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在大多数人站在健全人的立场上去探讨残障人士的“性权利”之前，我们也许需要先讨论一下——拥有性行为是否真的是一种权利？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每个性成熟的个体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性需求，但需求似乎并不直接等同于“必须要被满足的需求”，即权利。
诚然，残障人士的性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更难被满足，但实打实地说，没有性生活的人不仅仅是残障人士，有太多太多的健全人士依旧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自身“欲求不满”。残障人士有在马路上通行的权利，所以人行道的中间往往设置了盲道；残障人士有上下楼梯的权利，所以建筑里往往会有供轮椅使用者使用的电动扶梯，但当我们谈论性这一极度私密的话题时，问题往往变得复杂了起来：健全人即便没有性伴侣，也可以发挥自己动手的优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己——而残障人士可以走盲道，坐电动扶梯，但却很有可能无法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性需求（或者说，普通个体有性欲或缺少性欲，但不论怎样都可以自主获得，而残疾人即便有性需求，也未必能够通过自己或他人完成）。在这一语境下，满足性需求切实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而拥有性行为也真的成为了一种权利。
文/Katharine Quarmby
译/antusen
校对/Anthony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sex-disabilit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下文包含部分裸露图片，可能不宜在工作场合观看）
米莉·多拉尔。图源：wikipedia
身着绿色羽毛裙的米莉·多拉尔（Millie Dollar）在台上跳着滑步，像往常一样以撩人的表演结束了晚间节目。她身处的爱泼斯坦剧院（Epstein Theater）装潢华丽，位于利物浦，在场观众无不为她性感的舞姿所倾倒。
在某次采访中，她称滑稽歌舞为她提供了通过服装、保留节目和舞蹈进行交流的方式——她的表演无疑是惊艳的。观众并不知道她听力有问题，这意味着她必须一边舞姿撩人，一边努力跟上节奏。
近年来，许多残疾演员走上舞台，给主流观众带去了欢乐。多拉尔用坦率、深刻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听力受损、陷入抑郁的事，但在工作时， 她（不像某些人）并不会提及这些。
国际知名跨领域演员马特·弗雷泽（Mat Fraser）一直在探索残疾、娱乐和性之间的关系。他出演过美国流行电视剧《美国恐怖故事》。在某次采访中，他说：“人们认为残疾人一不能打架，二不能啪啪啪……但我不仅有一条黑腰带，还很擅长床上运动。享受肉欲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演员马特·弗雷泽。图源：This is Not Television
研究表明，与健全人相比，残疾人较难找到长期伴侣或结婚，尽管这主要取决于残疾的类型。2014年的一项报纸民意调查曾询问英国人是否与残疾人发生过性关系，44%的人表示“没有，我不会那样做”。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消除社会主流对残疾人性行为的负面印象呢？几十年来，残疾人和盟友们一直在奔走呼吁。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改变正在发生，不过新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压制史
数百年来，残疾人的性生活一直处于被压制、利用，乃至被破坏的状态。人们不太相信他们能有性事，且认为他们的性行为不同于健全人。
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博士是一位残疾的学者，大约20年前，他撰写了《残疾人的性政治》。此文仍是该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循证研究之一。他说：“我认为，在人们眼中，残疾人的性生活要么是空白的——即认为残疾人没有性生活——要么是反常和纵欲的。”
（www.uea.ac.uk/medicine/people/profile/tom-shakespeare）
莎士比亚辨识出的主流社会态度，从古典时代开始，就已成为贯穿神话与文学的线索。残疾角色及其性事在传说和古文中频频出现，但通常都被赋予了强有力的负面隐喻。
想想有关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注：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砌石之神、雕刻艺术之神、铁匠之神，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的神话吧！他生来“脚部肌肉萎缩”，因而被母亲从奥林匹斯山赶了出去。后来他娶了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注：古希腊神话中的性爱女神），但女神却认为丈夫的残疾使他丧失了男子气概，因而对他不忠，赫菲斯托斯被戴了绿帽子，受尽蔑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有类似的故事情节：查泰莱夫人的丈夫是个“跛子”，因而她与看守人私通，以满足自己的肉欲。
当残疾的男人因身体缺陷丧失了性能力，且其性伴侣向他人寻求抚慰时，性伴侣的行为被称作“查泰莱综合症”（Chatterley Syndrome）。
正如莎士比亚所见，人们认为残疾的男人（残疾女性受到的影响较小）会因此阳痿和性冷淡，他们缺乏魅力，容易被嘲笑和利用。正如西塞罗（Cicero，注：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所写：“畸形和残疾很适合被用来制造笑料。”
因身体残缺被贴上性无能标签的理查德三世。图源：The Baron's Men
这或许能够解释人们先前提出的设想——最好能将残疾人从两性关系中剥离出来，以免他们面临被拒绝的风险。也有人认为应该忽视残疾人的性欲，因为他们不应该——或不可能——得到满足。
还有一种老套的说法：残疾是对于罪行的惩戒，因此邪恶又强大（强大？真是自相矛盾的想法）的残疾人绝非合适的性伴侣。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笔下身心扭曲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说自己因为身体残缺被“粗鲁地烙下印记”，贴上了性无能的标签。
残疾人，特别是有智力缺陷的女性，还会被冠以放荡的恶名。这种做法致使残疾女性（尤其是收容所的残疾女性，数百年来，她们屡屡被强奸和虐待）不断遭受虐待。19世纪初，已有揭发者提供了某些人施加恶行的证据——包括残疾女性被强奸乃至被谋杀的证据。
汤姆·莎士比亚称，另一种主流的想法在无意识地——有时有意识地——围绕“生殖健康”一说，暗示残疾人可能受到了污染，他们可能会把“问题”传给下一代。
残疾人已经在很多方面驳斥了这种想法：例如，性关系和生育完全无关，并不是所有的缺陷都会遗传，不过也有很多残疾人接受自身缺陷，承认缺陷可能会遗传。比如，失聪群体将耳聋视为一种文化，而非缺陷，他们认为应该接纳并欢迎它的到来。
依托优生学——一门如今早已不足为信的社会哲学——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优生学家）极力追捧“污染论”，甚至抛弃了逻辑。他和赞同他的人认为，残疾人（还包括穷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合生育者”）不能孕育后代。
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图源：wikipedia
起源于英国的优生运动在美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截至1914年，近三分之二的州以法律手段禁止“低能”及“神志不清”的人结婚。所谓的“丑陋法”（Ugly Laws）于19世纪80年代首次通过，该法禁止“容貌不堪入目的人”外出。1907至1928年间，数千名美国人被绝育了。
整个欧洲和美国合法化优生学的举动顺利成章地引发了骇人听闻的结果：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有计划地杀害了数千名残疾人。截至二战结束，大约有20万名残疾人惨遭谋杀。
无性欲、性欲过盛、邪恶、被污染：这四类历史上毁灭性的陈词滥调给残疾人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残疾人运动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始于美国的残疾人运动首次向歧视残疾人的观点宣战。首批残疾的美国退伍老兵开始陆续从越南战场返回，他们迫切需要包容。在这场新民权斗争中，学生也是主力。
爱德华·罗伯茨（Ed Roberts）是首位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的重度残障学生。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和其他残疾学生组建了 “轮转四人组”（The Rolling Quads）团体，提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第一所真正接纳残疾人的大学。自此，英国的残疾人活动分子们开始寄希望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更多美国民众，能支持民权斗争，支持人们获得独立生活的权利。
爱德华·罗伯茨（1939-1995）。图源：UC Berkeley News
学生活动分子也希望获得性爱的权利。加州大学附近成立了性与残疾人中心，性治疗师在这里向残疾学生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联系逐渐为人所知的“性伴侣替代人”。尽管绝大部分美国的州禁止卖淫，但“性伴侣替代人”是否合法（如今也是）却无人定义——严格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提供的性服务既不合法也不违法。
残疾作家马克·奥·布莱恩（Mark O’Brien）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英语和新闻，20世纪80年代，他受杂志委托，就性生活问题采访了一些残疾人。此事让他开始探索自己的性事。他在《太阳杂志》中写道：“我想被爱……被拥抱、被爱抚、被珍视。但我太过憎恨自己且充满了恐惧。我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我在伯克利认识的大多残疾人都有性生活，其中也包括像我一样畸形的人。但我就是没有发生过关系。”
电影《亲密治疗》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后来，奥·布莱恩见了一位名叫谢丽尔·科恩·格林（Cheryl Cohen Greene）的性治疗师，体验了初夜。他们成了终生挚友。奥·布莱恩的故事被拍成了两部影片——一部是荣获奥斯卡最佳短片奖的《呼吸的代价》（Breathing Lessons），另一部是《亲密治疗》（The Sessions）。1999年去世前，他和作家苏珊·弗恩巴克（Susan Fernbach）共度了5年的快乐时光。马克·奥·布莱恩竭力争取性权利的举动为残疾人争取更广泛性权利的运动树立了榜样。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通往性公民权之路
“支持残疾人寻找伴侣并享受性爱让我感到无尽的欢乐和满足，” 塔皮·欧文斯博士（Tuppy Owens）说道。她是性治疗师，著有《支持残疾人及其性生活：针对健康及社会保健专业人士的指南》。
（www.jkp.com/uk/supporting-disabled-people-with-their-sexual-lives-2.html/）
20年间，为了提升残疾人的自信，让他们能获得性服务，她一直奔走往来着。此外，她还运营了性与残疾人服务热线、TLC 网站（为残疾人提供性服务的网站）、方便残疾人交友、恋爱的“局外人俱乐部”。她还开办了同伴互助线上俱乐部和“性尊重资料网”，后者用于协助康复或社会保障中心的员工自如地发起关于性的对话。
有些故事真的很感人。有位女士曾在同伴的帮助下调整了导尿管的位置，她说：“原来我可以在携带导尿管的情况下穿比基尼，但它却让我难以行房事。当我对我的咨询师说，相比日光浴，我更喜欢性时，他说 ‘没问题，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导尿管的位置’。后来，我和我丈夫性致盎然了许多！”
欧文斯的书不仅为残疾人开辟了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还提供了实用建议，比如不同类型的残疾适用什么样的性玩具。这些性玩具包括震动垫、遥控自慰设备和方便行动不便之人使用的、带有长手柄的震动棒。
“触感之家”创始人瑞琪儿·沃顿（右）。图源：Dream Newz Blog
在全世界，还有很多像欧文斯这样帮助残疾人满足性需求的人。澳大利亚的性工作者瑞琪儿·沃顿（Rachel Wotton）是 “触感之家”（Touching Base）的创始人之一，自2000年以来，该慈善机构一直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寻找性工作者。此后，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出现了类似的计划。
沃顿竭力维护性产业及该产业在服务残疾人方面发挥的作用：“对某些残疾人而言，他们只能傻傻等着人们开口表示 ‘我想和脑瘫患者约会’——你可以看看我的某些客户，他们很难拥有性伴侣……但如果他们选择来见我，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社会也应当有所转变，残疾人应当和健全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又不是孤注一掷的事情。”
在许可性交易的国家（如荷兰、德国、丹麦和瑞士），人们对向残疾人提供性服务一事持开放的态度。在荷兰和丹麦，社工不仅会询问残疾人是否需要性方面的支持，甚至还会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以便让性辅助师或性工作者上门服务。荷兰的妮娜·德·弗里斯 （Nina de Vries）是在欧洲开创“性辅助师”服务模式的先锋人物。有次在波茨坦的家中接受Skype采访时，她讲了20世纪90年代时，残疾人是如何开始要求她提供色情按摩的事（她不卖身，也不做口部接触）。随着业务的扩大，媒体及各类会议都会邀请德·弗里斯向人们讲述她的工作。
2003年，瑞士慈善机构Pro Infirmis邀请她帮助苏黎世建立更加正规的“性辅助师”网站时，招致了宗教团体和某些残疾人的强烈反对。该慈善机构不得不取消了计划，但另一家组织目前正在瑞士提供类似的服务，法国也有类似的组织。自2008年起，日本一家名为“素手”（White Hands）的机构一直在为残疾人提供具有临床性质的手部服务。
非营利组织“素手”创始人阪爪真吾（Shingo Sakatsume）。图源：The Japan Times
德·弗里斯目前在为智力障碍和失智患者提供服务，但她坦言自己在个人能力和交流方面有所顾虑。“我为不能进行言语交流的人提供服务，但他们能够用肢体、声音或面部表情清楚表达‘是’或‘否’。”当她认为客人不能清楚表明期待什么样的服务时，她也会拒绝提供服务。
在澳大利亚，触感之家与智力障碍和残疾人组织在共同制定一致的指导方针。沃顿表示：“目前有很多人在探讨如何达成一致。就失智症而言，我们也在研究他们过去的行为习惯，及丧失能力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进行了很多开诚布公的讨论，关于每个人自愿同意的内容。我们的责任是理解人们的交流，不管交流的媒介是文字、图片，还是辅助适应装置。”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我们的事，我们必须参与”
为获得所谓性公民身份而展开的斗争并不只局限于残疾人权利运动。发起运动的人已证实，在特定国家，性少数群体会被边缘化，他们无法享受平等，甚至还会被当成罪犯。活动家们希望性权利成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如何保障该权利仍处于争论之中。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伦理学家们探究过残疾人买春的问题，但我们似乎仍不太了解性公民身份，对它在医学伦理刊物中引发出的广泛问题也知之甚少。
有些人认为，某些残疾人只能以买春的方式享受性，所以他们不应因嫖娼而受罚——国家甚至应该替他们付买春的费用。而其他人则声称，性需求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权利，有志愿团体帮他们满足需要就足够了。在研究卖淫的潜在危害时，某位伦理学家认为，在准许性“权利”的背后或许存在着一种狭隘的利益。
残疾人对此又有何看法呢？借用残疾活动家创造的口号来说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必须参与”。
某些残疾人认为，国家应该允许无法自主获得性伴侣的人寻求性援助服务，甚至还应该替他们买单。也有人呼吁推行其他的援助方式，如开展同类互助主题活动——帮助残疾人重获自信。更广泛的共识是，应该让残疾人多接触性教育。残疾人也希望撕掉性无能的负面标签。
2005年，《残疾人时刊》（Disability Now）发现，37.6 %的残疾男性和16%的残疾女性会考虑买春——尽管比例不大，但仍高于普通人群。不过，某些杰出的英美残疾活动家并不喜欢“以钱买性”的想法。
谢菲尔德大学的残疾社会学家克斯蒂·利迪亚德（Kirsty Liddiard）博士最近采访了一群买春的残疾男人。他们买春的理由包括：获得性技巧和经验、活跃身体、积累与男性朋友聊天的谈资、获得独立感。她总结道，这些理由“远远超出了‘男性——特别是残疾男性——需要性’的范围。男人通常把将性和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因而会产生不满足感，进而渴望得到更多。”
（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363460714531272）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尽管她认为卖春合法化能让女性性工作者更加安全，但她也表示：“人们之所以关注性服务，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男权文化中，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会助长男性的欲求。我的研究显示，和无法坦言性需求的年轻残疾女性相比，残疾男人可以更老道、更自由地讨论性事。”
美国的残疾人维权者埃里克斯·吉尼斯（Alex Ghenis）此前是约会和亲密关系专栏作家，他反对性服务合法化：“颁布法案会让性商品化。整个社会会因此认为，既然男人可以享受性了，那就没必要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了——妓院已经让他们享受到了性，我们就无需改变针对徘徊于社会之外的残疾人的态度了。”
吉尼斯补充道：“这是对我们的同情和溺爱，我们似乎只需要有所慰藉……整个社会不需要为我们而改变。”
深受朋克和哥特文化影响的电视主持人、音乐家米克·斯卡利特（Mik Scarlet）是英国残疾人组织“英国变强（Enhance the UK）”里的‘知音大叔’。该组织运营了“爱之屋”网站，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性和亲密关系方面的咨询。“设想一下，”他说道，“作为一个在卢顿长大的残疾人，我现在终于可以合法买春了，这显然是我破处的唯一机会。”
“但我与性的关系立刻就扭曲了，这意味着以后我遇到的人都会说，‘他是残疾人，他肯定嫖过；我可不想和嫖过的人上床。’因为你买过春，于是你强化了这个事实。”
“我们正在强化这一观点：过于丑陋、残疾程度太重，以至于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性生活的的人只能嫖。可我们有什么权利压迫女性，让她们成为商品呢？难道因为我们身患残疾就可以牺牲她们？我希望活在一个能将我视为正常性伴侣的世界中。”
无论初衷多么美好，他仍担忧某些残疾人是否有能力认可并接受性服务：“如果有人因严重残疾而无法表示认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我们还是无能为力。”
“你要保护人们。不管你喜欢与否，性并不是他们拥有的权利。很多人健全人也没有性。性不是一种权利。”
更广泛的问题
主流媒体围绕性和残疾人的争论反映了医学伦理学家的观点，他们旨在研究残疾人是否有“权利”买春。但这一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残疾人学者和活动家们探讨的领域更为广泛，其中包括围绕心智能力展开的知情权探讨、针对残疾人的强制绝育、残疾人在疗养机构中享受性并免遭性侵的权利，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残疾人应该拥有的权利。
居·戈斯林博士（Dr. Ju Gosling）是维护残疾人权利的活动家，也是《异常：英国人的身体为何焦躁不安及解决指南》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揭示了治疗“异常”身体的方法。她说：“大部分女性都希望建立亲密关系，残疾人也不例外。”她担心有人会阻碍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寻求性关系，她们太容易被人利用了。
居·戈斯林还致力于维护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她估计，三分之一的LGBT 人士都有残疾。她表示，残疾的LGBT人士面临的障碍与健全的LGBT人士极为不同——尤其是当他们需要私人助手或看护帮助时，其中某些人不仅不赞同他们的性取向，甚至还会试图控制他们。
她举了一个例子：有智力障碍的异性恋情侣可以留宿安置房，而同性恋或跨性别情侣不行。以后，他们可能会进入护理院，在那里，他们的性行为会遭人嫌弃。她说道：“人们有权利做自己，他们不应该被迫隐藏他们的爱。”
图源：Sofie Middernacht and Maarten Alexander
前行之路
米克·斯卡利特年少时损坏了脊柱，和很多类似的青少年一样，他曾以为自己失去了性能力。但结识了拉拉朋友们后，他很快就释然了。几年后，他遇到了戴安·华莱士（Diane Wallace），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20多年。
戴安与米克。图源：Anariel Design
他说：“我认为性不只局限于插入，很多残疾人也上床，但他们的性与常人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性生活缺失了什么。如果生殖器没有感觉，为何不让其他地方成为你的敏感地带呢？”
“好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戴安说道，“人们觉得，米克的残疾会终结我们的床上运动。但米克本身就很性感；他是那么的从容与自信。”
2003年，潘妮·佩珀（Penny Pepper）出版了《未诞生的欲望》（Desires Unborn）。该书以残疾人为主角，讲述了许多篇幅短小的情色故事，颇具开创意义。佩珀说：“我觉得自己能开放轻松地谈论性，但很多健全人却做不到。这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残缺的身体，谈论‘性’没有什么不好。”
她举了一个例子：她能要求之前的私人助理将她和伴侣摆成能行房事的姿势：“他有视力障碍，所以我们上床时要用到椅子。我们行房事前的准备过程看起来就像是喜剧小品！”但她又说：“性是通往快乐的关键。每个不符合主流审美（无论残疾与否）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残疾学生联合会仍致力于打破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的界线，它为学生及学者们举办了可畅所欲言的讨论会——“残疾会终结人生吗？”参会者围绕残疾、恋爱和性展开了讨论。
在关于研讨会的纪录片中，某位与健全女性约会的学生深受触动，他说，当时“她建议我坐在轮椅上同她啪啪啪。这是她接纳我的终极表示”。一位年轻的残疾女性侃侃而谈道：“我对性如痴如醉。它让我们重新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残疾活动家们正耐心提出关于性的合理观点，这些观点将适用于所有人。
米克·斯卡利特曾表示性不只是插入，这种观点适用于老人、被性侵后厌恶插入的女性，或生殖器因患病或受伤而被切除或遭受损伤的男性。事实上，某些残疾人的非生殖器区域，如肩膀或口腔内也十分敏感，对于想深入了解性的人来说，这是很实用的知识。性不一定非要和生殖器关联，亦或者说，我们无需遵循异性恋啪啪啪的方式。
利迪亚德发现这是她研究中最具力量的部分。“残疾和障碍可以给性增添活力，改变我们对性别和性的标准化认知。残疾的身体让跳脱思想束缚，不再以插入定义性，不再装模作样的看待性。”
通过对抗围绕性的破坏性流言，或许残疾人最终会解放所有人。
关于文中术语：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残疾人士（disabled people）一词，该表述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词汇，比如也有使用“身心障碍”代替残疾/残障的，任何可能存在的冒犯都是无意为之，还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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