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在大多數人站在健全人的立場上去探討殘障人士的“性權利”之前，我們也許需要先討論一下——擁有性行為是否真的是一種權利？從生理角度上來說，每個性成熟的個體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性需求，但需求似乎並不直接等同於“必須要被滿足的需求”，即權利。
誠然，殘障人士的性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更難被滿足，但實打實地說，沒有性生活的人不僅僅是殘障人士，有太多太多的健全人士依舊會因為各方面的原因導致自身“慾求不滿”。殘障人士有在馬路上通行的權利，所以人行道的中間往往設置了盲道；殘障人士有上下樓梯的權利，所以建築裡往往會有供輪椅使用者使用的電動扶梯，但當我們談論性這一極度私密的話題時，問題往往變得複雜了起來：健全人即便沒有性伴侶，也可以發揮自己動手的優良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自己——而殘障人士可以走盲道，坐電動扶梯，但卻很有可能無法通過自己的行動解決性需求（或者說，普通個體有性慾或缺少性慾，但不論怎樣都可以自主獲得，而殘疾人即便有性需求，也未必能夠通過自己或他人完成）。在這一語境下，滿足性需求切實受到客觀條件的阻礙，而擁有性行為也真的成為了一種權利。
文/Katharine Quarmby
譯/antusen
校對/Anthony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sex-disability/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佈
（下文包含部分裸露圖片，可能不宜在工作場合觀看）
米莉·多拉爾。圖源：wikipedia
身著綠色羽毛裙的米莉·多拉爾（Millie Dollar）在臺上跳著滑步，像往常一樣以撩人的表演結束了晚間節目。她身處的愛潑斯坦劇院（Epstein Theater）裝潢華麗，位於利物浦，在場觀眾無不為她性感的舞姿所傾倒。
在某次採訪中，她稱滑稽歌舞為她提供了通過服裝、保留節目和舞蹈進行交流的方式——她的表演無疑是驚豔的。觀眾並不知道她聽力有問題，這意味著她必須一邊舞姿撩人，一邊努力跟上節奏。
近年來，許多殘疾演員走上舞臺，給主流觀眾帶去了歡樂。多拉爾用坦率、深刻的文字描述了自己聽力受損、陷入抑鬱的事，但在工作時， 她（不像某些人）並不會提及這些。
國際知名跨領域演員馬特·弗雷澤（Mat Fraser）一直在探索殘疾、娛樂和性之間的關係。他出演過美國流行電視劇《美國恐怖故事》。在某次採訪中，他說：“人們認為殘疾人一不能打架，二不能啪啪啪……但我不僅有一條黑腰帶，還很擅長床上運動。享受肉慾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演員馬特·弗雷澤。圖源：This is Not Television
研究表明，與健全人相比，殘疾人較難找到長期伴侶或結婚，儘管這主要取決於殘疾的類型。2014年的一項報紙民意調查曾詢問英國人是否與殘疾人發生過性關係，44%的人表示“沒有，我不會那樣做”。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消除社會主流對殘疾人性行為的負面印象呢？幾十年來，殘疾人和盟友們一直在奔走呼籲。雖然這並不容易，但改變正在發生，不過新的爭議也隨之而來。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壓制史
數百年來，殘疾人的性生活一直處於被壓制、利用，乃至被破壞的狀態。人們不太相信他們能有性事，且認為他們的性行為不同於健全人。
湯姆·莎士比亞（Tom Shakespeare）博士是一位殘疾的學者，大約20年前，他撰寫了《殘疾人的性政治》。此文仍是該領域中為數不多的循證研究之一。他說：“我認為，在人們眼中，殘疾人的性生活要麼是空白的——即認為殘疾人沒有性生活——要麼是反常和縱慾的。”
（www.uea.ac.uk/medicine/people/profile/tom-shakespeare）
莎士比亞辨識出的主流社會態度，從古典時代開始，就已成為貫穿神話與文學的線索。殘疾角色及其性事在傳說和古文中頻頻出現，但通常都被賦予了強有力的負面隱喻。
想想有關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注：古希臘神話中的火神、砌石之神、雕刻藝術之神、鐵匠之神，是宙斯和赫拉的兒子）的神話吧！他生來“腳部肌肉萎縮”，因而被母親從奧林匹斯山趕了出去。後來他娶了阿芙羅狄蒂（Aphrodite，注：古希臘神話中的性愛女神），但女神卻認為丈夫的殘疾使他喪失了男子氣概，因而對他不忠，赫菲斯托斯被戴了綠帽子，受盡蔑視。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有類似的故事情節：查泰萊夫人的丈夫是個“跛子”，因而她與看守人私通，以滿足自己的肉慾。
當殘疾的男人因身體缺陷喪失了性能力，且其性伴侶向他人尋求撫慰時，性伴侶的行為被稱作“查泰萊綜合症”（Chatterley Syndrome）。
正如莎士比亞所見，人們認為殘疾的男人（殘疾女性受到的影響較小）會因此陽痿和性冷淡，他們缺乏魅力，容易被嘲笑和利用。正如西塞羅（Cicero，注：古羅馬政治家、演說家）所寫：“畸形和殘疾很適合被用來製造笑料。”
因身體殘缺被貼上性無能標籤的理查德三世。圖源：The Baron's Men
這或許能夠解釋人們先前提出的設想——最好能將殘疾人從兩性關係中剝離出來，以免他們面臨被拒絕的風險。也有人認為應該忽視殘疾人的性慾，因為他們不應該——或不可能——得到滿足。
還有一種老套的說法：殘疾是對於罪行的懲戒，因此邪惡又強大（強大？真是自相矛盾的想法）的殘疾人絕非合適的性伴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筆下身心扭曲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說自己因為身體殘缺被“粗魯地烙下印記”，貼上了性無能的標籤。
殘疾人，特別是有智力缺陷的女性，還會被冠以放蕩的惡名。這種做法致使殘疾女性（尤其是收容所的殘疾女性，數百年來，她們屢屢被強姦和虐待）不斷遭受虐待。19世紀初，已有揭發者提供了某些人施加惡行的證據——包括殘疾女性被強姦乃至被謀殺的證據。
湯姆·莎士比亞稱，另一種主流的想法在無意識地——有時有意識地——圍繞“生殖健康”一說，暗示殘疾人可能受到了汙染，他們可能會把“問題”傳給下一代。
殘疾人已經在很多方面駁斥了這種想法：例如，性關係和生育完全無關，並不是所有的缺陷都會遺傳，不過也有很多殘疾人接受自身缺陷，承認缺陷可能會遺傳。比如，失聰群體將耳聾視為一種文化，而非缺陷，他們認為應該接納並歡迎它的到來。
依託優生學——一門如今早已不足為信的社會哲學——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優生學家）極力追捧“汙染論”，甚至拋棄了邏輯。他和贊同他的人認為，殘疾人（還包括窮人和一般意義上的“不適合生育者”）不能孕育後代。
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弟，優生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1822-1911）。圖源：wikipedia
起源於英國的優生運動在美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截至1914年，近三分之二的州以法律手段禁止“低能”及“神志不清”的人結婚。所謂的“醜陋法”（Ugly Laws）於19世紀80年代首次通過，該法禁止“容貌不堪入目的人”外出。1907至1928年間，數千名美國人被絕育了。
整個歐洲和美國合法化優生學的舉動順利成章地引發了駭人聽聞的結果：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後，有計劃地殺害了數千名殘疾人。截至二戰結束，大約有20萬名殘疾人慘遭謀殺。
無性慾、性慾過盛、邪惡、被汙染：這四類歷史上毀滅性的陳詞濫調給殘疾人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殘疾人運動的誕生
20世紀60年代中晚期，始於美國的殘疾人運動首次向歧視殘疾人的觀點宣戰。首批殘疾的美國退伍老兵開始陸續從越南戰場返回，他們迫切需要包容。在這場新民權鬥爭中，學生也是主力。
愛德華·羅伯茨（Ed Roberts）是首位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的重度殘障學生。20世紀60年代早期，他和其他殘疾學生組建了 “輪轉四人組”（The Rolling Quads）團體，提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為第一所真正接納殘疾人的大學。自此，英國的殘疾人活動分子們開始寄希望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更多美國民眾，能支持民權鬥爭，支持人們獲得獨立生活的權利。
愛德華·羅伯茨（1939-1995）。圖源：UC Berkeley News
學生活動分子也希望獲得性愛的權利。加州大學附近成立了性與殘疾人中心，性治療師在這裡向殘疾學生提供建議，並幫助他們聯繫逐漸為人所知的“性伴侶替代人”。儘管絕大部分美國的州禁止賣淫，但“性伴侶替代人”是否合法（如今也是）卻無人定義——嚴格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提供的性服務既不合法也不違法。
殘疾作家馬克·奧·布萊恩（Mark O’Brien）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英語和新聞，20世紀80年代，他受雜誌委託，就性生活問題採訪了一些殘疾人。此事讓他開始探索自己的性事。他在《太陽雜誌》中寫道：“我想被愛……被擁抱、被愛撫、被珍視。但我太過憎恨自己且充滿了恐懼。我懷疑自己是否值得被愛……我在伯克利認識的大多殘疾人都有性生活，其中也包括像我一樣畸形的人。但我就是沒有發生過關係。”
電影《親密治療》劇照。圖源：豆瓣電影
後來，奧·布萊恩見了一位名叫謝麗爾·科恩·格林（Cheryl Cohen Greene）的性治療師，體驗了初夜。他們成了終生摯友。奧·布萊恩的故事被拍成了兩部影片——一部是榮獲奧斯卡最佳短片獎的《呼吸的代價》（Breathing Lessons），另一部是《親密治療》（The Sessions）。1999年去世前，他和作家蘇珊·弗恩巴克（Susan Fernbach）共度了5年的快樂時光。馬克·奧·布萊恩竭力爭取性權利的舉動為殘疾人爭取更廣泛性權利的運動樹立了榜樣。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通往性公民權之路
“支持殘疾人尋找伴侶並享受性愛讓我感到無盡的歡樂和滿足，” 塔皮·歐文斯博士（Tuppy Owens）說道。她是性治療師，著有《支持殘疾人及其性生活：針對健康及社會保健專業人士的指南》。
（www.jkp.com/uk/supporting-disabled-people-with-their-sexual-lives-2.html/）
20年間，為了提升殘疾人的自信，讓他們能獲得性服務，她一直奔走往來著。此外，她還運營了性與殘疾人服務熱線、TLC 網站（為殘疾人提供性服務的網站）、方便殘疾人交友、戀愛的“局外人俱樂部”。她還開辦了同伴互助線上俱樂部和“性尊重資料網”，後者用於協助康復或社會保障中心的員工自如地發起關於性的對話。
有些故事真的很感人。有位女士曾在同伴的幫助下調整了導尿管的位置，她說：“原來我可以在攜帶導尿管的情況下穿比基尼，但它卻讓我難以行房事。當我對我的諮詢師說，相比日光浴，我更喜歡性時，他說 ‘沒問題，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導尿管的位置’。後來，我和我丈夫性致盎然了許多！”
歐文斯的書不僅為殘疾人開闢了生氣勃勃的嶄新局面，還提供了實用建議，比如不同類型的殘疾適用什麼樣的性玩具。這些性玩具包括震動墊、遙控自慰設備和方便行動不便之人使用的、帶有長手柄的震動棒。
“觸感之家”創始人瑞琪兒·沃頓（右）。圖源：Dream Newz Blog
在全世界，還有很多像歐文斯這樣幫助殘疾人滿足性需求的人。澳大利亞的性工作者瑞琪兒·沃頓（Rachel Wotton）是 “觸感之家”（Touching Base）的創始人之一，自2000年以來，該慈善機構一直致力於幫助殘疾人尋找性工作者。此後，加拿大和新西蘭也出現了類似的計劃。
沃頓竭力維護性產業及該產業在服務殘疾人方面發揮的作用：“對某些殘疾人而言，他們只能傻傻等著人們開口表示 ‘我想和腦癱患者約會’——你可以看看我的某些客戶，他們很難擁有性伴侶……但如果他們選擇來見我，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社會也應當有所轉變，殘疾人應當和健全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這又不是孤注一擲的事情。”
在許可性交易的國家（如荷蘭、德國、丹麥和瑞士），人們對向殘疾人提供性服務一事持開放的態度。在荷蘭和丹麥，社工不僅會詢問殘疾人是否需要性方面的支持，甚至還會提供一定額度的資金，以便讓性輔助師或性工作者上門服務。荷蘭的妮娜·德·弗里斯 （Nina de Vries）是在歐洲開創“性輔助師”服務模式的先鋒人物。有次在波茨坦的家中接受Skype採訪時，她講了20世紀90年代時，殘疾人是如何開始要求她提供色情按摩的事（她不賣身，也不做口部接觸）。隨著業務的擴大，媒體及各類會議都會邀請德·弗里斯向人們講述她的工作。
2003年，瑞士慈善機構Pro Infirmis邀請她幫助蘇黎世建立更加正規的“性輔助師”網站時，招致了宗教團體和某些殘疾人的強烈反對。該慈善機構不得不取消了計劃，但另一家組織目前正在瑞士提供類似的服務，法國也有類似的組織。自2008年起，日本一家名為“素手”（White Hands）的機構一直在為殘疾人提供具有臨床性質的手部服務。
非營利組織“素手”創始人阪爪真吾（Shingo Sakatsume）。圖源：The Japan Times
德·弗里斯目前在為智力障礙和失智患者提供服務，但她坦言自己在個人能力和交流方面有所顧慮。“我為不能進行言語交流的人提供服務，但他們能夠用肢體、聲音或面部表情清楚表達‘是’或‘否’。”當她認為客人不能清楚表明期待什麼樣的服務時，她也會拒絕提供服務。
在澳大利亞，觸感之家與智力障礙和殘疾人組織在共同制定一致的指導方針。沃頓表示：“目前有很多人在探討如何達成一致。就失智症而言，我們也在研究他們過去的行為習慣，及喪失能力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進行了很多開誠佈公的討論，關於每個人自願同意的內容。我們的責任是理解人們的交流，不管交流的媒介是文字、圖片，還是輔助適應裝置。”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我們的事，我們必須參與”
為獲得所謂性公民身份而展開的鬥爭並不只侷限於殘疾人權利運動。發起運動的人已證實，在特定國家，性少數群體會被邊緣化，他們無法享受平等，甚至還會被當成罪犯。活動家們希望性權利成為殘疾人的基本權利，然而，如何保障該權利仍處於爭論之中。
或許，令人吃驚的是，儘管倫理學家們探究過殘疾人買春的問題，但我們似乎仍不太瞭解性公民身份，對它在醫學倫理刊物中引發出的廣泛問題也知之甚少。
有些人認為，某些殘疾人只能以買春的方式享受性，所以他們不應因嫖娼而受罰——國家甚至應該替他們付買春的費用。而其他人則聲稱，性需求實際上並不是一種權利，有志願團體幫他們滿足需要就足夠了。在研究賣淫的潛在危害時，某位倫理學家認為，在准許性“權利”的背後或許存在著一種狹隘的利益。
殘疾人對此又有何看法呢？借用殘疾活動家創造的口號來說就是：“我們的事，我們必須參與”。
某些殘疾人認為，國家應該允許無法自主獲得性伴侶的人尋求性援助服務，甚至還應該替他們買單。也有人呼籲推行其他的援助方式，如開展同類互助主題活動——幫助殘疾人重獲自信。更廣泛的共識是，應該讓殘疾人多接觸性教育。殘疾人也希望撕掉性無能的負面標籤。
2005年，《殘疾人時刊》（Disability Now）發現，37.6 %的殘疾男性和16%的殘疾女性會考慮買春——儘管比例不大，但仍高於普通人群。不過，某些傑出的英美殘疾活動家並不喜歡“以錢買性”的想法。
謝菲爾德大學的殘疾社會學家克斯蒂·利迪亞德（Kirsty Liddiard）博士最近採訪了一群買春的殘疾男人。他們買春的理由包括：獲得性技巧和經驗、活躍身體、積累與男性朋友聊天的談資、獲得獨立感。她總結道，這些理由“遠遠超出了‘男性——特別是殘疾男性——需要性’的範圍。男人通常把將性和親密關係聯繫在一起，因而會產生不滿足感，進而渴望得到更多。”
（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363460714531272）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儘管她認為賣春合法化能讓女性性工作者更加安全，但她也表示：“人們之所以關注性服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男權文化中，在這種環境下，社會會助長男性的欲求。我的研究顯示，和無法坦言性需求的年輕殘疾女性相比，殘疾男人可以更老道、更自由地討論性事。”
美國的殘疾人維權者埃裡克斯·吉尼斯（Alex Ghenis）此前是約會和親密關係專欄作家，他反對性服務合法化：“頒佈法案會讓性商品化。整個社會會因此認為，既然男人可以享受性了，那就沒必要進行更廣泛的社會變革了——妓院已經讓他們享受到了性，我們就無需改變針對徘徊於社會之外的殘疾人的態度了。”
吉尼斯補充道：“這是對我們的同情和溺愛，我們似乎只需要有所慰藉……整個社會不需要為我們而改變。”
深受朋克和哥特文化影響的電視主持人、音樂家米克·斯卡利特（Mik Scarlet）是英國殘疾人組織“英國變強（Enhance the UK）”裡的‘知音大叔’。該組織運營了“愛之屋”網站，專門為殘疾人提供性和親密關係方面的諮詢。“設想一下，”他說道，“作為一個在盧頓長大的殘疾人，我現在終於可以合法買春了，這顯然是我破處的唯一機會。”
“但我與性的關係立刻就扭曲了，這意味著以後我遇到的人都會說，‘他是殘疾人，他肯定嫖過；我可不想和嫖過的人上床。’因為你買過春，於是你強化了這個事實。”
“我們正在強化這一觀點：過於醜陋、殘疾程度太重，以至於不能像正常人一樣過性生活的的人只能嫖。可我們有什麼權利壓迫女性，讓她們成為商品呢？難道因為我們身患殘疾就可以犧牲她們？我希望活在一個能將我視為正常性伴侶的世界中。”
無論初衷多麼美好，他仍擔憂某些殘疾人是否有能力認可並接受性服務：“如果有人因嚴重殘疾而無法表示認可——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那我們還是無能為力。”
“你要保護人們。不管你喜歡與否，性並不是他們擁有的權利。很多人健全人也沒有性。性不是一種權利。”
更廣泛的問題
主流媒體圍繞性和殘疾人的爭論反映了醫學倫理學家的觀點，他們旨在研究殘疾人是否有“權利”買春。但這一問題只是冰山一角。
殘疾人學者和活動家們探討的領域更為廣泛，其中包括圍繞心智能力展開的知情權探討、針對殘疾人的強制絕育、殘疾人在療養機構中享受性並免遭性侵的權利，以及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殘疾人應該擁有的權利。
居·戈斯林博士（Dr. Ju Gosling）是維護殘疾人權利的活動家，也是《異常：英國人的身體為何焦躁不安及解決指南》一書的作者，這本書揭示了治療“異常”身體的方法。她說：“大部分女性都希望建立親密關係，殘疾人也不例外。”她擔心有人會阻礙有智力障礙的女性尋求性關係，她們太容易被人利用了。
居·戈斯林還致力於維護性少數群體的權利。她估計，三分之一的LGBT 人士都有殘疾。她表示，殘疾的LGBT人士面臨的障礙與健全的LGBT人士極為不同——尤其是當他們需要私人助手或看護幫助時，其中某些人不僅不贊同他們的性取向，甚至還會試圖控制他們。
她舉了一個例子：有智力障礙的異性戀情侶可以留宿安置房，而同性戀或跨性別情侶不行。以後，他們可能會進入護理院，在那裡，他們的性行為會遭人嫌棄。她說道：“人們有權利做自己，他們不應該被迫隱藏他們的愛。”
圖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前行之路
米克·斯卡利特年少時損壞了脊柱，和很多類似的青少年一樣，他曾以為自己失去了性能力。但結識了拉拉朋友們後，他很快就釋然了。幾年後，他遇到了戴安·華萊士（Diane Wallace），他們已經一起生活了20多年。
戴安與米克。圖源：Anariel Design
他說：“我認為性不只侷限於插入，很多殘疾人也上床，但他們的性與常人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性生活缺失了什麼。如果生殖器沒有感覺，為何不讓其他地方成為你的敏感地帶呢？”
“好多人不懂這個道理，”戴安說道，“人們覺得，米克的殘疾會終結我們的床上運動。但米克本身就很性感；他是那麼的從容與自信。”
2003年，潘妮·佩珀（Penny Pepper）出版了《未誕生的慾望》（Desires Unborn）。該書以殘疾人為主角，講述了許多篇幅短小的情色故事，頗具開創意義。佩珀說：“我覺得自己能開放輕鬆地談論性，但很多健全人卻做不到。這是因為我們不得不面對殘缺的身體，談論‘性’沒有什麼不好。”
她舉了一個例子：她能要求之前的私人助理將她和伴侶擺成能行房事的姿勢：“他有視力障礙，所以我們上床時要用到椅子。我們行房事前的準備過程看起來就像是喜劇小品！”但她又說：“性是通往快樂的關鍵。每個不符合主流審美（無論殘疾與否）的人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在加州大學伯利克分校，殘疾學生聯合會仍致力於打破殘疾人和健全人之間的界線，它為學生及學者們舉辦了可暢所欲言的討論會——“殘疾會終結人生嗎？”參會者圍繞殘疾、戀愛和性展開了討論。
在關於研討會的紀錄片中，某位與健全女性約會的學生深受觸動，他說，當時“她建議我坐在輪椅上同她啪啪啪。這是她接納我的終極表示”。一位年輕的殘疾女性侃侃而談道：“我對性如痴如醉。它讓我們重新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事實也確實如此。
殘疾活動家們正耐心提出關於性的合理觀點，這些觀點將適用於所有人。
米克·斯卡利特曾表示性不只是插入，這種觀點適用於老人、被性侵後厭惡插入的女性，或生殖器因患病或受傷而被切除或遭受損傷的男性。事實上，某些殘疾人的非生殖器區域，如肩膀或口腔內也十分敏感，對於想深入瞭解性的人來說，這是很實用的知識。性不一定非要和生殖器關聯，亦或者說，我們無需遵循異性戀啪啪啪的方式。
利迪亞德發現這是她研究中最具力量的部分。“殘疾和障礙可以給性增添活力，改變我們對性別和性的標準化認知。殘疾的身體讓跳脫思想束縛，不再以插入定義性，不再裝模作樣的看待性。”
通過對抗圍繞性的破壞性流言，或許殘疾人最終會解放所有人。
關於文中術語：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殘疾人士（disabled people）一詞，該表述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詞彙，比如也有使用“身心障礙”代替殘疾/殘障的，任何可能存在的冒犯都是無意為之，還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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