逝世時，法國總統府埃麗舍宮為卡蒂埃-布勒松逝世發佈公報。雅克·希拉剋總統說：“卡蒂埃-布勒松的逝世使法蘭西失去了一位天才的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一位最具造詣併為全世界廣為尊崇的最傑出的藝術家。作為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人，他用激情去拍攝20世紀，以他博學的目光去記錄人類的活動和文明。”

國際主流媒體高度評價亨利·蒂埃-布勒松：“他的攝影定義了20世紀”。

國際媒體早在大師生前即有評論：“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是走上攝影之路的人都必須要經過的一道門檻。”

美國著名攝影家布路斯·戴維森曾說：“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不是20世紀所謂的著名攝影家之一，他遠遠超乎其上，現今世界上的每個攝影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滋養，我們都有他的部分DNA。”

2003年6月，為我與布勒松大師會見擔任翻譯的於洋先生，在來函中寫道：“您是全世界攝影師當中唯一一位應布勒松邀請與他親切會面的，他還破例主動請您為他拍照並親切合影，這一富有傳奇色彩的新聞事件已被歐美多家媒體報道。您應將2003年你們兩位歷史性會見的圖片和文字重新發表，這比寫什麼紀念文章都更有意義，以此作為對布勒松大師逝世十週年的最好紀念。”

——2014年8月3日寫於紐約無為齋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

是走上攝影之路的人都必須要經過的一道門檻。

攝影這一門，你進去時是ABC，出來時是HCB。

(HCB 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名字縮寫)

——引自國際媒體

法國攝影大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被國際新聞界和攝影界尊崇為攝影泰斗。歐美主流媒體讚揚他是當今世界無與倫比的攝影大師，藝術巨匠和文化名人。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攝影家不知道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所有攝影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理論和作品的薰陶及影響。

著名法國導演和攝影家海蒙·德帕爾多稱讚：“卡蒂埃-布勒松是以博學的目光擁抱20世紀，用‘決定性瞬間’獵取照片為整個世界所熟知。他是第一個將美學和政治結合為一體。他實現了一個奇蹟：擺脫主題的束縛，注重觀察和瞬間，將攝影置於一個無法與其它藝術領域相脫離的境界。無論是在法國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或英國乃至全世界，無不受到他的影響。他被世界各種攝影流派引為精神教父。”

美國著名攝影家布路斯·戴維森曾說：“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不是20世紀所謂的著名攝影家之一，他遠遠超乎其上，現今世界上的每個攝影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滋養，我們都有他的部分DNA。”

從不允許別人為其拍照的攝影泰斗

世人皆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有一個“怪癖”：從不允許別人為他拍照(他的夫人除外)，從不與外人合影(他的家人除外)，也極少同意媒體發表他的肖像照片。儘管他拒絕別人為其拍照，但是他的大半生幾乎都在抓拍別人的影像。他說自己“整日在街頭尋找，隨時準備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將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記錄下來”。他為避免引起人們的注意，常常用黑膠帶蓋住照相機的明亮部分，以便更好地融入到人群中抓拍照片。曾有媒體問卡蒂埃-布勒松為何對自己的肖像如此封閉，他回答說，如果公開他的容貌會大大妨礙他隱蔽式的拍攝工作。人們都聞其大名，卻難得見其尊容。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個“攝影界幽靈”的雅號。

到20世紀80年代，媒體傳播手段發生鉅變，卡蒂埃-布勒松無可避免地也要出現在電視採訪現場，他深感繼續自己肖像是越來越困難了，他也不得不順應社會需求，便授權他曾是創始人之一的瑪格南圖片社代理他的43幅個人肖像圖片，其中大半是他夫人所攝。此前，這家由他參與創辦的圖片社只擁有一張他的護照相片。2000年他在公共電視節目中露面，而這種節目錄影帶是可以郵購的。如此一來，卡蒂埃-布勒松神秘的肖像面紗被揭開了一角。但是，他的肖像出現在印刷媒體上仍是罕見的，除非你肯向瑪格南圖片社支付高昂的租金，才能獲得卡蒂埃-布勒松肖像的一次性使用權。

說起來，這一“怪癖”並不怪，他是為了不被人認出容貌以便在人群中抓拍照片，這已成為他一生的職業習慣。他越是這樣越發促使各國攝影師都夢寐以求地想抓拍到他的照片，或企盼能有機會與他合影留念。卡蒂埃-布勒松“拒絕拍照”的趣聞廣為流傳：

——他為了拒絕別人抓拍他的肖像照片，不分春夏秋冬在各種公眾場合總是戴一頂鴨舌帽，只要察覺有人要拍照就把頭上的鴨舌帽拉下來擋住臉，或者乾脆轉過身用屁股對向別人的鏡頭。

——50年代後期，他到東京訪問，日本攝影界事先拉起歡迎條幅擺好位置等待與大師合影，盛情之下他只好坐下來拍攝集體合影，但他當場向操機攝影師要走膠捲，令在場者驚詫不已，大家空歡喜了一場。

——1975年，他到英國牛津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證書時，媒體記者以為這一回總可以見到其尊容了，但是當他走上臺時竟然舉著一張白紙遮擋在自己臉上，以這種奇特方式躲避攝影記者的拍攝。

——1988年4月，中國攝影家楊紹明(其父楊尚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法國拜訪過卡蒂埃-布勒松，當時曾“要求為大師造像未獲首肯，便拍下大師剛坐過的椅子留作紀念”，這張“布勒松大師剛坐過的椅子”照片公開發表後，一時成為中國攝影界有趣的話題。

1988年4月29日，中國攝影家楊紹明在法國拜訪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時曾“要求為大師造像未獲首肯，便拍下大師剛坐過的椅子留作紀念”，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楊紹明旅歐攝影畫冊中將這一張作品設計為跨頁大幅照片。

——引自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楊紹明旅歐攝影畫冊

——在巴黎一個展覽會上，一名女記者認出了卡蒂埃-布勒松，剛舉起相機拍照，他立即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刀衝過去，嚇得女記者趕緊將膠捲拉出來曝光才算了事。媒體說他一生崇尚“非暴力主義”，但他對拍攝或公開其肖像始終高度戒備，一經發現異常反感，甚至會有“暴力傾向”。

——2000年5月，著名的《名利場》雜誌要為80歲以上的資深老攝影家作一期圖片專輯，特地聘請卡蒂埃-布勒松擔綱主拍，與他交往幾十年的好友、85歲的老攝影家大衛·鄧肯成為拍攝對象之一，兩位老友相約在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露天咖啡座中會面，當天在場只有4個人，即卡蒂埃-布勒松及其助手和大衛·鄧肯夫婦。大衛·鄧肯是被攝者，深知老友絕少允許別人為他拍照而未帶相機，當看到卡蒂埃-布勒松用萊卡相機在為自己拍照時，突發靈感，取過他太太沒裝膠捲的傻瓜相機，向那位助手要了一卷黑白膠片裝上，對著卡蒂埃-布勒松拍了起來，大衛·鄧肯用5分鐘拍了37張底片。

事後，大衛·鄧肯在看了沖印出來的樣片後，發覺這組照片不但捕捉到卡蒂埃-布勒松真實的容貌和各種自然的表情，而且更具新聞及歷史紀實價值。因為多少年來人們對卡蒂埃-布勒松只是聞其名而不見其貌。在外界流傳卡蒂埃-布勒松的照片幾乎是鳳毛麟角，致使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對這位世界攝影界的頂級人物久久未能識其“廬山真面目”。

2000年5月5日，大衛·鄧肯為老朋友卡蒂埃-布勒松拍了37張肖像照片，這是135底片印製的樣片。

大衛·鄧肯把他為老朋友卡蒂埃-布勒松拍的37張肖像照片，全部都編入《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畫冊裡。

大衛·鄧肯當時曾將這37張印曬的樣片全部拿給卡蒂埃-布勒松夫婦看過，他們未有多大反應。於是大衛·鄧肯決定將這37幅照片全部編輯在畫冊《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裡，並挑選這37幅黑白照片中唯一一張卡蒂埃-布勒松舉起相機遮住臉的照片作為畫冊的封面。在出版之前，大衛·鄧肯將出版的畫冊大綱拿給卡蒂埃-布勒松審閱，其中還包括被放大的22幅照片。沒想到遭到了卡蒂埃-布勒松的強烈反對，當即寫了一張便條：

親愛的大衛·鄧肯：

看過那張印曬放大的頭部特寫後，感到萬分驚駭，我把這當作是一次玩笑！再次請你千萬勿將任何一幅照片在任何地方刊登。

祝好！請勿介意！

卡蒂埃-布勒松

最終，大衛·鄧肯還是決定由法國ASSOULINE出版社將畫冊出版，後來又在美國出版。該畫冊首先介紹作者同卡蒂埃-布勒松結識的經過，兩人之間的友誼，以及拍攝這組照片的由來，文字中充滿了作者對卡蒂埃-布勒松的崇敬和推薦。大衛·鄧肯表示該畫冊所有收入全部捐給美國德州大學“大衛·鄧肯新聞攝影基金會”，作為教育和培養下一代新聞攝影人材之用。

大衛·鄧肯編輯出版《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畫冊引起卡蒂埃-布勒松訴諸法律，圖為該畫冊的封面和封底。

《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畫冊封底照片(局部)是兩位交往幾十年的耄耋老友坐在巴黎畢加索博物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吃點心，相互友好交談。那時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不久會為一本畫冊對簿公堂。

富有戲劇性的是著名《名利場》雜誌那一期老年名攝影家專輯，並沒有刊登大衛·鄧肯的照片，而是由卡蒂埃-布勒松自己的一幅體態優雅的全身照片所取代，當然這是由他夫人拍攝的。

大衛·鄧肯本人對自己的這本畫冊讚許有加，他評價說：“這37幅照片表達出一位傑出人物的深度，包括：好奇、冷淡、慈祥、煩躁、天真、深思、神秘、愛心及專業性。”

卡蒂埃-布勒松則毫不客氣地評論說：“這是一本毫無趣味的壞書。平庸的內容加上一堆沒有攝影構思的快照，作者採用了全部37幅照片，而不是選擇其一，表現出他沒有判斷的眼光，拍攝人像不同與快照。很抱歉，因為我是以拍人像謀生的，拍攝人像要非常仔細，稍有不慎就會錯過那難能可貴的一瞬間。”

為此，卡蒂埃-布勒松向法國和美國法院同時申請禁止出版令，理由是一旦其肖像公佈於眾，對其必將造成“傷害”，對其今後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便”。由於美、法兩國分別有不同的“隱私權”和“發表自由權”的法律，最終卡蒂埃-布勒松的申請在法國獲得禁止出版令，在美國卻照常出版，並可以上網郵購，一時暢銷。但這本畫冊不準進入法國銷售。

卡蒂埃-布勒松與大衛·鄧肯這兩位世界攝影界元老級人物的這場官司，成為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話題。

《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畫冊悉數採用大衛·鄧肯為卡蒂埃-布勒松拍攝的37張肖像，此為畫冊中的一頁。

[圖片] 2006年3月3日，在聯合國舉辦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精品展，旅居美國西海岸洛杉磯的王瑞先生趕來參加開幕式，會面時他向我贈送兩本珍貴圖書，圖中左邊是我手捧大衛·鄧肯的《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攝影家》畫冊，右邊是普雷基手捧很少見的大開本的《讀者文摘》雜誌，我們在一起合影留念。(王瑞攝影)

注：2003年10月號《讀者文摘》特約《紐約時報》著名藝評家薇姬·戈德堡女士撰寫對李振盛訪談錄，文章開篇的跨頁彩照是編輯約稿要求李振盛手握四十年前使用過的萊卡M3的自拍像。

卡蒂埃-布勒松盛情邀請我會見

2003年6月26日，法國文化部主辦題為《李振盛：讓歷史告訴未來》的環球影展，在地處巴黎市中心的敘利宮攝影歷史博物館開幕，展期3個月，以此作為9月開始的“法國-中國文化年”活動的序幕。影展地點敘利宮是法國攝影文物與遺產局所在地，這座17世紀為敘利公爵建造的古老而豪華的宮殿，本身就是國家重點保護的建築與文化遺產，是各國遊客在巴黎參觀的主要景點之一。法國攝影歷史博物館與國家圖書館、歐洲藝術中心被稱為法國三大影展殿堂。據法國文化部官員介紹，此前敘利宮曾為美國著名報道攝影家尤金·史密斯等國際攝影大師舉辦過影展，在這裡為中國攝影家舉辦展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當我的影展在巴黎開幕之際，正值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法國南方距阿爾勒不遠的家鄉小鎮度假，他特地委託卡蒂埃-布勒松基金會主席參加影展開幕式並轉達大師對我的盛情邀請，希望於阿爾勒國際攝影節期間在阿爾拉坦賓館會面。這家賓館的已故老闆勒雅爾丹，30 多年前在卡蒂埃-布勒松全力支持下參與創辦了著名的阿爾勒國際攝影節，這家賓館便成為歷屆攝影節的“大本營”，該賓館一個會客廳是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的。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初識我的攝影作品始於2001年前後，他是從羅伯特·普雷基策劃編輯我的環球影展及《紅色新聞兵》畫冊的提案中首次較全面地看到我的歷史照片並閱讀了有關我的一些介紹資料。

普雷基與大師交往已有30多年，凡是他策劃重要影展或編輯重點畫冊時，都會將提案呈送一份給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審讀指導。這一回，大師看過我的《紅色新聞兵》畫冊及環球影展提案後對普雷基說：“李振盛的照片讓我很感動”，並表示等到我的影展在巴黎展出時他會親自出席開幕式。

普雷基說：“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表態非同尋常，他很少如此讚譽別人的照片，也極少出席這類影事活動

多年來，普雷基的編輯、策展理念是：讓人感動。他在策劃編輯我的影展和畫冊的三年多時間裡，始終以“感動”為貫串主線，講述攝影者親歷的故事，將個人命運與社會歷史相結合來敘事。他對於我的影展究竟應當先在紐約還是先在巴黎首展頗費思量，最終選定巴黎。他說：“任何藝術展覽，凡是能轟動巴黎，就能轟動世界；凡是能感動巴黎，就能感動世界。”

自從卡蒂埃-布勒松看過普雷基的提案並表示“很感動”之後，更堅定了他這一信念。普雷基曾說：“李振盛的作品讓卡蒂埃-布勒松‘很感動’，那麼，肯定會讓巴黎感動，也會讓世界感動。”為此，普雷基特聘請法國的佈雷教授作為他在歐洲的策展助理，一起推進這項“感動巴黎”的工程。

當普雷基看到以法國文化部部長讓-雅克·阿亞孔，以及建築與文物遺產局局長、攝影文物與遺產協會主席和攝影文物與遺產局局長四人的名義，設計印製帶有我年青時自拍肖像的精美請柬，尤其是請柬上專門印有代表“法蘭西共和國的國家行為”標誌圖案。他說：“

應卡蒂埃-布勒松邀請，2003年7月9日，羅伯特·普雷基陪同李振盛乘高速列車奔向法國南方名城阿爾勒去與布勒松大師會見。(於洋攝影)

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聘請一位高水準法語翻譯於洋先生，為李振盛影展在法國開幕的一系列活動提供全方位的語言服務，普雷基深表滿意。圖為他們在列車上親切交談。(李振盛攝影)

羅伯特·普雷基與李振盛在由巴黎開往法國南方名城阿爾勒的高速列車上。(於洋攝影)

我的環球影展在巴黎首展開幕一系列活動大體結束之後，我們準備南下阿爾勒。這一年的法國夏天，酷熱難耐。7月9日上午，羅伯特·普雷基與我和翻譯於洋一行三人，從巴黎乘高速列車奔向800公里以外的法國南部，應邀去拜會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列車在美麗的原野上疾駛，我們乘坐的頭等車廂裡靜悄悄的，有人在看報，有的人在敲電腦，也有的人在閉目養神。

一路上，普雷基不時地說：“我雖與卡蒂埃-布勒松交往30多年，還從來沒有看到他像評價你的作品這樣讚揚過任何一位攝影師，他明確發出要與你會面的邀請，這無疑是空前的特殊禮遇。”他話鋒一轉接著說：“但是，他已是95歲高齡的老人了，在南方小城尼姆參加他夫人的影展活動也會很累的，加上今年夏季法國各地熱浪滾滾，任何一件不可抗拒的因素都可能改變他與你會見的日程，我們要有‘見不成’的心理準備……”

我十分理解普雷基此刻的心情，他作為我的作品全球總代理人，自然是願意把每一件事情都辦得讓我高興才好，他深知我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已神交40多年，他知道大師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與份量，生怕這次預約的會見臨時有變而落下埋怨，便預先對我下“毛毛雨”。

我平生首次目睹布勒松大師尊容

中午時分，列車途經法國曆史文化名城——尼姆，我們下車參加卡蒂埃-布勒松夫人、著名攝影家馬爾蒂納·弗蘭克的個人影展開幕式，她的影展正在該城美術學校舉行，卡蒂埃-布勒松與眾多嘉賓出席這次開幕活動。 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目睹已神交40多年的心中導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尊容與風采。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戴著鴨舌帽參加他夫人馬爾蒂娜·弗蘭克的影展開幕式。(李振盛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在其夫人影展開幕式上察覺到有人站在他身後想拍照合影時，趕緊把鴨舌帽拉下來擋住臉。(李振盛攝影)

果然如傳說中所描述的那樣，卡蒂埃-布勒松在公眾場合為躲避鏡頭總是戴一頂鴨舌帽。七月酷暑的季節裡，他在美術學校大院裡參加夫人影展開幕式酒會也戴著鴨舌帽，並且向前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臉，當一位法國青年攝影師悄悄繞到大師身後想讓前方的同行為其抓拍一張合影時，大師察覺到了趕緊把鴨舌帽往下拉得更低，我把這些有趣的情景一一收入鏡頭。我在想，有了這幾張親自拍攝的大師照片足可以成為談資，也可以寫有圖為證的故事了，即便是像普雷基說的萬一不能如願實現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式會面的夢想，我有了這些照片也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中國攝影人了。

馬爾蒂納·弗蘭克影展開幕酒會結束後，普雷基把我介紹給坐在大院一角陰涼處的卡蒂埃-布勒松，或許是大師還記得兩年前曾看到普雷基的編輯提案中有我的肖像照片，或許是老人先前看過我的法文版畫冊《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英文版書名為《紅色新聞兵》)，大師初次見到我這個比他小32歲的中國同行時，好像一眼就認出來了，如同對待老朋友那樣親切。

“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與我見面的頭一句話便如此直率，這種非同尋常的“見面禮”，令我頗感詫異。

“我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但我希望任何政府都應當更加民主，更加開明，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我當即回答了他，接著又說：“我們雖然在‘無政府’與‘有政府’方面的主張不盡相同，但我們在紀實攝影方面早已結緣，成為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

“是啊，我們都是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聽到我這番回答滿意地笑了，老人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微笑著面對在場攝影師的鏡頭。隨後他又特地摘掉頭上的鴨舌帽，讓我的法語翻譯於洋為我們拍了一張珍貴的合影。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特地摘掉頭上的鴨舌帽與初次見面的中國攝影家李振盛握手合影。(於洋攝影)

“攝影本身沒有什麼意義，而畫面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要抓住好的畫面，單純就攝影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拍照，但卻不是人人都能把握好畫面的結構。”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沒有對我這個來自中國的攝影人說任何客套話，直接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攝影理念。

事後，馬爾蒂納·弗蘭克向我解釋說，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看到我的《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畫冊的280多幅照片都是未加剪裁的原始構圖，這一點與他的主張完全一致，大師甚感欣慰。她說：“卡蒂埃-布勒松對你把握畫面的功力極為讚賞，所以與你初次見面就說了那一段話。”

這次暫短的非正式會見，是我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首次謀面，卻如同故交。大師約我第二天在我們共同下榻的阿爾拉坦賓館會客廳正式會面。我與卡蒂埃-布勒松神交40多年

在我半世紀的攝影生涯中，東西方兩位攝影大師對我產生過深刻影響，一位是中國的吳印鹹，一位是法國的卡蒂埃-布勒松。前者在長春電影學院為我們講課時說：“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一教誨成為指引我用照片為歷史存真的原動力；後者在1960年8月遭到中國文化界批判時的“反面教材”成為我暗中學習與仿效的範例，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指導我一生的攝影實踐。

公元 2003年7月10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上午11點鐘過後的一個多小時，是我生命長河中的“決定性瞬間”——我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式地會見了我這個普通的中國攝影人，一個平民攝影師。

這天清晨，我和翻譯於洋正在阿爾拉坦賓館門前狹窄小巷裡散步，偶遇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從賓館大門走出來，她熱情地與我打招呼說：“卡蒂埃-布勒松與我一起看過你的作品，讀了你的那本書，你親歷的故事和作品令我們很感動。卡蒂埃-布勒松讚賞你用鏡頭為歷史留下了見證。”她說卡蒂埃-布勒松在今天上午11點鐘與我正式會面。

法國南方名城阿爾勒的阿爾拉坦賓館是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的“大本營”，這家賓館一個會客廳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李振盛攝影)

與馬爾蒂納·弗蘭克分手後，我對於洋說：“90多歲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怎麼會有時間去‘讀’我的那本書呢，他夫人不過是在說說客氣話而已。等到11點見面時如果大師能談起我書中的某些小的細節，才能證明馬爾蒂納·弗蘭克所言不虛，證明他們的確是‘讀’了我的書。”於洋旅居法國十多年了，依據他的體驗對我說：“西方人待人很真誠，一般都不會說假話，不會‘玩虛的’。”

早餐時，普雷基告訴我，馬爾蒂納·弗蘭克昨天晚上說，卡蒂埃-布勒松這幾天參加阿爾勒攝影節和出席她的影展開幕式等活動，老人家已經感到很累了，他急於趕回自己家鄉小鎮去休息，與我們的會見時間只能限定在20分鐘。我回答說只要能正式見上一面，那怕是10 分鐘也足夠了，只要能聆聽大師的當面教誨，並有機會讓大師看一眼我收藏了43年的那份“批判材料”，也就無憾了。普雷基說，咱們要把時間嚴格控制在15分鐘左右，絕不要超過20分鐘。

從10點30分開始，普雷基與我都懷著一種特殊的心情在一樓會客廳作好準備，等待大師下樓來，我看他在會客廳裡走進來又走出去的樣子，好像比我還要緊張。

普雷基與我事先將四張沙發椅並排擺成弧形，對面一張椅子是翻譯的位子。我們商定讓大師與夫人坐中間兩張沙發，普雷基與我分坐左右兩邊。

我把所帶來的幾臺照相機都背到了會客廳，和於洋一起把三四臺相機、一架攝像機擺放在沙發上，心想萬一大師慨允拍照時便可以抓起來就用上。普雷基看到沙發上擺著這麼多的照相機，面露為難之色，他搖著頭說卡蒂埃-布勒松向來不喜歡別人為他拍照，如果讓他看到擺了這麼多的相機，他或許會拂袖而去，那就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他讓我們趕緊把相機收起來，他害怕任何不可知的因素影響了會見氣氛，這樣會使他兩頭為難。但是，我心有不甘，仍心存僥倖，不想與任何機遇失之交臂。我並沒有收起相機，只是把擺放相機的那張高背沙發椅推到兩米開外的地方，並調轉180度，高靠背遮住了相機，它們在視野中“消失”了。

時針指向11點，這家古老旅館一直保留並使用的老式電梯的門終於打開了，卡蒂埃-布勒松與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一起走出來，老人遠遠地便向我們招手致意，我趕緊上前去攙扶拄著手杖的老人家。入座時，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非要拉我坐在他左邊那張原本為他夫人準備的沙發椅上，我再三推辭禮讓，馬爾蒂納·弗蘭克見狀乾脆搶先坐到我本來要坐的位子上。無奈之下，我就只能與大師並肩而坐了。當我坐在世界攝影泰斗與其夫人中間時，心裡既惶恐又興奮。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夫婦在阿爾拉坦賓館親切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左一為李振盛作品全球總代理、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於洋攝影)

一開始，我首先表示感謝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邀請會見的一番盛情。告訴他：“在中國每逢召開攝影理論研討會，通常必談您的‘決定性瞬間’理論，您是當今中國攝影界倍受尊敬的國際攝影大師”。大師聽後竟脫口說出了一句中文：“不客氣！”

我以為可用中文交談了，便興奮地直接說：“43年前我在大學讀書時，就拜讀過您的作品和攝影理論……”這時，老人又用緩慢而生硬的華語說：“我，中文不懂，不懂。”於是大家都會心地笑了起來。由於他早年曾兩度到過中國，大概僅能記住幾句漢語。

我最早接觸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攝影作品，那是在 1960 年夏季我剛考取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文化藝術界在北京舉辦一個非常特殊的“內部展覽”，名為《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在這個展覽中把畫家薩爾瓦多·達利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美術流派的總代表，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攝影藝術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予以批判，卡蒂埃-布勒松在1948年和1958年先後兩度來中國拍攝的13張照片都成了“反面教材”。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會見李振盛時以“掰腕子”姿式親切握手合影。(於洋攝影)

我們攝影系老師在課堂上向同學們傳達北京的展覽實況，宣讀展覽會上摘記下來的批判詞，讓我們看卡蒂埃-布勒松的“反面教材”照片，組織同學們嚴歷批判他這個西方資產階級“新現實主義派”的總代表。美術系老師則帶領學生側重批判“資產階級美術流派”總代表薩爾瓦多·達利。那時，在公開場合我們都要故作姿態地認真批判，背地裡卻是另一回事。

記得卡蒂埃-布勒松曾這樣描述他對攝影的感覺：“在拍攝的時候，我總是閉著一隻眼睛，我用這隻眼睛觀察自己的心靈；我又總是睜著一隻眼睛，我用這隻眼睛觀察整個世界”。我從大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哲學中引伸出“逆向思維”的邏輯。

每個人對待事物的態度會各有不同，我這個人向來有一個說不準是好還是壞的習慣——“逆向思維”。多年來，凡遇到那些被批判的人和事，我總是從公開批判詞中去反向思索，由此常常得出不同的觀點，乃至是屬於“反動的觀點”，這些觀點雖不敢公開張揚，卻頑固地堅持己見。在對卡蒂埃-布勒松的那一場大批判中，我和一部分同學私下裡對他的照片構圖及其“決定性瞬間”理論大加讚賞。我把“決定性瞬間”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它的真正涵義是瞬間與空間、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具有永恆的意義。

我還以留下“反面教材”作為批判資料為由，翻拍了卡蒂埃-布勒松被批判的幾幅作品，時常拿出來看看，名為批判，實則是學習。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記住那些讓今天的人們聽了就會大笑的批判詞，還能信手畫出當年他應邀來中國拍的幾幅“反面教材”照片的構圖，諸如《前清遺留下來的宦官》、《標語和行人》、《鏇床女工》等等。

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應中國官方邀請前來拍攝“大躍進”，《鏇床女工》是作品之一。兩年後的1960年8月在北京舉辦《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遭到批判，指責這幅照片“嚴重扭曲中國工人階級的形象”。

羅伯特·普雷基在三年裡看過我的幾萬張歷史底片，他說：“從李振盛的紀實攝影作品裡總能看到一條清晰的‘決定性瞬間’的軌跡，總會或多或少地找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子”。

回望歷史往事不如煙

“卡蒂埃-布勒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是走上攝影之路的人都必須要經過的一道門檻。”國際媒體評論。

“攝影這一門，你進去時是ABC，出來時是HCB”。(注：HCB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名字Henri Cartier-Bresson的縮寫)

我踏入“攝影這一門”時就深深受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響。1960年夏季那一場對卡蒂埃-布勒松的大批判，使我從“逆向思維”中感悟到了攝影之真諦，秘而不宣地把他視為我心目中的導師與偶像，他的構圖技巧成為我學習的範本，他不加剪裁照片的技法成為我仿效的楷模，他的“決定性瞬間”成為指導我攝影實踐的理論基礎。

1966年5月16日，一場紅色革命運動席捲神州大地，舉國上下開展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大批判。中國文化藝術界把包括卡蒂埃-布勒松在內的西方資產階級藝術流派的代表人物當成“反動權威”和“牛鬼蛇神”大肆批判。當時的中國攝影學會更名為“中國革命攝影學會”，率先揭發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以西方左派攝影家身份應邀來中國採訪，卻以資產階級的觀點拍攝了許多醜化我們偉大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照片”……儘管如此，我內心絲毫沒有動搖以卡蒂埃-布勒松為導師的信念，是“逆向思維”讓我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逆向思維”也給了我信心和力量。

上圖是1960年8月19日在北京參觀《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內部展覽)的摘記，被卡蒂埃-布勒松基金會視為“最珍貴的攝影史資料”，我完好保存至今。

在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談話期間，我拿出一份1960年8月19日在北京參觀《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的摘記資料給大師看，這16頁早已泛黃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原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參觀這個“內部展覽”時摘記的批判詞，還有被當作“反面教材”批判的照片畫面結構草圖。

羅伯特·普雷基於兩年前在紐約編輯我的歷史照片時，就曾看過並熟知我保存了40餘年的這份“批判材料”，他對照事先譯好的法文，將批判卡蒂埃-布勒松的主要段落內容講解給他們夫婦倆聽：

“新現實主義派”打著“客觀反映現實生活”和“客觀真實”的幌子，強調把現實用自然的形式真正記錄下來，以不擺佈，不組織加工，總是在現場出其不意地抓拍人物，不剪裁不修改，來偽裝公正、客觀和真實，而實際上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觀點十分鮮明，他們總是按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來歪曲現實生活。他們以揭露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為主，偶而(爾)也暴露一些資產階級統治的黑暗，以達到“小罵大幫忙”的目的，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鏡頭都對準進步的社會生活和勞動人民，像熟練的偵探一樣，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個別的、偶然的東西，來代替生活中的主要、本質的和有普遍意義的典型現象，極盡歪曲誹謗的(之)能事。因此，它是現代資產階級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動的、最危險的一派。

法國這一派的主要人物勃洛松(布勒松)，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歪曲和惡毒的宣傳。

這是1960年對“現代資產階級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動的、最危險的一派”——“新現實主義派”代表人物卡蒂埃-布勒松的“批判詞”。

今天，這段令任何人都會忍俊不禁的“批判詞”，我和普雷基十分擔心老人家聽後會憤然而去。但是，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卡蒂埃-布勒松和夫人聽後反而開懷大笑，老人的情緒也隨之興奮起來。

“我當時是信仰共產主義的呀，難道中國不知道我是共產主義者嗎？我真的是法國共產黨黨員啊！儘管我並沒有領到黨證……”老人家幾乎是大聲叫嚷著說出這段話。他似乎十分不解：“怎麼會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

“那些荒唐歲月早已成為歷史了，那一頁歷史已經徹底翻過去了。當今，您是中國攝影界倍受尊敬的國際攝影大師！”我趕緊補充說，生怕老人家再提出令我無法回答的問題。

談話至此，卡蒂埃-布勒松老人與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姿勢就像是“掰腕子”似的，堅實而有力。他還特地示意我手持43年前的那份“批判材料”與他共同合影留念。

卡蒂埃-布勒松與李振盛緊緊握手之後，老人特地示意他手持43年前的那份“批判材料”一起合影留念。(於洋攝影)

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緊緊握住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手，對老人家撥冗親切會見表示感謝。(於洋攝影)

“今天我和你的見面，使我很受感動！我們都是用鏡頭為歷史留下見證，我們是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

我當場與普雷基共同表示，會將這份43年前北京舉辦的“內部展覽”摘記資料掃描後，贈送一份給卡蒂埃-布勒松基金會以供收藏。馬爾蒂納·弗蘭克作為該基金會主席之一，她高興地說：“這是一份由李先生珍藏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攝影史料，卡蒂埃-布勒松基金會能收藏這份最珍貴的攝影史資料，讓我們感到十分榮幸。”

人們常說，機會總是垂青於有準備人。其實，我只是一個捨不得丟掉“破爛”的人而已，並未曾夢想等待“天上掉餡餅”。5年前在美國開始與羅伯特·普雷基合作時，我鬼使神差地把包括當年批判卡蒂埃-布勒松資料在內的一堆“破爛”從北京陸續帶到了紐約，後來聽說大師表示會去出席我的影展開幕式，又把它從紐約帶到了巴黎，但做夢也想不到有機會手持這份“歷史廢紙”與大師合影留念。

在我的環球巡迴影展中，還有一些鎖在玻璃櫃裡展出的文物，它們是我曾用過的記者證、紅寶書、紅袖標、毛澤東像章、結婚證書、五七幹校登記表、為適應政治需要而修改過的新聞照片原件等等，全都是一些早該拋棄的“廢物”，沒想到如今卻成為必需先購買保險才能接展的“文物”。

大師破天荒邀請我為他拍照

當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與我談得興致勃勃時，他夫人主動對坐在她身旁做翻譯的於洋說：“你為什麼還不趕緊拍照？”

於洋聽後急忙抓起早已擺在沙發上的幾臺相機，對著我們一陣“掃射”，拍了多張我們四個人的合影，也為我與大師留下許多合照及大師為我題字的珍貴瞬間。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拉著李振盛的手說：“你是攝影家，還是你來拍照吧！” (於洋攝影)

從不允許別人為其拍照的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破天荒的邀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為他拍攝肖像。會見之初，普雷基和李振盛都懼怕布勒松向來不允許別人為他拍照的“怪癖”，事先沒敢拿出來“大相機”，現場只備有兩臺小傻瓜膠片機，還有一架錄影/照相兩用的攝相機。當臨時獲准可以拍照時，李振盛只能變換著使用這些非專業相機拍攝，此時他正在用攝相機上僅有200萬像素的數碼相機在拍照。(於洋攝影)

羅伯特·普雷基與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結識30多年，但他們從未近距離合影，這次他們在促膝交談時拍的照片，大概算是首次了。這就是用攝相機上僅有200萬像素的數碼機拍的照片，影像效果相當粗糙。(李振盛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這位從不允許別人給他拍照的“怪老頭”，這時竟然拉著我的手說：“你是攝影家，還是你來拍照吧！

曾兩度擔任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荷賽)評委和評審團主席的羅伯特·普雷基，看到我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拍的這兩幅肖像(原始構圖畫面見帶有底片黑邊的下圖)，普雷基的評語是：“抓拍到卡蒂埃-布勒松的精神和靈魂”。2004年8月2日卡蒂埃-布勒松逝世後，普雷基選定這兩張肖像作為聯繫圖片社向國際媒體提供的圖片專稿。(李振盛攝影)

這是2003年7月用傻瓜機為布勒松拍攝的兩張膠片原始圖，2007年9月，普雷基在平遙策展的《羅伯特·弗蘭克與李振盛作品聯展》中的《李振盛攝影50年》選用這幅作品，就是像這樣“橫躺著”展出帶有底片黑邊框的放大照片，普雷基說：“讓觀眾歪著腦袋看，要比正著看的印象更深刻。”(李振盛攝影)

當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第一次突然怒目而視地衝著我鏡頭吼叫時，真的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心想是您主動請我為您拍照的，剛拍了幾張您就憤怒起來了，這算是怎麼回事啊！普雷基看明白了我臉上的情緒，他趕緊讓翻譯於洋告訴我，這種“憤怒狀”正是老人家高度興奮的一種特殊表現，他說從來沒見過卡蒂埃-布勒松如此豐富又天真可愛的表情，讓我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多拍一些肖像照片。我和於洋兩個人分別用多臺相機放心地拍起來。

後來，我拍的卡蒂埃-布勒松故作憤怒狀的肖像由《南方週末》以《“憤怒”的布勒松》為題發表了，誰看了這幅照片都會想到另一張傳世經典名作《憤怒的丘吉爾》。

“憤怒”的布勒松 (大師面對鏡頭故作憤怒狀) ——李振盛攝於2003年7月10日

拍完照片我們接著談話，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話題轉到我那本法文版《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畫冊上來。

“從你的書上看到你年輕時曾想當一名畫家，你現在還畫不畫了？”大師突然向我發問一個在我書中很不起眼的小細節。

聽到老人家的這一句問話，我十分感動。隨即對於洋小聲說：“由此看來，今天早晨馬爾蒂納·弗蘭克所言不虛，我中學時夢想成為畫家的故事在書中只是一筆帶過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竟然能問及此事，可見他們夫婦確實是讀過我的書了。”

“不畫了，現在主要是拍照。”我一邊用雙手做出按動快門的姿勢，一邊回答說。

“我與你正好相反。”大師笑著說。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晚年放棄照相機，退出了攝影圈，一心專攻繪畫，只想以繪畫自娛，度過餘生。他常與夫人一起去參觀博物館，一同欣賞繪畫作品，但從不討論攝影。

“等我到了七、八十歲時，也要像您一樣重操畫筆。”我對大師幽默了一句，老人笑了。

這時，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對普雷基抱歉地說，他手頭一時沒有新出版的畫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顧：男人、影像與世界》，只好等日後題字簽名贈送給我。於洋一邊手持攝像機在錄影，一邊翻譯我們之間的對話，留下一段極為珍貴的活動影像資料。

普雷基對老人家說，他原計劃在幾年時間裡陸續編輯出版我的四五本攝影畫冊，現在他產生了一個新的構想，將編輯一本書名為《卡蒂埃-布勒松與李振盛》的畫冊，專門講述我與大師從神交43年到一朝會面的傳奇故事，書中將收入大師的經典作品與我所拍的照片作比較，從而體現東西方攝影師在不同時空裡對“決定性瞬間”的理解與應用。還要收入這一次與大師會見時所拍的照片，老人家邊聽邊笑著點點頭。

世界攝影泰斗信佛不信耶穌

原本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允諾與我會面20分鐘，卻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曾數次向馬爾蒂納·弗蘭克示意應該結束會見了，但是老人家卻一再擺手說不用著急。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在他的印有《前清遺留下來的宦官》照片的攝影集扉頁為李振盛題字。(於洋攝影)

談話期間，卡蒂埃-布勒松在他一本作品專集中印有《前清遺留下來的宦官》照片的扉頁上為我題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一名反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向李振盛致以敬意！”落款是：“在耶穌誕生後……佛誕生後的2000多年的7月，於阿爾勒、法國、歐洲……”老人一邊寫一邊說：“我信佛，不信耶穌，所以不願意用公元計年方式，有個大致年份就行了”。

大師的題詞：“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一名反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向李振盛致以敬意！”落款是：“在耶穌誕生後……佛誕生後的2000多年的7月，於阿爾勒、法國、歐洲……”

馬爾蒂納·弗蘭克說，卡蒂埃-布勒松始終是一個真正的非暴力絕對自由主義者，是佛教知識讓他從不抱怨，安詳地接受無法迴避的人生之變。

這時，卡蒂埃-布勒松老人問我信不信佛？

我對老人說：我信奉“心中有佛”。佛，就是覺悟的意思。中國佛教裡的“南無阿彌陀佛”，它的意思就是要向有無限覺悟的人學習。信佛，即是加強自我修養和完善人格的過程。我向來信奉“心中有佛，我即是佛”。並告訴老人家我心中有佛，但並非天天燒香拜佛。老人家笑著點點頭。

這時，大師夫婦在仔細看以法國文化部部長讓-雅克·阿亞孔和建築與文物遺產局局長、攝影文物與遺產協會主席、攝影文物與遺產局局長四人名義為我印製的影展請柬，右下角特別印有“法蘭西共和國的國家行為”標誌圖案，請柬背面是我青年時手持相機的自拍像，他們在下邊用銀色筆簽名，卡蒂埃-布勒松老人幽默地將自己的簽名有意以縮音寫成“永遠微笑，騎馬馳騁”的意思。他夫人則工整地簽寫：“致以馬爾蒂納·弗蘭克的友情”。

卡蒂埃-布勒松和夫人在以法國文化部部長名義印製的李振盛影展請柬的背面題字。大師幽默地將自己的簽名以縮音方式寫成“永遠微笑，騎馬馳騁”；他夫人則工整地題寫“致以馬爾蒂納·弗蘭克的友情”。

會見結束後，我攙扶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要走過會客廳地面的巨大玻璃板地面，透過玻璃地面可以看到地下兩三米的深處是古羅馬時期的溫泉遺址。這時，老人故意拉著我繞開中心沿著邊緣向前走，他還幽默地說：“這下面就是歷史，我們不要踐踏歷史……”

當我們走出阿爾拉坦賓館大門，站在大門口等待上車時，見到不少從世界各地來參加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的攝影師聚集在門口，他們以不取景的方式抓拍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照片，雖然沒有看到有人舉起照相機來取景，但都以不明顯的方式在按動著快門，悅耳的快門聲不斷從四周響起。大師也察覺到有人在抓拍他的照片，但老人家沒有如以往那樣做出激烈反應，任由人們在拍照。我想，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一生所堅持的不讓別人為他拍照的信念，或許從今天開始解禁了。

從世界各地前來參加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的攝影師時常在阿爾拉坦賓館門口等待抓拍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照片，今天他們碰巧了。畫面背景中兩位把小型相機藏起來的男女攝影師，幸運地發現卡蒂埃-布勒松從賓館走出來，便以不取景方式圍繞大師轉著圈地抓拍。(於洋攝影)

說來也巧，於洋拍攝的兩張我攙扶大師上汽車的照片背景中，在阿爾拉坦賓館牆壁上正巧有往年苦等大師不果的人刻下的遺憾留言："

李振盛攙扶卡蒂埃-布勒松上車的背景牆壁上正巧有往年苦等大師而不果的攝影師刻下的遺憾留言："我一直在尋找你(I’m looking for you! A.d.A.)”。(於洋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臨別時握著李振盛的手說：“希望不久我們再次相見，期望明年秋季與你在巴黎再次會面。”(於洋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進入由他夫人親自駕駛的汽車之前，又一次握著我的手說：“希望不久我們再次相見，期望明年秋季與你在巴黎再次會面。”

當時，我心想等到再次會面時，除了聆聽大師的教誨之外，更願意與老人一起討論宗教佛理。我還會攜帶哈蘇相機、尼康的人像專用鏡頭來，從從容容地好好為大師造像，以彌補這次因高度緊張而沒有拍好的遺憾。

當布勒松大師坐在副駕駛座位扣好安全帶以後，他的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特地從駕駛座上解開安全帶走下車，主動向我走過來，我們相互伸出手握別，讓我萬萬沒有想到是她一邊握著我的手，一邊熱情地與我擁抱，又行西方人的親吻禮，也稱貼頰禮。這突如其來的最高禮節竟讓我一時不知所措。

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與李振盛親切握手道別。(於洋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突然與李振盛熱情擁抱並行親吻禮。(於洋攝影)

最後，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與李振盛握手合影。(於洋攝影)

馬爾蒂納·弗蘭克再一次代表大師誠懇地對我說：“你不管什麼時候來到巴黎，我們都會歡迎你！我們期待著再次見到你”。最後，她與我握著手微笑面對於洋的鏡頭合影留念。

隨後，她親自駕車離開阿爾勒，駛往大師家鄉小鎮去度假。我和普雷基目送卡蒂埃-布勒松夫婦的座駕在狹窄彎曲的小巷裡遠去。

李振盛和普雷基一起目送卡蒂埃-布勒松夫婦駕車駛往大師家鄉小鎮去休假。(於洋攝影)

“史無前例的歷史性會見”

陪同我參加這次拜會的羅伯特·普雷基，他的精神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會見之初，他總怕發生萬一而影響會見氣氛；一直到大師主動邀請我拍照併為我題字時，他的情緒才輕鬆起來。當送走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與夫人之後，他認為總算是圓滿地結束了這次難得的會見。回到賓館會客廳坐下來，他才發覺會見時光說話沒顧得上喝水，現在已是口乾舌燥。

普雷基一邊喝水，一邊拿起大師題詞的攝影集和影展請柬，他幽默地說把它們放在“布勒松剛坐過的椅子”上拍照留念。(於洋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像今天這樣愉快親切地會見一位外國攝影同行絕對是罕見的，這是史無前例的歷史性會見。”普雷基依據他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交往30多年的經歷這樣說。

在這次“歷史性會見”中，年近百歲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思維清晰，雙目炯炯有神，談吐幽默風趣，說話底氣很足，話鋒甚健，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這一切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這也完全改變了以往聽到的一些傳說，有的傳說卡蒂埃-布勒松年事已高，已經有些糊塗了，會見客人時常常是聽不清或道不明。其實，那是老人家的一種絕妙的“謝客術”，讓那些並不受他歡迎的訪客及早知趣而退。

“今天，李振盛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受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邀請為他拍照的攝影師，於洋也成為拍攝卡蒂埃-布勒松與你合影照片最多的一位業餘攝影師。這是令所有攝影師都會羨慕不已的事情。”普雷基幽默地對我們說。

阿爾拉坦賓館老闆看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如此禮遇一位中國攝影師，便向普雷基詢問其中緣由，他得知原委後趕緊取出一本“金色簽名簿”讓我留言，老闆說這裡面都是世界級名人的留言與簽名，他說出了一長串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人名。

我以中文豎寫的傳統方式題寫留言，對這家賓館多年來為阿爾勒國際攝影節所作貢獻給予讚譽，落款是“中國攝影人李振盛”。老闆說我是第一位在這本金色簽名簿上留言的中國人，他請於洋將我的留言譯成法文。一直站在櫃檯旁邊觀看的一位來自美國的攝影師對於洋說：“我們做夢都想把自己名字也能寫到這本‘金色簽名簿’上，但這個夢很難實現。”

阿爾拉坦賓館老闆是第一次看到中文的簽名，他請於洋將我在“金色簽名簿”上的中文題詞譯成法文。(李振盛攝影)

我僅僅是一個普通的中國攝影人而已，竟受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如此崇高的禮遇，這令我十分激動，深感自己是一個幸運者，會見中那些不可思議的情景就如同在夢幻中一般。

在返回巴黎的高速列車上，羅伯特·普雷基用非常流利的母語——法語——對於洋說：“

“對一幅好照片進行剪裁，那就無疑等於將正確的比例關係抹殺掉。況且，構圖差的照片，能夠通過暗室放大機將其剪裁而改為成功的例子，是絕無僅有的”。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向來反對剪裁照片。

羅伯特·普雷基作為我的《紅色新聞兵》畫冊的編輯，他在該書前言中寫道：“我們首先與李振盛一起確定相應的編輯原則與線索：任何圖片均不重新剪裁，以便使觀賞者不僅能夠與拍攝者的觀察同步，也能反映出膠片真實的記錄。與此同時，圖片嚴格按時間順序編排，以便增強歷史進程感。

在20年的記者生涯中，我拍了無以數計的新聞照片，但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照片會讓這位世界攝影泰斗卡蒂埃-布勒松看了“很感動”，並且有機會應邀與他親切會面，還得到大師的讚揚與褒獎。我虔誠地感恩蒼天佑我，讓我又一次成為幸運者。

人們常說：經歷即是財富。與我心中的導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會見，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幸運、最美好、也是最為傳奇的一次經歷。我與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這一段不可思議的攝影奇緣，是我人生中最可寶貴的“財富”。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離開阿爾拉坦賓館在阿爾勒的街頭閒逛，我坐在一處石頭臺階上，正在翻看錄影/照相兩用的攝錄機上剛剛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會見時拍攝的圖片。(於洋攝影)

由阿爾勒返回巴黎，普雷基建議我務必在飛返紐約之前去看一看正在總統圖書館舉辦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終身回顧展，展館中展出他一生的攝影成就以及他曾使用過大量實物，讓人增長知識，大開眼界。

當我站在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影展海報前，回想起1960年8月中國文化藝術界在北京舉辦的《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把布勒松當成“現代資產階級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動的、最危險的一派”的總代表人物狠批猛打。當時，我正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讀書，我們同學也在老師的帶領下參加對布勒松的批判會……

四十多年後，中國文化界又對布勒松大師尊崇有加，各類媒體不斷髮表他的作品和報道他的故事。當我腳踏法國的土地上，有幸應邀與當年的批判對象、我心目中的導師布勒松大師親切會面，其情其景，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於洋攝影)

虔誠感恩上蒼護佑我

在巴黎參加我的環球影展開幕式及法文版《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畫冊首發式的26天繁忙活動，終於結束了。7月15日，我一家人從戴高樂國際機場登機飛返紐約。

2003年8月中旬，《美國攝影》雜誌總編輯大衛·舍諾爾在位於紐約曼哈頓的聯繫圖片社總部對我作採訪。普雷基告訴他，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剛剛在阿爾勒攝影節期間會見過我，還邀請我為大師拍照併合影，這位總編輯吃驚地說：“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文化性新聞。”

“或許由於我是《美國攝影》的總編輯，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曾同意接受過我的採訪，那已經是很難得的事情了。但是，我沒有得到拍照的允許，更沒有與他合影的幸運”。大衛·舍諾爾說。

這位總編輯說：“希望能允許《美國攝影》發表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的消息及合影照片，經普雷基與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電話溝通，獲得大師首肯，這張合影照片才在2004年第一期《美國攝影》雜誌上“獨家首發”，大衛·舍諾爾還以“會見大師”為題撰文介紹這幅珍貴合影照片之由來。

《美國攝影》雜誌總編輯大衛·舍諾爾以“會見大師”為題撰文介紹卡蒂埃-布勒松與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珍貴合影照片之由來。

2004年1月，我在北京收到來自巴黎的一個沉甸甸的大包裹，我猜想這準是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贈送的畫冊，打開一看果然是厚達430多頁的大型畫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顧：男人、影像與世界》。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畫冊首頁親筆題詞：“與李振盛的會面令人難忘並留下美好記憶”。落款是人們所熟悉的他那獨具特色的簽名，但沒有寫上年月日，這又一次印證了他去年會見我時說過的那句話：“我信佛，不信耶穌，所以不願用公元計年方式……”

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顧：男人、影像與世界》首頁親筆題詞：“與李振盛的會面令人難忘並留下美好記憶”，在簽名“Henri Cartier-Bresson”的後邊仍未寫公元年月日，這正如老人所說的“我信佛，不信耶穌，所以不願意用公元計年方式……”

令我十分感動的是，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竟把與我的那次會面視為是“令人難忘並留下美好記憶”的一件事。

同年2月，羅伯特·普雷基到北京時在我家裡說：“卡蒂埃-布勒松老人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馬爾蒂納·弗蘭克說，卡蒂埃-布勒松在贈送給你的這本畫冊上僅僅題寫了四行字，耗費了很大精力，用很長時間才寫完，他不可能再為任何人籤書了。”

普雷基還說：“這本大畫冊收錄了卡蒂埃-布勒松終生回顧展的全部作品。通常他送書都是隻籤個名，題詞絕對是極罕見的，尤其到了晚年。但在贈送給你的這本畫冊上，卡蒂埃-布勒松親筆寫上你的名字和熱誠的題詞及簽名，這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你要珍惜它呀。”

這本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終生回顧的大畫冊，連同2003年7月大師贈我的另兩件題詞，都被我視為最珍貴的收藏品。

“你和於洋在阿爾勒拍攝的卡蒂埃-布勒松的照片，都是很珍貴的。《美國攝影》發表了你們的合影，是經卡蒂埃-布勒松本人同意的，這在國際上是破天荒的頭一回。目前，你在中國可以有選擇的發表一兩張，但在歐美媒體上不經他本人同意就不能發表。這些照片的廣泛使用應當是在卡蒂埃-布勒松去世以後的事情，他們夫婦倆也同意我這種想法……

《美國攝影》雜誌的大衛·舍諾爾在紐約採訪我時，我曾藉機向這位熟悉國際攝影界的總編輯詢問：“普雷基說卡蒂埃-布勒松與我的會見是‘史無前例的歷史性會見’，這話是不是有些誇張？”

“不僅是‘史無前例的歷史性會見’，還是‘空前絕後的歷史性會見’。空前，已被事實所證明；絕後，大師年近百歲，來日無多，絕不會像對待你這樣再去會見他人了。”大衛·舍諾爾回答了我的提問。

當時，我聽到“來日無多”這句話感到不大順耳，似乎不該如此直言。沒想到還真讓這位總編輯言中了。不到一年光景，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便在寂靜中與世長辭了。

“世紀之眼閉上了!”

2004年8月4日傍晚，法國電視新聞報道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逝世的消息：“世紀之眼閉上了！”

法國總統府埃麗舍宮為卡蒂埃-布勒松逝世發佈公報。雅克·希拉剋總統說：“卡蒂埃-布勒松的逝世使法蘭西失去了一位天才的攝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師、一位最具造詣併為全世界廣為尊崇的最傑出的藝術家。作為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人，他用激情去拍攝20世紀，以他博學的目光去記錄人類的活動和文明。

國際主流媒體高度評價卡蒂埃-布勒松：“他的攝影定義了20世紀”。

包括中國中央電視臺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電視、廣播及紙媒和網絡，都對這位國際攝影大師、藝術巨匠、世界文化名人的逝世作了廣泛報道，尤其是歐美主流媒體的報道規模與深度令人感動。

我是在法國電視臺報道卡蒂埃-布勒松逝世新聞稍後便得知這一消息，於洋在巴黎邊看電視報道邊給我打電話，第一時間告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在法國南方家鄉小鎮辭世了，距他95週歲生日僅差20天。

恰恰就在卡蒂埃-布勒松逝世的前兩天，我的環球影展策展人、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在紐約與我商談遵照卡蒂埃-布勒松大師2003年7月會見我時發出的邀約，正籌備2004年秋季到巴黎與大師第二次會面，我們為再次會面作了充分的籌劃。

鑑於那次“歷史性的會面”因多年所傳大師“怪癖”的影響，原本我未抱能允許拍照的企望，當臨時獲准可以拍照時，又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未能好好盡情拍攝，加之當時只帶了傻瓜機和像素不高的小數碼機，未敢讓“大相機”露面，這一切決定所拍的照片並不理想；這一回我為第二次會見做了充分準備，有可換後背的“哈蘇”相機，有包括85mm人像專用鏡頭在內的數支尼康定焦鏡頭，還準備了足夠的120/135負片和反轉片，心想這一回要好好為大師拍攝肖像。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如今卻是陰陽兩隔，我永遠失去了再次拜會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並聆聽其教誨的機會。

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給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發去唁函，表達一箇中國攝影人的深切悼念之情。唁函用電郵發給旅居巴黎的於洋，請他將唁函譯成法文轉呈馬爾蒂納·弗蘭克女士。唁函全文如下：

尊敬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女士：

在紐約驚聞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於8月2日逝世的噩耗，我作為曾承蒙大師特殊禮遇的中國攝影師，特發唁函致以沉痛哀悼，並向您致以最誠摯的慰問，望您節哀順變。

2003年夏天，我的攝影展覽在巴黎開幕之際，有幸得到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邀請，在羅伯特·普雷基先生陪同下於7月10日在阿爾勒的阿拉坦賓館受到大師和您親切會見。大師對我拍攝的照片所給予的熱情評價及誠摯鼓勵，令我十分感動。會見期間，我們尊重大師向來不願意讓人拍照的職業習慣，未提出任何非分要求。但是，您卻主動讓翻譯於洋先生為我與大師拍攝了多幅合影照片，接著大師又邀請我為他老人家拍攝肖像，這種禮遇讓我受寵若驚。人們常說“經歷即是財富”，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與我親切會見，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與大師的合影為我留下美好記憶。

早在1960年夏天，我剛考入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便開始接觸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作品及“決定性瞬間”理論。在我幾十年的攝影生涯中，一直默默地把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視為我心中的導師，以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指導我的攝影實踐。正如大師會見我時所說的：“我們是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大師和您對我的《紅色新聞兵》畫冊的高度讚譽，是對我的熱情鼓勵，這也是我幾十年如一日遵循並實踐大師攝影理論的成果。

去年7月在阿爾勒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和您握別之時，大師親切地對我說：“我們期望明年秋季與你在巴黎再次會面。”然而，當我正與普雷基先生在籌劃這次行動之際，驚聞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仙逝，令人不勝悲痛。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您永遠活在全世界攝影人的心中。　

中國攝影師 李振盛

據悉，卡蒂埃-布勒松大師下葬時，社會上尚無人知曉他已辭世。一如他生前總是避開公眾與媒體喧囂的視線，僅邀請少數親友參加葬禮，老人想安靜地離開人世，入土為安。這一切都是遵照他的遺願行事。直到簡樸葬禮結束之後，法國文化部才正式公佈了他的死訊。

2004年8月6日清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華裔女記者瑞迪自巴黎打電話到紐約，就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逝世對我作電話採訪。2003年7月，我在巴黎出席影展開幕式並拜會攝影大師後，瑞迪曾以“卡蒂埃-布勒松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為題對我作過訪談節目。這次她要為大師逝世對我作訪談，製作8分鐘對中國廣播節目。

2003年6月26日至9月29日，法國文化部主辦《李振盛:一位中國攝影師在文化大革命中》環球影展在巴黎首展開幕時，普雷基聘請旅居法國的於洋為我作翻譯，布勒松大師盛情邀請我到阿爾勒會面，於洋在現場作翻譯兼攝影，併為我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

為表達對我“心目中的導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逝世十週年的紀念，今日特重發2004年撰寫的題為《我與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攝影奇緣》一文，對圖文作了一些修訂與增補，為研究布勒松的學者提供一份參考資料，供有興趣的博友影友參閱。

——2008年10月10日寫於北京無為齋

——2014年8月3日修訂於紐約無為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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